跨越陷阱的日韩经验

　　作者：张亚光

　　现在全球低收入国家实际上是少数，高收入国家也是少数，绝大多数国家是在中等收入这个层次，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还处于徘徊、停滞不前阶段，没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奇迹”的领跑者。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漫长的工业革命进程对比，日韩两国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产业升级造就经济奇迹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衬衫换飞机的贸易中，双方国家的人均GDP是相等的。从统计意义上说，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别也正在这个地方。通过产业升级战略，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布局结构，使工人的单位劳动创造出更高的单位价值，这是实现人均GDP指标提升的最有效途径。

　　日本：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上世纪50年代初期，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出口行业中机械行业占比大幅上涨，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也因此大幅提高，机械电子类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980年开始，日本政府觉察到，依靠基础工业延续的经济奇迹不会再出现，产业结构应转向以最终消费产业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日本经历了“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通过成功的产业升级，进入了具备完全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者”行列。

　　韩国：从保护战略产业到鼓励创新活动。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汉江奇迹”主要也是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此后韩国就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因此韩国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订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如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以及其它保护措施等，转向了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韩国将产业技术开发作为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同年出台科技发展15年规划，明确提出将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逐步转到企业；制定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积极推进产业技术开发促进措施的实施。投资方向也从轻工业和成熟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

　　重视民生，缩小差距

　　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国内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也有密切关系。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实施。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47。但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收入差距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韩国：重视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韩国之所以能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把总体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重视农村地区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这些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首先，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是影响人均GDP增长水平最直接的因素，由农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意产业，日韩两国已经探索出了清晰的路径。

　　其次，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工业化程度越高，贫富差距越容易扩大，社会越不容易稳定。社会一旦陷入动荡，发展就无从谈起。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很好地控制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国民在面对经济发展机遇时拥有大致均等的机会，社会因此相对稳定。

　　最后，政府在跨越过程中始终处于强势的引导地位。日韩两国的历次产业战略调整和转型，几乎都是由政府率先制订政策并加以推动。一方面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某些措施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未雨绸缪地引导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等收入陷阱困扰东南亚国家

　　作者：高伟

　　越南：

　　越南自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发展令人瞩目。1991- 2000年越南的GDP年均增长率达7.6%。但是近期越南经济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主要表现为：

　　通货膨胀严重。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越南通货膨胀呈现持续上扬。

　　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越南盾大幅贬值。越南近几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主要原因是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使越南的进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越南盾自2008年3月下旬急跌后，其汇率持续下滑。

　　股市楼市双双暴跌。越南的股市和房市已接近崩盘。

　　国家信用评价下降，国家财政力量薄弱。标准普尔、惠誉、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纷纷将越南长期债务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低至负面。这将导致越南主权信用的下降。已有大量资本外逃，这可能导致越南盾的继续贬值，引发恶性循环，同时这也将使越南政府向外举债，吸引外资变得困难。

　　越南潜在的经济问题：

　　东盟(AFTA)，世贸组织(WTO)，自由贸易协定(FTAs)——(东盟产品特别是日本产品)的大量涌入可能摧毁越南的工业基地。

　　泰国自1961年起开始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他信政府执政以来，强调“双轨式”经济发展战略，主张拉动内需与外贸外资并重。泰国是东南亚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2000年GDP总量为1654亿美元，人均达到2738美元，是次区域六国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海湾战争和国内政局的影响，泰国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年均增长率仍有8%左右。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崛起，泰国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主要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农业国逐步向新兴工业国转化。1995年，泰人均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世界银行将泰国列入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1996年，泰国经济增长率急骤下降，仅达6.9%，为过去13年来最低水平。尤其是外贸出现严重滑坡，增幅猛降到不足1%。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 8.3%，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6.2%。

　　越南有可能失去批量生产的基础，而只能作为销售代理。越南的工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太高，但是技术水平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又太低。

　　过早放开资本项目助长了国际游资投机行为，打乱了越南的金融秩序。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而这些对游资的宽松政策为越南的股市楼市暴跌，本币贬值，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埋下了隐患。

