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底层社会有何特点

　　作者：尚会鹏

　　一方面是贫穷与不平等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印度市场经济排斥穷人，而民主政治这个“赛场”又拉拢和吸引着穷人

　　中国和印度都有许多穷人，但印度的穷人更多，也更穷。印度有3亿多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及20卢比(合0.5美元)，比中国穷得多。中国的穷人，无论怎样穷，多少会有点地(中国经过了土地改革)，起码有一两间房子遮风蔽雨，有一些简单家什。而我见过的南印度泰米尔邦村落中的穷人，无地，无房，所谓的家，只是一个建在沙窝上的草棚，为防止雨水流进棚里，周围用泥土堆起一道2尺高的矮墙，人就躺在沙土上睡觉。

　　中国人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穷，可这些人穷得连“四壁”都没有。印度许多穷人就是住在树上，睡在大街上的。

　　贫穷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

　　贫富差别无法根本消除，而只要有穷人，有贫富差别，就会有不满。不满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犯罪和暴力。印度虽然比中国的贫穷问题严重，但不满情绪未必比中国更严重，由贫穷造成的社会反抗也未必比中国更强。因为贫穷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它与文化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

　　印度文化是出世文化，印度宗教贬斥享乐，强调吃苦修行，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说这是一种褒扬贫苦的文化也不为过。在印度，你千万不能看不起乞食者，有的乞丐是“白领”，他们乞讨并非因为穷，而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修炼。在我们中国传统中，至尊、至富、至强通常是一起的，但在印度传统中，至尊者未必富有，至强者未必受尊敬。最受人尊敬的印度圣人，都具有节欲、苦行的特点，有的就是靠乞食为生。当年释迦牟尼放弃王子身份，离家出走，在饥寒交迫中悟道，创立了佛教；筏驮摩那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离妻别子，苦行修炼，创立了耆那教；圣雄甘地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终生吃素，身上只裹一块旧布。这种传统今天仍深深影响着人们。印度的穷人虽很穷，但似乎没有太大的抱怨。业报轮回思想深深影响着人们，这种思想认为万物平等，万物轮回，做了坏事会遭报应，受苦受穷是前生造孽的结果。所以印度的穷人都比较“认命”。这种心态当然不利于他们积极努力改变贫穷的生活，却也使他们多了些平和，少了些焦虑，很少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

　　穷，有时是比出来的。印度人分成种姓，社会阶层是世袭、封闭的，穷人和富人不住在一起。在村落中，富有的高种姓和贫穷的不可接触者分居各处，城市里的富人区和贫民窟区别明显。这种安排让人一眼就看出贫富两重天，但也有一个好处：穷人富人不住在一起，不在一个地方买东西，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个庙里拜神，平日也基本上不交往，富人与穷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井水不犯河水，少了攀比和妒嫉之心。你是个穷人，但当你周围居住的和打交道的人也都是穷人，甚至有的比你还穷时，你可能就没有穷的感觉了。中国现在城市里也出现了贫富悬殊问题，人们在思考贫富混居、不要形成富人区和贫民窟的问题，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根本问题是消除贫富过度悬殊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贫富混居一起，更会增加穷人的被剥夺感，徒增痛苦。

　　对贫苦的感觉，跟富人的行为和态度有很大关系。印度文化鼓励富有者施舍，高度赞誉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施舍在印度宗教中是一种非常受推崇的美德。许多印度知识分子、富人，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很容易放弃财产，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主动施舍的报道。印度不少高校是私立的，学费并不很高，钱从哪里来？来自社会捐款。富人少有歧视穷人、炫耀财富的。印度富人施舍慷慨，穷人接受富人的施舍也认为是理所当然。印度的乞丐比中国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乞丐向你乞讨，而且似乎也比中国的乞丐更理直气壮，但同时，印度的施舍现象也很普遍，印度的“施主”也比中国多，比中国的更慷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乞讨者多，说明施舍者也多，有多少乞讨者就有多少施舍者。富人怎样看待财富，怎样对待贫穷者，影响着穷人对贫穷的感觉。在印度居住，感觉到印度的底层虽然贫穷，但心态上较平和。

　　面对不满他们怎么发泄

　　无论印度文化怎样褒扬贫苦，社会怎样抑制不满，穷人总归还是有不满要发泄，印度现行民主体制为底层人宣泄不满提供了渠道。不要认为印度民主只是富人的游戏，许多穷人也热衷于政治选举。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需要选票，贫穷阶层人数众多，是政党拉选票的重要对象，这使得他们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能够游行，抗议，投票给他们喜欢的政党，也向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家们投石头，掷臭鸡蛋，以发泄他们内心的不满。

