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 实习生 胡涵

　　发自南京

　　“一块地牟利2000万元，南京现暴利拆托”，这一新闻来自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在6月22日公布的一批渎职侵权案件通报中。“拆托”——这个游走于拆迁户和拆迁方之间的群体，仿佛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名词，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暴利职业。

　　事实上，自从国内出现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拆托”就随利而生。不透明的拆迁政策，不平等的谈判方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府介入，都是“拆托”的生存土壤。

　　“大鳄”

　　"类似徐善伟这样的“拆托”，应当被归为“拆托”中的大鳄——数量少，利润高。"

　　在公开报道中，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负责人将“拆托”定义为拆迁领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一般以拆迁户‘代表’或‘代理人’的名义出现，在政府部门、拆迁单位和拆迁户之间周旋，采用各种手段谋取不法利益。”

　　江苏检方的通报让“拆托”徐善伟的案例广为人知。徐以4.5万元行贿南京金陵职业教育中心原校长，以30万元承租该校地块，随即加盖10000平方米违章建筑。其后，通过行贿南京市白下区的相关拆迁负责人、房管局副局长等官员，使违章建筑变身合法建筑，得到了近3000万元的拆迁补偿。扣除行贿和建筑成本，徐善伟单这一个项目就获利高达2000余万元。

　　另一个案例中的“拆托”亦通过行贿获得暴利。在宁杭高速公路二期的拆迁项目中，南京某村委会副主任王某以被拆迁人亲戚的名义，承诺给拆迁负责人好处，让其多算点面积。随后，原本政策规定中只赔6万元的房子，最终获得了103万元的赔偿款。其中6万元王某给了被拆迁人，5万元作为“好处费”给了该拆迁负责人，剩下的92万元全部自入腰包。

　　近年来南京市新建住宅每年都以250万平方米的增量快速发展，仅2009年旧城拆迁建筑面积就超过80万平方米，有近10000户家庭搬迁。据《法制日报》报道，从2008年9月到2009年7月，南京检察机关就立案查处“拆托”引发的职务犯罪案件29起，涉案人数33人。

　　如果把“拆托”这个群体比做一座金字塔，徐善伟这样的“拆托”就是金字塔的塔尖。

　　事实上，类似徐善伟这样的 “拆托”，应当被归为“拆托”中的大鳄——数量少，利润高。与之相比，更多的“拆托”是和“医托”一样，遍地撒网、小本经营。他们无法像徐善伟那样觅得足够优质的拆迁对象，更无法像徐善伟那样一掷千金，成为拆迁公司和拆迁户共同的“朋友”。

　　这些“拆托”共同的经营模式是：以各种手段帮助拆迁户索要更多的拆迁补偿，双方平分多要到的款项。假设一位拆迁户本可以从拆迁公司得到100万元的拆迁补偿，但如果“拆托”可以帮他要到120万元补偿，“拆托”就可以分到其中的10万元。

　　尽管手法不一，“拆托”们和徐善伟有着共同的特征：嗅觉灵敏——这有助于他们找到合适的狩猎对象；口齿伶俐——这有助于获得人们的信任；社会关系复杂——这有助于他们在拆迁公司和被拆迁户之间游刃有余。这些共同的特征实际上构成了“拆托”们的生存方式：找到合适的目标，对拆迁单位“抬”，对拆迁户 “压”，从中获取补偿差价。“他们一方面是地头蛇，当地群众惹不起，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中有一定人脉背景，别人谈不下来的价格他们能谈下来，别人摆不平的事他们能摆平……获利相当丰厚。”南京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林志梅这样形容“拆托”。

　　白色“拆托”

　　"众多拆迁户证实，“空白的拆迁协议”几乎是每个此类“拆托”必经的手续。"

　　在南京，“拆托”这个词是2004年最早在政府公开文件中被使用。该年，南京市秦淮区发布了“严厉打击‘拆托’，切实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的告示。该告示对“拆托”的描述是：所谓“拆托”，一般指接受被拆迁人的委托，以谋取高额非法利益为目的，采取威胁、侮辱拆迁人员，聚众造势甚至是“打砸抢” 等不正当手段，胁迫拆迁实施单位接受不平等、不等价的拆迁条件的人，常见的“拆托”大多有劣迹，属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具有涉黑性质的人员。

　　但这个定义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拆托”。此次江苏省检察机关公布的“拆托”都不在上述定义之列，现实中的拆托并不像官方公文所言的“脸谱化”。