　　泰国：

　　泰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具体表现为：

　　农村贫困问题成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威胁。泰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平衡，曼谷及邻近的5个府发展最快，与这些地区毗邻的另10个府次之，其它府、特别是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

　　经济不景气的预期导致外资流入下降。金融危机后，泰国通过调整金融部门的资本结构，引进了大量外资，出现了一个外资流入高潮。近年来，外国赴泰投资明显放缓。

　　泰国对于国外经济的依赖过于严重。近年来，美国经济放缓、日本经济也持续萎靡，使泰国对美国及亚洲地区出口下降。

　　金融危机后金融部门的巨额坏账一直困扰着经济的健康发展。

　　产品附加值过低，很难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

　　马来西亚：

　　从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很快。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到80年代已经成为亚洲的“四小虎”之一。这一飞跃主要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的。但是随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

　　马来西亚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P)。这一政策在当时是成功的，但是现在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一经济政策与知识导向型的增长不一致，导致了私有经济的投资额大幅下降(1995年占GDP的32.7%，而到了2007年只占9.3%)。这一政策过多地关注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的增加，法制不健全，种族主义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

　　具体来说：

　　价格控制。1946年，马来西亚执行了价格控制政策，而且直到今日这一政策依然存在。价格控制的产品包括基本必需品如大米、面粉、糖、肥料、牛奶、鸡肉，甚至出租车费。由于价格控制，这些商品在马来西亚的价格较低。这直接导致了马来西亚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由于劳动力的低廉，导致了马来西亚的生产主要依靠原料和劳动力，而不是机器设备。这使得马来西亚生产的产品价值较低，生产率增长缓慢。

　　补贴政策。马来西亚的补贴政策开始于1961年，补贴的项目包括汽油、天然气、糖、大米和其他的基础物品。这些补贴项目到了20世纪70年代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负担。导致政府鲜有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兴建，拖慢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

　　产权控制政策。马来西亚的产权控制使得成功的中国企业不能在股票市场上大量融资，许多中国企业都将总部搬出了马来西亚本土。 (资料提供：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高伟)

　　拉美国家的反面教训

　　作者：张勇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与起步时间相近但用时不到20年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某些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

　　“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惑

　　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危机频发则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前有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有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有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这一切都表明，奉行“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严重。资料显示，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低者为0.44，最高者为0.66。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 正规就业大幅缩减，非正规就业比重显著增加，1990-1998年非正规部门(自谋生计者、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61%。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化，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的职业分层不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问题虽然在经济扩张周期中有所缓解，但是程度依然严重。整个拉美地区贫困率1990年达到48.3%，创历史纪录。至2008年拉美贫困率降至33.2%，但是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贫困率再度反弹。

　　拉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之谜

　　发展模式转换错失良机，贻误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拉美的失误在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反而继续维持着“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使进口替代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

　　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存在“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在拉美国家作为“精英意识形态”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要求保持传统，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经济财富的这种集中，即使在民主制度中，也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这种不稳定的极端情况必将导致中产阶级的流失。

　　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对经济所具有的“稳定器”作用在拉美几乎丧失。选举周期对预算执行的影响、各级政府之间对财政安排的博弈等都对财政政策制定产生作用。由于缺乏充足有效的制度框架，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债台高筑，顺周期性最终导致危机和经济崩溃。当高失业率、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时，情况更糟。因此，在政策不能提供稳定预期的经济环境中，社会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国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走向极端，公共政策难以发挥效果。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保障，例如，特殊的关税、税收、货币等，国家的作用可以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如：阻碍市场运作效率，滋生寻租、投机和腐败行为等。而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时期，市场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作用被极度削弱，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此时日渐式微的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已经无钱可存的老妇人：“我来银行存点东西……”(注：按西方老百姓的传统说法，家里的钱是“藏在床垫底下的”。)

　　拉美启示：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

　　拉美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将涉及社会平等的因素考虑进来。实施这种融合发展战略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能够制定一体化政策的制度。该制度应该以促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为指导原则；应该让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积极参与，特别是要重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应该完善经济和社会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制并使社会领域成为主流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简言之，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正因素，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从拉美国家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