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级”的阶梯在哪

　　作者：朱力、石秀印

　　嘉 宾

　　朱 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石秀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人民论坛：当怀抱梦想的底层公众遇到流动的“天花板”的时候，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力：依笔者之见，底层社会群体在经济上是最贫困的人，在政治上是小人物，在社会上是无声望的人，在心理上是最自卑的人。他们是社会公正的阳光照射不到的群体。这一概念比我们现在用的弱势群体的概念更加宽泛。

　　我国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因为底层社会群体恰恰是社会各个群体中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较弱的群体，是社会结构的薄弱带，一旦经济压力和心理负荷累积到相当程度，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社会风险将首先从这一最脆弱的群体身上爆发。底层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但底层社会成员的个体性反抗却被忽视了。底层社会成员面对挫折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有五种：一是忍受现有的处境；二是直接地反抗；三是自我摧残；四是找替罪羊；五是借助外力改变生活处境。以往前三种形式比较多，现在出现了第四种形式。如近期连续出现的底层社会成员以弱小的幼儿、儿童为“替罪羊”的凶杀案件。这种“破罐子破摔”与报复社会的心态，从个体角度讲是错误与偏激的思维方式，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则是他们对前途的悲观绝望，最后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引起社会的重视。这种个体自杀式的报复性反抗，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候我们深切体会到社会和谐，特别是阶层和谐的特殊重要性。当底层社会无法生存的时候，中产阶层、高等级阶层也无法得到安宁。富裕群体更加担心他们的财富、担心他们的子女安全。整个社会需要更加巨大的成本来保护自身的安全，预防底层社会的反抗。在校园中加强保安力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是治标的做法，治本的做法是从根本上化解贫富两极分化，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中间阶层，让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与安定的心态。

　　石秀印：底层群体的心理与行动一方面与在阶层阶梯中的最低地位和被某些阶层剥夺的遭遇有关，另一方面与中高阶层的开放度即其“可向上流动性”有关。在后一方面，假如存在向较高阶层“晋级”的途径和阶梯，一个农民工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成为有产阶级或有权阶级的成员，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仇视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比如一个风雨飘摇的个体工商户看到其他个体户通过公平规则担任了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他就会放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而相信社会的公平和国家制度的合理。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渠道不存在，各种可能的路径均被堵死，各种争取和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由失望到绝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被迫抗争。

　　人民论坛：他们升不上去，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努力、不奋斗吗？

　　石秀印： 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之所以遭遇固化和封闭，原因之一是被“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某些强势的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的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向上流动的机会。一些特权者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让底层民众的子女丧失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至少也是业务办事人员阶层，割断了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一些资产所有者则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进一步割断了底层民众的期冀。

　　在当前的体制下，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几乎只有被高层“选中”一条路径，而被选中的条件是人力资源的品质。一些农民工学到了操作技术，从体力工人上升到技术工人，一些农民工工作勤奋同时又有些管理能力，从工人上升为班长、线长，一些班长、线长对单位和领导忠诚，富于合作性和整合性，被提拔为车间主任，甚至厂长助理。人力资源的知能性、勤力性、整合性品质，是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凭借。

　　朱力：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底层社会群体利益受损的情况被忽视，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矛盾焦点得不到及时解决，最终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与更多的个体性反抗事件产生。我国底层群体利益诉求机制严重缺失，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的严重后果。这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和途径，构建科学有效的底层社会群体的矛盾疏导机制。

　　底层社会群体人力资本较弱，社会资源较少，这使得他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向上流动困难。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如政府、民间组织进行无偿的职业培训、无偿的短期教育等，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有稳定的收入，生存得到保障。