　　老方(化名)是南京市下关区的一个拆迁户。他所在的片区刚听到拆迁的风声，就有“拆托”找上门来，主动要帮他去和拆迁公司谈判，老方担心有诈，立即拒绝。但是后来表哥介绍的“拆托”阿涛(化名)赢得了老方的信任，老方用“有量”(南京话，意即“有能量”)来形容这位“拆托”：“他开着一家很大的公司，出入有车，和拆迁办的人称兄道弟。”凑巧的是，老方的一位堂弟恰好是这位“拆托”阿涛的司机，“资质”和“能力”果然没问题。从堂弟口中老方得知，找这位“拆托”的拆迁户“排着队”，但阿涛轻易不接。

　　阿涛后来为老方争取到的拆迁补偿相当于比其他邻居多了近50万元。让老方津津乐道的是，尽管当时已经冻结了户口，但阿涛依然为他办好了分户手续，这意味着，本来老方只能按照一户家庭获得补偿，但现在却一下变成了两户。仅这一点，就意味着阿涛的触角不只伸到了拆迁办。

　　但并不是每个拆托都如此“有能量”、“讲信用”，也有拆迁户被“拆托”坑得苦不堪言。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东街60号的拆迁户赵峰(化名)就主动在网络上曝光了一个“拆托”。赵峰的房子今年年初已被强拆，但因为“拆托”，他至今没有拿到补偿款。

　　这位“拆托”刘宏(化名)，据赵峰称是南京市白下区某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他主动搭讪结识了赵峰家人。刘宏后来声称和拆迁办谈好了拆迁补偿，要求赵家签署一份空白的拆迁协议，但却拒绝告诉他究竟补偿了多少钱。刘说这样做的理由是担心赵峰把补偿价格说出去，对整个拆迁工作不利。

　　8天后，刘宏依照协议，要求赵峰先交钥匙后拿钱，而赵峰则要求先见钱后交钥匙，双方为此闹僵。其后拆迁公司依据拆迁协议将赵家强拆，刘宏销声匿迹，赵峰则分文未得。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众多拆迁户证实，“空白的拆迁协议”几乎是每个此类“拆托”必经的手续。拆迁公司和拆迁户保障各自利益的凭证，就是由此签署的一份份“阴阳合同”。“拆托”的运作能否成功，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取得拆迁户的信任，让他们接受这份空白合同。

　　相对“拆托”，请律师的前期费用也让诸多身处社会底层的拆迁户付不起，“100块钱都当很多钱在用”，很难一下掏出几千几万的律师费。

　　南京崔武律师事务所的崔武律师说，从法律意义上看，“拆托”与拆迁户之间是一种代理关系，并不违法，由于拆迁往往由政府主导，体制内的法律服务机构通常不敢介入，“拆迁户需要有人为他们服务”。

　　黑色“拆托”

　　"除了暴力和恐吓，他们很难再有其他有效的谈判手段。"

　　当然，秦淮区那份告示中所描述的黑色“拆托”，同样活跃在拆迁户们之间。除了暴力和恐吓，他们很难再有其他有效的谈判手段。他们要么依靠拆迁户，要么依靠拆迁办，天平随时会歪向其中的一边。这样的黑色“拆托”，让拆迁办和拆迁户都“敬而远之”。按曾任南京市秦淮区司法局局长、长期介入拆迁的南京市溧水县法院院长周迅的说法是：“有涉黑倾向的人不要去惹，沾上了就甩不掉。”

　　周迅说，至少在2003年，他们就已经在秦淮区发现了这类“拆托”的存在，并由此催生了“拆托”这个词。当时，拆迁办将他们和“活闹鬼”视作同类。在南京方言中，“活闹鬼”近似于小混混、古惑仔。

　　当年8月，南京市邓府巷拆迁户翁彪因为不满拆迁补偿，在拆迁办点火自焚身亡。翁彪之死直接导致了南京拆迁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这之前不同，南京开始对不同的地块进行分类，按照市场评估价格进行补偿，拆迁户和拆迁办之间的谈判有了可能。但这种改革不可能彻底，拆迁补偿中仍夹杂着各种不平等不透明的运作，一些非正常的谈判手法反而趁势而上。

　　2003年底的外秦淮河改造工程，“活闹鬼”突然加入到拆迁户的阵营，仿佛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他们像电影里收保护费一样，挨家挨户地跑，要求拆迁户委托他们去和拆迁办谈判。在这之前，人所共知的是，“活闹鬼”们常被怀疑为骚扰、驱赶拆迁户的“主力军”，翁彪和他的邻居们就深受“活闹鬼”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