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地震专家认为“中国大陆已进入地震活跃期”。前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7月1日接受本刊专访时说，“地球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自然灾变的历史，大地震既然不会被消灭，就要在事前做好应对，古人防患于未然的智慧值得镜鉴。”

　　宋瑞祥，1939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市。曾任青海省省长、地质矿产部部长，2002年至2004年任中国地震局局长。

　　他说，“地震局有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只有地震监测预报是地震局特定的工作，地震预报是政府和公众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工作没有退让的余地。”

　　中国地震局第一任局长刘英勇，在唐山地震后的1977年1月10日，写下了一份检查，宋瑞祥把它复印下来，时常拿出来看一看。宋瑞祥说，“刘英勇在这篇材料中谈得很深，这位老同志的态度与责任感值得我们学习。这三年来的两个大地震都没有抓住，对一些工作我们需要反思。”

　　《瞭望》：监测预报居于中国地震局三大任务之首，如何理解这一任务的内涵

　　宋瑞祥：地震局系统监测的信息是两个方面：一是前兆信息，一是地震发生的信息。地震发生后，要确定在何地发生地震，地震的震源深度以及破坏程度，这些数据都要通过地震台网的速报系统及时发布，从历史进程来讲，能快速、准确地确定地震发生的重要参数，也是不容易的。

　　另一方面，地震局系统的前兆台网的任务，就是要把震前的信息抓住，为预报服务。如果地震预报能在震前发出，那么采取措施、回旋的空间就比较大。如果没有震前预报，我们就只有抢救的余地了。

　　根据日常经验，人们可以容忍天气预报的虚报。但地震预报则不同，如果你报了地震，人家要采取措施，供电部门要拉闸，煤气供应要中断，居民要住到室外等等。地震预测信息还会引起心理上的恐慌，所以地震预报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地震预报要做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主要是三个方面：地震专业部门、科学家要有一个准确的信息或者比较准确的信息；政府要有果断、科学的决策，这个决策是有风险的决策；第三，在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公众要支持理解。

　　《瞭望》：但是，地震可不可以预报是有争论的。

　　宋瑞祥：地震的发生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必然要来，不是这里来，就是那里来，我认为人类要认知这一点，学会与地震共存。1966年邢台地震后，中央为了加强地震工作，把地质部、石油部、测绘局、中科院四大部门中的地球物理等学科的科学工作者，都集中在地震部门。周总理交给中国地震局的任务就是探索地震预报。

　　预报的目的是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我们的任务简单说就是减灾。这项工作不能中断，也不必要争论，可不可以预报没有必要争论。

　　《瞭望》：现在确实有争论。

　　宋瑞祥：确实有争论，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是不负责任。认为地震不能预报，为什么有的地震就成功预报了

　　那就是我们对事物及其客观规律还有认识上的欠缺！我认为不是不可以预报，也不能说已经完全可以预报，现在地震预报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这是个过程。这个过程持续多长时间还很难说，但它是可知的，不是不可知的。通过科学的探索，加上人类文明已经积累的经验，地震预报最终是可以过关的。地震局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实践的，也是这样努力的。

　　我们这个部门没有什么权力，也不是什么强势部门，它是承担社会责任的部门，所以它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起码的。地震工作者就是大地的哨兵，社会要求准确的情报信息，哪个地方危险，什么时候可能来地震，这个任务很简单，但是很重。

　　如果地震预报很难，那就依靠专家、依靠群众、依靠社会各界。地震预报很难，但为什么有的地震能预报出来有的专家也有信心可以预报地震。地震工作者不应该有思想上的恐惧与负担，这是不必要的。目前防震减灾的工作还要认真做，还要开拓进取，不能说无所作为。

　　《瞭望》：如何看待唐山地震震前预测的复杂性它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宋瑞祥：唐山地震震前有几个事件是值得关注的。一是李四光预测过河北北部要有一个大地震，他1971年病故。后来，山西和内蒙古发生一次地震，人们认为这是李老预测的地震，实际上不是。但是李老用什么办法预测了河北北部的大地震，这是个谜。

　　第二，如果说唐山震前没有线索，河北省地震局的贾云年等6位同志为什么赶到唐山这就说明有情况，他们去了之后牺牲在现场。

　　第三，唐山地震时青龙县打了招呼，起到了减灾实效。这方面的经验应该及时总结。包括这次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这样的大地震震前一定是有前兆的。

　　《瞭望》：海城地震预报没有做到时间和震级上的精确，这能算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吗

　　宋瑞祥：我认为是一次成功的预报。预报在时间上比较准确，地震工作者上午向辽宁省革委会发出预警，晚上就地震了。海城地震前，很多前兆信息都出现了，判断的依据充分。事前，国家地震局专门讨论过辽南发生地震的可能，辽宁省地震办公室也多次会商。最终确定危险时间、危险地区，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作出了决策。在地震的三大要素上，预报精确性还有差距，但在事实上起到了减灾的效果。