　　人民论坛：开启底层希望之门，关键的那把钥匙在哪？

　　石秀印：开启底层民众希望之门的钥匙中最关键的一把，就是促进底层民众人力资源的提升。第一，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低廉的大学教育，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向高层群体一样享受优质教育。第二，让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在同城就读。第三，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鉴于政府直接举办的培训项目效率极低，应该购买民间的培训服务。第四，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提供职业指导，引导底层公众为适应某一较高层次职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源，进入拥有特长和优势的职业阶梯。总之，我们吁求的公民社会，隐含了这么一个前提：社会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个人权利，这种保护不是只讲“效率”的，还得关切“公平”。它不忘优势地位中的不公之源，它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而要讲公平，就需要适当修改和完善当前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其关键是各阶层民众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多层民众的价值，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多层民众的参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规则修改完善，挤出“条子生”、“条子工”，实现底层民众以人力资源品质为标准的高层进入；另一方面，让社会规则融入符合底层民众条件的标准，诸如社会平等标准、社会福利标准和照顾弱者标准，使底层民众即使缺乏知能性人力资源也能进入中高社会层级。

　　这里的三个主要层面是：一，形成除追求经济效率的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公益组织，让富于公益取向、关爱取向、感情取向的底层民众变为其中的成员和管理者。二，在将经济效率和所有者利润作为唯一价值的企业中，纳入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包括安置大龄劳动者、妇女、少数族群、残疾人等群体就业，设置社会工作、工人社会支持、工人组织等岗位实现底层民众的上升。三，在此前“官员自我繁殖”、当前“逢进必考”的行政机关，实行多种渠道、多种标准的录用和选任，包括从普通农民、工人和个体工商户中选拔有群体代表性的公务员。

　　朱力：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要将底层社会，特别是体制外的、散兵游勇式的成员包括进来，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怀与帮助。

　　底层社会能否享受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阳光，是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合法性的重大考验。让更多底层社会的成员，在政府、社会、亲属的帮助与支持下摆脱困境，走出底层。(人民论坛记者 周晓燕 高源)

　　100人个案解剖：底层何以“上流”

　　作者：朱光磊

　　他们通过努力走上去了

　　在过去20年中我带过或指导过论文的研究生(含专业学位)，正好是100位。笔者平时与学生走得比较近，也尽可能记载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于是，我就想以他们的发展、进步经历为例，来分析底层公众的上升空间问题。100个，应当说也很有代表性了。

　　第一，他们从哪里来？在这些全日制、非定向或定向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来自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来自农村家庭的30位左右学生中，多数父母只能勉强资助到本科，读研以后全部自理；父母一方是村组干部、乡村教师，境遇较好的只有三四个人。在来自城市的学生中，多数家境一般，父母双下岗或父母有较好事业基础的也有，但都是个别的。一毕业就住上父母提供的住房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

　　第二，他们到了哪里去？硕士生毕业后，在大学工作和继续在我的团队或国外名校求学的各占约30%，进党政机关的25%左右，在媒体工作的有6人，进企业的3人。在博士生中，毕业后做大学老师的最多，占55%，进机关的约35%，少量做媒体和进了企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他们的收入情况普遍不错，伴侣的业务也都较强，又都有点特长，兼点儿课，投个稿，小日子都挺好，工作几年以后，房子车子对他们已经不是大的问题。

　　第三，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学习勤奋，工作认真；自强自立，有责任心；发展全面，热心公益。显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个100人的个案说明，我国多年建设的各项基本社会制度虽然有进一步改革的余地和必要，但还是能够为各阶层社会成员流动、提升留出了空间。底层公众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去的，关键是要接受教育和要有上进心。

　　教育作为一种获致性因素，始终在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一般学院本科毕业生很难像我的研究生那样顺利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甚至收入不如已经辍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使得有些底层公众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箴言产生了质疑，因此开始减少对孩子上高中读大学的资本和希望投入。其实，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素质教育的眼光和给孩子以机会的眼光来认识教育的功能。那些资质好、懂上进的孩子，会利用前辈含辛茹苦提供的机会走上去；孩子如果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没有走上去的心气儿，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也是好事，至少给他们将来帮助自己的孩子上进打了基础。

