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北部的韶关市，这里的人影办只有两个编制，下辖39个作业点，每当作业时，经过培训的气象局人员组成临时小组，开着车载火箭炮前往作业点，指天轰鸣。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人影工作多为科研机构、私人企业承担不同，人影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行政职责，某些重要时刻，它的成败甚至攸关国家脸面和尊严，而如此庞大的人影行政系统则是世界罕见的。“我们的业务规模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郭学良说。

　　可能我们身边每一次降雨，都有人工影响的痕迹。200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省区近2000个县都开展过人工增雨、防雹作业，人工增雨面积超过国土三分之一。“作为抗旱、防雹、森林救火、高位蓄水发电的手段，人工增雨已经常态化。”韶关人影办主任邓文升也说。

　　但与外界“呼风唤雨”、“气象战争”的夸张表述不同，人影工作人员显得低调。“我们只能局部微调天气。”广东省人影办主任冯永基说。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11月8日晚，韶关市人影办主任邓文升通宵值班，盯着电脑屏幕。眼前粤北大旱，广东省布置了11个市县协同作业的大规模增雨行动。

　　指挥中心实际上是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这与北京市人影办指挥平台满墙的屏幕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的条件比较简陋。”邓文升说。

　　人工降雨的作业目标是“有条件的云”，最常见的是在零度以下，水滴仍未结冰的过冷云。厚度越大，降雨的可能性越大。如果过冷云中形成足够多的冰核，冰核吸附水滴，就能形成降雨。

　　在中国，人影作业已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其中规定：人影工作由县级以上政府领导和协调，由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实施和指导管理。在11月8日之前，邓文升已向空管部门做了火箭作业申请，启动了人工增雨预案，召集作业人员进行了简短培训。这些都是人影作业的常规流程。

　　今年韶关已进行了79次人工作业，与邓文升2006年刚到人影办的11次相比，数量已大大增加。

　　“作业规模最大的是内蒙古。”中国人影中心副主任王广河介绍。西北干旱地区最早开展相关工作，发展至今，内蒙古已租赁至少7架飞机用于日常作业。而2003年之前，韶关用于作业的设备连新型火箭架都没有，主要靠的是武装部的民兵和高炮。

　　9日上午，韶关下辖翁源县气象局长曾运东打电话向空管部门再次确认作业申请之后，发射了4枚火箭。火箭很快消失在约8000米的高空。每枚火箭携带有10至15克碘化银。如果顺利，火箭会播撒出这种结构似冰的晶体。在-15至-20℃的温度下，1克碘化银能形成10的14至15次方数量的冰晶。庞大数目的冰晶在空中吸附水滴，从而形成降雨。

　　仅仅这次作业，广东省共发射了424枚火箭。“以前是应急作业，现在是从上到下统筹，根据政府需求、天气变化进行。”曾运东说。

　　数据显示，1999至2006年间，全国各地组织人工降雨、防雹投入3.7万人次、约7000门高炮和5000个火箭发射架。人影投入以地方财政为主，经费也累年持续增加，2001年至2007年累计花费近32亿元。

　　而对于公众而言，所熟知的人影作业更多发生在国家举办的重大活动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奥运史上首次进行人工消雨，也是我国人影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作业。所谓人工消雨，只是让雨提前降落，以免影响保护区域鸟巢。那次共发射了1104枚火箭，被认为“效果不错”。

　　此外，今年的60周年国庆大典、济南全运会也有气象人员的忙碌身影，明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也计划进行人影保障作业。

　　人影溯源

　　中国人影发端于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年代。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通过“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为响应老一辈气象专家的鼓呼，毛泽东定调说：“人工造雨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气象工作者多努力。”

　　86岁的易仕明原是中国气象局副总工程师。他记得中国首次人工降雨作业是1958年吉林大旱，由一名副省长挂帅，苏联专家帮忙生产出干冰，完成了飞机播撒作业。

　　这时距离世界上第一次人工降雨试验已过去12年。此后，国家派遣科研人员前往苏联学习，而人影作业也开始与政治任务挂钩。

　　196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大批气象人员被派往山西，为大寨农业保驾护航。国家人影中心研究员张纪淮在大寨呆了两年，在大寨周边布置3道防雹防线。有一次夜里有“天气系统”经过，一名当地老预报员凭经验认为不可能下雹，不料却下了。这原属技术差错最后竟被当成政治问题对待，当事人被认为“政治觉悟有问题”。

　　那是“人定胜天”的革命激情年代，人影作用被夸大了。“最早一些文章报告里，有些领导总说人工控制天气，后来改成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现在才比较切合实际，说人工影响天气。”张纪淮回忆。

　　人影作业也随之遍地开花，1964年，除西藏之外，全国都进行了人工降雨防雹，次数达到了3606次，“急于抗旱而忽视了科学性，试验次数很多，取得科学数据少，存在着盲目性。”第4次全国人工降水工作会议总结。

　　与激进的尝试形成对照的是，科技力量培育却滞后得多，直至1972年，全国人影专业人员才约100人，没有专业飞机。相伴而来的是事故频发，70年代，人影作业事故造成了410人受伤，169人死亡。中央气象局曾两度发出安全通报，但伤亡事故仍未能杜绝。

　　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人影发展陷入了低谷。1980年，中央气象局在全国停止人影作业，许多地方的雷达站、人影办公室被撤消。