　　不可否认，印度民主政治在解决穷人的实际生活问题时并不是很有效。人们往往发现，选举、抗议、游行活动结束后，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印度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贫穷与不平等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印度市场经济排斥穷人，而民主政治这个“赛场”又拉拢和吸引着穷人。印度最穷的地方不断有人饿死，但同时选举的投票人数也在不断破记录。“饿着肚子投票，选举过后继续挨饿”、“政治上热闹，经济上贫穷”。印度的选举常使人想到印度的“霍利节”(又叫“泼红节”)。在这一天，人们不分出身，不分穷富，可随意向他人涂抹、投掷颜料。节日一过，生活又恢复原样。

　　印度的政治选举可以说就是“穷人的霍利节”。霍利节虽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但社会设计这样一个节日是有其功能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提供一个短暂的平等宣泄机会，缓解了社会压力。同样，不能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没有解决印度的贫穷问题而否认其作用。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警示机制，时刻提醒社会，不能沿着忽视社会底层的方向走得太远。印度没有办法消除乞丐，因为穷人有乞讨的自由，城市里的贫民窟不能强制拆迁，因为穷人有居住的自由。没有城管为了市容而驱赶小贩，因为小贩有生存的自由，这些都得益于民主体制。这种体制还起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乡村机构的选举活动常常给底层的人们带来宣泄被压抑情绪的机会，把他们吸引到政治赛场来，在他们的不满情绪还没有积累成大规模反抗运动之前，就宣泄掉了。倘若没有这样的发泄渠道，印度的社会底层有更大的可能转向暴力。

　　今日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与印度的社会底层相比，中国的底层缺乏印度那样的宗教精神。中国人不那么“认命”，中国人相信“穷则思变”，我们提出的一些口号如“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跟印度教、佛教体现的精神完全相反：受穷不仅受苦，还受辱。这种心态容易激发改变现状的积极精神，但也更易产生焦虑和不满。当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改变现状时就出现了较多偷盗、抢劫、贩卖人口、制毒、贩毒、偷渡等现象；当采用暴力的方式时便会酿成社会动乱。与印度不同，历史上中国人的社会阶层是流动的，中国人相信“穷无根，富无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历史有定期爆发农民起义的传统，旧的王朝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印度历史上的王朝多是由外族入侵推翻，少有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印度的底层是高度分化的，不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力量。

　　与印度的底层相比，中国的底层民众还比较缺乏表达不满的渠道。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GDP增长了150%，而农民工的工资才增长40%。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表达出来，或者他们的表达被阻断了，被忽视了。平日里缺乏释放的渠道，社会的真实信息得不到表达，表面平静之下便可能隐藏巨大隐患。如何能让社会底层的要求及时得到表达并及时解决，确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太研究室主任、教授)

　　法国底层青年骚乱之鉴

　　作者：雷颐等

　　无论就经济发达程度、生活水准、文化水平，还是就社会安定和谐程度、各种福利保障制度而言，法国是令世人羡慕的国家。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移民天堂”里会突然暴发2005年的激烈的骚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法国的工业化迅速崛起，但是本国劳动力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于是不得不在非洲引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用于填补国内劳动力的空缺。尤其是被称为“黑脚”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后裔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量进入法国，形成了数量庞大、社会阶层复杂的移民社会团体。当然，尽管对移民有种种优厚政策，但移民在法国仍是贫穷的弱势群体。外来移民由于语言、歧视和经济实力等因素一般处于社会最底层。

　　这种移民聚集区形成一个个与主流社会隔离、备受歧视的“贫民窟”或曰“困难街区”，里面充满了失业、暴力、色情、毒品，发展出自己社区的“地下经济”，形成自己的行事逻辑，与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宽。长期的屈辱、歧视、挫折和失败，最后使人绝望，认为世界对自己不公，当然容易产生与主流社会尖锐对立的愤懑之情，因此一些小事就很可能引爆大动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骚乱的参与者几乎全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而第一代移民却很少参与。因为第一代移民总是将自己现在居住的“流入地”的状况与“流出地”相比，虽对“二等公民”地位也有种种不满，但生活总体而言比在流出地强了许多，因此多不愿参加激烈的反社会暴力活动。但是，移民的后代却没有第一代那种与流出地的比较，他们出生、成长在流入地，自然要求平等待遇，要求融入主流社会，起码要求不受歧视，要求被主流“认可”。

　　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原来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由于体制原因，农民工在许多方面不能与所在地居民享有同样待遇，而他们的“第二代”不能与流入地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则是最重要方面，而这种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将最为严重。(文/雷颐)

