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处是否终结？

　　这样一个文化去除了戈夫曼对“前台”、“后台”的区分，所有时刻都是“前台”，甚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表演”。内在的自我在丧失独处能力以后倾向于彻底消失，剩下的只有不同的外在的自我彼此来去反弹后虚无缥缈的回声。

　　记者◎石鸣

　　连线迷狂

　　这是一个连肥胖症都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传染的时代。能传染的，还有背痛、戒烟、自杀、性行为以及政治态度。如同反安慰剂效应，父母彼此交流后对过敏症的担忧加剧是导致孩子表现出过敏症状的诱因，而多进账1万美元还比不上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快乐更有可能让你更快乐——这是《连接：社交网络的惊人力量以及它们如何形塑我们的生活》(Connected：The Surprising Power of Our Social Networks and How They Shape Our Lives)一书得出的结论。两位作者中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医学及健康政策教授，今年刚被评为《时代》杂志“百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过去人们总是在讨论个人选择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对立。”他宣布，“而我们的研究经验认为，我们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结是问题的另一个关键。要明白我们是谁，首先得理解我们彼此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样一组数字大概最易于表现近10年来人们联结方式的变迁，以及技术在其中的深远触角：2000年，46%的美国成人日常使用互联网，5%的人有家庭宽带，50%的人拥有手机，没有人无线上网，没有人具有“技术支持的社交网络”。到了2010年，79%的美国成人使用互联网，家庭宽带的普及率达到64%，82%的人都有手机，无线上网的人的比例上升至59%，而每两人中就有一个在经营自己“技术支持的社交网络”。

　　一年半以前，根据Facebook的营运总监提供的数据，Facebook用户的主页上平均每人有120个朋友链接。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30，离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邓巴数字”已越来越近。通过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人类的组织历史，罗宾·邓巴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人类大脑中处理语言和意识的皮层的进化状况最多只能支持150个社交关系。2009年，他比较了有上千个Facebook朋友的人和只有上百个或更少Facebook朋友的人在Facebook上与这些朋友的联系状况，结论是，这两类人的实际社交联络数量和质量没有显著差别。

　　然而，尽管真正有意义的社交关系就那么些，人们仍然不停地在添加自己Facebook的朋友链接，心理学家称之为“友瘾”(Friend Addiction)，或者干脆直接命名为“Facebook成瘾症”(Facebook Addiction Disorder，简称FAD)。2010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一项名为“24小时不上线”的最新研究中，200名大学本科生被要求在24小时内放弃使用所有的媒体设备，之后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的感受。结果，他们的文字陈述总共多达11万字以上，大约相当于一部400页的英文小说。研究者们发现，几乎无人抱怨无法看电视、看报纸或者听MP3，学生们写的最多的是他们对无法发短信、打电话、查看即时消息、发邮件以及上Facebook的深切沮丧。对他们来说，尽管只是24小时，但失去了这些联系哪怕一秒钟，似乎都意味着失去了朋友和家人。一个学生写道：“我感到全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被我的生活放逐。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纽约时报》上个月则刊登了另一个故事：一对父母禁不住女儿的苦苦哀求，在她11岁时就给她买了一个手机，而他们原先打算的年龄下限和安徒生笔下小美人鱼的家族传统一致，是15岁。文章中专家的妥协性建议是，尽量不要在孩子14岁之前给他们买手机，如果真要买，也最好买功能最简单的，既省钱又省心。

　　然而，现实的统计数字展现了另一股挡不住的潮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0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5年前，美国45%的18岁以下青少年拥有手机，到2009年，这个比例已上升至75%，其中12岁年龄组拥有手机的比例从18%上升到58%。