　　走上去的路是曲折而艰辛的

　　当然，由于自身条件的客观差异和许多外在的因素，人们不一定都能够像我的100位学生那样走得那样“高”，那样顺。

　　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处在上升的轨道上，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如所愿，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干部要“能上能下”，老百姓其实也有一个“能上能下”的问题。人家生一个孩子，你家生了8个孩子，毫无疑问，9个孩子的社会地位应当完全平等，也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在现实生活中，这9个孩子受教育的条件肯定又是有很大差别的。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制度和政府固然有责任，但是我们个人，包括孩子的双亲，也包括孩子自己，也都有自己相应的责任。我那些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把握住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并在不断地做强自己。

　　“马太效应”和“胜者全得”现象普遍存在。比如，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孩子将来出路好，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也多，相反政府对职业教育补贴很少，职业教育资源匮乏，职教生家庭要承担较高的学费，而将来的回报很有限。为了快出人才和抢占科技的制高点，这种制度安排在所难免，但也确实应当向弱势方面适当倾斜。我们团队在研究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时，就强烈建议高层对职业教育给予更多的实际关注，建议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探索“9+3”的教育普及提高实现形式，也即在今后若干年内，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仍应自理，但对职高教育要参照义务教育标准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切实提高职校生的操作能力。

　　所谓“关系”的因素，显然也在起作用。对一般情况来说，从“最底层”上升到“草根”比较好办；对我的研究生来说，进入学术界、机关和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不是难事，但再往上走，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跟上，应当给更多的年轻人以走上较高平台的平等机遇。权力，特别是权力在底层的滥用，使很多能干的草根人才被挡在了起点。那些来自底层的人奋斗了、抗争了，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因种种不合理的因素，最终没有走出来。但是，反过来说，只靠“关系”也不行，如果你的能力没有个七七八八，“关系”也不过只是帮助你找个基本工作而已。

　　社会总在不停地“洗牌”，但在制度基本合理、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的条件下，“得大于失”的人总会多于“失大于得”的人，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对暂时在竞争中失利的人给予帮助。既要有保障，又要有压力，社会就是在这种讲温情与讲竞争相结合的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进步的。

　　听说我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一位在牛津进修的博士生给我发来这样两段话：“现在，高等教育正从原来参与竞争的充分条件，变成必要条件”，“‘读书无用论’是错误的，应该是‘读书必要论’。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在下降，但在竞争中，缺乏文凭，就等于丧失了继续竞争的入场券。”一位刚刚从早稻田回来的博士则认为，“教育投资是长期性的，而目前对于教育的失望和新‘读书无用论’的基本支撑点，多数来自对教育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幻灭。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后代来讲，不接受教育，肯定很难改变命运，接受教育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接受教育就有希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我同意这位山东小伙和这位山西女娃娃的看法。现实与理想，奋进与感恩！世界是复杂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一概而论。(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延伸阅读

　　科举制促进了古代社会阶层流动

　　在科举社会，既没有永不下沉的世家，也鲜有一步登天的新贵。就明清而言，占总人口1%—2%的绅士阶层，控制了约70%-80%的进士席位，多数时期的大部分进士在精英圈子内循环；占总人口10%左右的富人和相对比较富裕的阶层，垄断了99%左右的进士；以贫农、下中农、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为主体的其他社会阶层，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努力，侧身甲科的概率超过1%的可能性也不大。

　　然而，官职的非世袭性和家庭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个人的天赋、好恶不同，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使社会财富在不断地流转，并导致家族的分化：望族的若干分支逐渐中落，继之下沉；同时，贫困之家主要通过勤劳与节俭，艰难致富，随而供子女读书应试，部分出入头地，获得功名与官职，跨入上流社会。如果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标准为下层平民的奋斗提供了理想与动力，那么，财富的较快流转使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激励人们从无产到有产、从富裕到读书、再上进的制度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