　　转机出现在“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我们在那里作业了一个多月，对灭火起了关键性作用，《人民日报》做了报道。之后，各省的人影才有了发展空间。”人影中心副主任王广河回忆。

　　“国家—省—地市—县”4级行政体系才最终确立。1993年人影协调会议制度建立，13个部委成为会员单位。2007年，国家人影中心成立。“人影事业需要改革”

　　在北京奥运会人工消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仍有一些老科学家对效果提出质疑，要求提供准确的效果数据。

　　这是一个恒久的科学争论，从人影技术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息过，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几乎分成两派，一方力挺有效论，另一方发出质疑声。但双方都无法提供确凿的依据。“这是一个国际难题。”郭学良说。“很多人认为，怎么把人工影响的程度跟自然界自己降雨的部分分辨出来？这是非常难的。原因就是现在的预报不能达到100%准确。假如能够预报准确了，我说北京今天降水10毫米，结果降了20毫米，当然人工降雨就是10毫米。”郭学良解释，“但是，天气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人类还没有达到完全掌控天气的程度，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人工降雨不好检验。”

　　75岁的黄美元原是中国科学院云物理研究室主任，有一次他和国家气象局主要领导吃饭时就在争论，领导说“要搞好北京人工降雨这个任务”，他不同意：“作为一个任务不合适。因为人工降雨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经验，你怎么能作为‘任务’呢？应该作为‘科学实验’。”

　　世界上包括中国，一代代科学家致力于探求人影效果的科学证据。以色列曾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计试验，得出增雨(即比自然降雨多出的人工降雨量)率为13%-15%，这个数据得到国际上部分科学家的认可。中国在1975-1986年间，在福建古田水库也进行了长期试验，结果平均增雨24%。这在国内也被部分认为是权威的。

　　但这并不能消除争论。黄美元认为除了效果值得商榷之外，中国人影事业目前亟待解决的还有两大问题。

　　其一是盲目性。“首先是要科学地选云。现在还没有按照科学的标准来选云。还有作业方法上面也有盲目性。”

　　“有降水条件的云不是说乌黑或者是云厚就行，必须要有可以参考的科学定量。比如说云层应大于两公里，或者说含水量大于0.2克/立方米，等等。”黄美元解释，“作业的方法就是，究竟在什么高度上播撒，撒多少量？撒多少时间？”

　　他认为目前人影作业缺乏科学标准，而这被归咎于科学储备不足。“一些省份连云水资源的数据都没有，他们不去准备，就是要钱，租赁飞机，搞几个预报员就开始作业，再收集雨量。每次作业回来了，问这个下雨是你下的吗？他不回答这个问题。”黄美元感慨，“各地人影办不能只是一个行政单位，应该要有高级专业科技人员，但是有的省份是没有的。”“现在人影事业需要改革了。”他总结。

　　济南三天热死多名工人 高温“烤”验劳动保护

　　多家媒体报道，在山东，高温天气悲剧频发。仅仅是今年7月30日至8月1日，济南市中心医院等3家医院收治了许多因中暑入院的户外劳动者，其中8人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据医院介绍，死者多数为建筑工人或环卫工。

　　《中新网》报道，7月30日，济南市闷热，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高温天气让户外行人感到窒息，不一会儿就汗流浃 背。这天上午，一位至今还不知姓名的工友被发现倒在路边，随即被送往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临床检查发现，病发前他曾在高温下工作。

　　7月30日，中暑晕倒的济南环卫工人吴师傅和魏师傅被送往济南市中心医院抢救，8月1日凌晨，吴师傅离世。8月 2日，济南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区司大夫向记者证实，魏师傅仍在重症监护病房观察。

　　7月31日上午，正在清扫卫生的环卫工人闫师傅中暑晕倒，被 送往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

　　8月2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邵明举告诉记者，“无名氏”的死亡只是其中一例。在随后的时间里，医院又收治了多名中暑的劳动者，其中5人死亡，他们病发前都曾在高温下工作。

　　张某，45岁，7月31日16时30分被送到医院，17时9分死亡；王某，35岁，7月31日19时5分被送到医院，8月1日7时1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医院登记的“死亡原因”一栏，他们的名字下都写着“中暑”二字。邵明举告诉记者，中暑死亡的患者大都是因为脑损伤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

　　他们是谁？在他们的病历上，“所在单位”一栏均写着“无”，最多只是在职业一栏中写上了“工人”或是“农民工”字样。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表示，7月初曾下发过应对高温酷暑天气的紧急通知，规定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施工工地须限时停工。但这个通知缺乏强制性。“施工单位如果问，‘如果我耽搁了工期，谁来负责？’我们无法回答。”

　　济南市城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关学军说：没有监管部门，我们只是这么要求，它没有法律法规啊，他要是不执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目前我国惟一一部劳动者高温作业下可参照的法规是1960年7月1日颁布的已经沿用50年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其中只规定了防暑降温工作的基本原则、技术措施、保 健措施和组织措施，针对的也只是冶金等特殊高温作业的行业。

　　有专家表示，这个“暂行”近50年的“条例”已明显过时，导致监管部门无法可依。

　　中央气象台3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林建分析称，8月上旬，浙江、江西、湖南三省都有可能出现40℃以上的高温天气，杭州、南昌、长沙等地将成为高温主力，可能创造今年气温新高。

　　专家认为，在持续高温的情况下，高温保护的新监管法规及时出台将是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