　　在长中短期这一系列时间阶段，地震预报的准确是渐次地逼近客观事实，首先时间、地点上逼近，在震级大小的判断上，是破坏性的还是非破坏性的能够定出是破坏性，就是一个成绩。至于破坏性是五级、六级、七级那是另外一回事。

　　《瞭望》：有人说海城地震比较特殊，海城地震预报成功不代表其他类型的地震可以预报。

　　宋瑞祥：所有的特殊加起来就找到了普遍。海城地震预报可以认为是一种类型，其前兆信息丰富。其他地震的前兆是什么，和海城地震有什么异同没有认识到这些前兆不等于没有前兆。如果说海城地震是一个特殊的地震，但以前类似海城的，为什么没有预报出来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证明地震可以预报，没有预报出的地震，不能证明地震不能预报。

　　《瞭望》：改革开放后，地震预报工作的进展怎样

　　宋瑞祥：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进入地震平静期，地震预报人才梯队也出现了断层，老一代地震工作者退下来了，新的一代地震工作者还没经历大地震的考验，诚实地说经验积累得不多。改革开放后引进了新的科技手段，这些手段是否可以捕捉到真正的信息和中国的国情结合得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观察的问题。

　　要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与方法。要把目标咬住，地震预报一定要搞，一定要精心地搞。要厘清思路，要分析哪些手段是关键，哪些前兆信息是可以定性的，哪些是定量的，哪些信息是可以参考的，要系统、综合地分析。

　　《瞭望》：就地震预报而言，真理是不是总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宋瑞祥：地震预测不只是依靠经验，还要考虑很多综合性因素。我们现在搞地震预报，首先要确定每一年度的地震发生危险区，这个很重要。危险区确定之后，我们要跟踪它，台站有流动观测台，各种手段要上去，对危险区再认识。它有没有继续升级或者弱化的可能，因为地球是动态的。

　　地震科学是观测科学，要精心观测，在此基础上对大量数据加以研究。现在人们要求的是结论，对过程反而没有过多地关注。事实上，观测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地震工作者穷其一生，都在默默无闻地做观测工作。像上海的佘山台，1874年开始地磁观测，到现在它的地磁变化有一百多年的观测资料。这是一个不能间断的长期观测的过程，通过长期观察才能看出渐变以及它的特点，更好地掌握地下的变化。

　　《瞭望》：有人说，全世界都不搞地震预报，为什么中国非得搞地震预报

　　宋瑞祥：全世界都没有搞地震预报，这是谁作出的判断从历史来看，中国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目前的现实需要地震预报，群众需要，社会需要，为什么不搞地震预报

　　如果说其他国家不搞地震预报，事实上他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在房屋建设上普遍设防；地震发生后，日本利用P波跟S波的差余，迅即发出预警；高速行驶的火车，可以制动刹车，等等。这些都是减灾措施。

　　《瞭望》：现实情况下，如何解决地震预报这一世界难题

　　宋瑞祥：地震预报这个问题要攻，“攻关不怕难，只要肯登攀”，这是叶剑英元帅提出的。要合力攻关，专家系统和社会要共同攻关。灾害是客观存在的，地震预报要攻关，预防要加强，救援要跟上，最后达到减灾效果。

　　消灭地震是不可能的，这是地球本身的内在规律，它的能量要释放，不是地震就是火山爆发，还有大洋中海沟的扩张等等。它总要消解自身积蓄的能量。

　　《瞭望》：当年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不必等到科学上完全解决才可以预报。周恩来认为如果不能作出精确预报，也要做到在震前向人民群众“打个招呼”。这些在今天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宋瑞祥：完全有现实意义(重复三次)。我们现在还没有更高的招儿。不管怎么样，海城地震预报出来了，这就是周总理要求的震前向人民群众打个招呼。在大地震前打个招呼，就能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是一件好事情∩是打招呼并不是简单可以做到的，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瞭望》：最近，有地震专家认为中国大陆已进入地震活动活跃期，未来我们如何应对

　　宋瑞祥：我们可以看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多少次大地震。2001年昆仑山口8.1级地震，2003年新疆巴楚、伽师6.8级地震。然后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要重视大地震的频繁出现，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

　　我们应该加强工作，以预防为主，从思想预防，到工作预防，再到我们的科学预防。要重视破坏性地震屡屡出现的这一客观现实。

　　日本阪神地震后，日本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整改，就是为了下一次地震减少损失。我觉得要好好研究汶川、玉树这两次大地震工作存在的问题。地震预报不能简单地说搞还是不搞。必须要搞，没有退的余地。至于成果大小，要看我们的功夫与本领。

　　各级政府要好好地研究对策。首先要加强防震减灾的意识，检查各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全面贯彻《防震减灾法》。作为防震减灾部门之一的地震局，我们要扪心自问，工作做到位了没有面临灾难多发的时期，公众又如何正确应对以减少损失

　　如果能很好地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保持清醒头脑，把损失减到最小。这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既然打，我们就要做好准备，社会各方面都要做好准备。□(实习生董雪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