　　延伸阅读

　　美国底层公众生存状态

　　一项名为《焦躁不安的美国劳工》的研究报告，列出了三分之一美国劳工几个方面的生存状况：三分之一入不敷出；三分之一没有工作安全感；三分之一的信用卡债务金额超过他们退休基金中的储蓄。由于社会制度和保障机制的不同，美国的底层公众却有着与中国底层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

　　可向政府申请救济。符合低收入标准的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持绿卡者)，可以向政府申请食品券(Food Stamps)。不同人口家庭每月可获得的食品券最高金额如下：1人， 155美元；2人，284美元；3人，408美元；4人，518美元；8人以上家庭每增加一个成员，可多获得117美元。这种食品券就像一张不可透支的银行卡，政府每月把钱打入卡里，持卡者只能在商店购买面包、水果、蔬菜、肉类、鱼类、奶类等食品，而不能用于烟酒或其他生活用品的消费。

　　依靠社会救助。美国有很多贫困人口可以接受到各级社会慈善组织或机构的捐赠，比如教会等组织，他们有时捐的是食品，有时捐的是现金，通常会有教友把食品送到受赠人的家门口。在美国的穷人中，假如你连起码的住所也没有的话，可以去各类社会救助站，在这里基本可以免费居住两年，每月只需要交纳6美元的饭钱。(文/杨婧)

　　日本如何消解底层社会

　　作者：周维宏

　　社会学的一个主流理论“现代化论”认为，传统的社会是一个正三角形的等级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菱形的相对平等的社会。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战前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里并没有形成菱形的现代化社会，反而延续了底层社会大量积压、社会阶层固定的正三角状态，只有在战后的阶段，才开始急剧消解底层社会，经过近30年的努力，把底层社会控制在20%以下。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战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及高等教育的普及，是迅速消解底层社会的主要途径。

　　农民成了真正的中间阶级

　　除此以外，日本社会还有哪些独特的方法加速了社会底层的消解呢？我个人的研究体会是，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提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从通过明治维新进入近代的1868年至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的1968年，百年之间日本农村始终大致保持了500万公顷土地、500万户农户和1400万农民劳力。但至少在1945年，有三分之一的农户是佃农，他们和城市贫民一起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最底层。改善农民的生活是减少社会底层的最直接的途径。1947年日本通过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消灭了佃农。同年又制定农业协同组合法，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垄断了农村的商业和金融业。1961年又制定了农业基本法，规定政府有义务使农民的收入和社会其他职业保持同等水平。70年代农民的子弟大量进入城市就业，1972年农民家庭收入开始超过城市工薪家庭平均水平，农民成了真正的中间阶级。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资本本身的报酬，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在战后的经济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限制财阀和反对垄断。最终日本建立了一种人称法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企业的股份通过相互持股，限制了个人和外资的进入。1960年日本又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0年之内把国内总产值增加一倍，并改善工人收入。加上曾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使得同代人的工资收入大致相近。

　　其三，加强政府的收入调控和平衡社会福利能力。由于日本自1955年后建立了长期稳定的55年政治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半政党”(自民党—社会党半)，社会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制衡作用，推动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调节法律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累进所得税制度和累进遗产税赠与税制度。

　　日本底层社会的最新动态

　　日本学者通过历年的SSM调查资料分析显示，日本底层社会的主要职业上升通道，一是战前就大量存在的个体工商户，通过子承父业，扩大经营规模，改善了经济收入，上升为中间阶层，从而继续保持了一定的比例；二是大量的(每年近40万左右)农民子弟通过进城务工，成为企业蓝领和白领，提升了阶层；而原来城市的工人子弟则通过教育的提升，也保持了蓝领或白领的地位。同样专业技术职业和管理职业虽人数增大，但也基本是子承父业，有一定的封闭性。广泛的提升通道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改善和教育程度改善。1955—1975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近10倍，高中教育普及率从50%发展到90%，大学入学率从10%左右发展到了30%以上。所以，大约在1985年，上述的社会底层比重最低减少到了10%左右。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后来泡沫经济的瓦解，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1995年底层比例又回到了15%左右，显示了近年来的略微扩大的趋势。虽然在我们看来，从10%回到15%，这5%左右的倒退并不能改变日本社会的菱形结构，但日本社会上下都在议论纷纷和忧心忡忡。确实，日本社会出现了一批像《下流社会》里提到的“三不”人员，他们以青年人为主，不工作、不上学、不参加职业培训，基本是宅男宅女和啃老一族，形成了社会底层的后备军。如何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是日本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难题。(作者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