　　在有手机的孩子们中，平均每人每天打5个电话，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都要发50条以上的短信，1/3的人每天超过100条，每个月超过3000条。2009年6月，一个名叫TextPlus的iPhone免费应用程序发布，其功能是可以无上限地免费发短信，不仅可用于iPhone，还可用于本来没有电话功能的iTouch，短信传输费用由程序开发商直接支付给AT&T电话公司，条件是短信可附带广告。程序发布后，80万下载用户在不到两个月内发送了8000万条短信，平均每天160万条。程序开发商不得不承认，这笔电信费用实在不能与广告收益相抵。

　　伴随着手机即时消息在孩子们中的普及，2006年问世的“高频铃声”于去年在互联网上再度疯狂流行。尽管人耳的听力范围一般来说是20赫兹到2万赫兹，但对于25岁以上的成人来说，1.5万赫兹以上的声音就基本听不到，而孩子们则对高频声音更敏感。在那些课堂等禁止开机的场合，这种1.5万赫兹左右的“高频铃声”成为许多美国青少年收发短信的护身符，比震动模式还有效。

　　不仅在美国青少年中，就美国总人口而言，这也是一场已经持续近10年且还在不断蔓延的连线迷狂。早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一位研究“技术压力”的专家菲利普·尼科尔森(Philip Nicholson)曾提过一个问题：假设你现在必须在切掉一根手指和余生放弃使用计算机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你会选择什么？反复的随机调查表明，1/3的人宁愿放弃一根手指。“麦克卢汉曾说过技术是我们身体的延伸，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这一逻辑发展到极致之后会发生什么，放弃使用电脑等同于截肢。”戴维·申克(David Shenk)，《信息烟尘》(Data Smog)一书的作者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而未来的情况在我看来还会跟过去一样，无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

　　连线的代价

　　“30年前，他抱着一台TRS-80家庭电脑，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泪水。‘这台电脑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他说，‘是我寄托希望的地方。’我就这样开始了对他的访谈，心里想着我大概能从他那里学到点电脑发烧友如何使用他们的新设备的知识。然而，访谈结束时，我的问题改变了：个人电脑在什么地方提供了这样一种与人之间的深切联系？电脑到底有什么以至于它能够给人以希望？”谢里·特尔克(Sherry Turkle)那时还是刚在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系任教的一名教师，她有从哈佛大学获得的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的双博士学位，却仍然感到技术和人性之间的关系神秘莫测。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刚刚萌芽的时候，她第一个提问道：我们如何使用技术？外在的物质机器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内在自我？

　　从1984年苹果的麦金托什电脑问世之前，直到Twitter风行，手机普遍上网，她在这个领域研究了30年。2006年，她将当下的连线迷狂命名为“在线文化”(Always-On/Always-On-You)——不仅人人一直在线，而且人人被要求、被预设为一直在线。“网络成瘾”这个词在她看来描述这个现象的力度是不够的，“这是一种受限于技术的使用价值的思考方式，而从更深刻层面看，自我其实已被技术重塑为一种新的状态”。2008年，她在《技术装置的内在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亲密民族志学(Intimate Ethnography)的概念，说：“人们从来都很难不按照某种说明书式的标准脚本去讨论技术，但实际上，真正对人们有影响的、人们心目中重要的那些事情往往与技术的原初意图没什么关系。”她认为，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在人性和自我中的内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外界的感受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而自我对“在线文化”最重要的内化结果之一就是：我们逐渐丧失了独处的能力，她说：“手机给了我们随时随地进行联系的能力，于是我们越来越少有机会经历情绪控制的锻炼。以往是，我有了一种感受，我要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而现在人们则倾向于变成，我想体验某种感受，我要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们需要先联系朋友，才能体会到我们的感情。我们越来越缺乏独处的环境来进行自省和自修，最后我们忘记了有关独处的一切。”

　　她说，对于青少年来说，独处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法承袭千百年来人类一直以各种形式履行的、核心在于独立面对世界的成人礼传统：“11岁到14岁是一个孩子最有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一个手机的年龄，然而11岁到14岁对于一个都市少年来说，也是他头一次独自进行城市漫游的年龄。这种漫游意味着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要对自己负责，如果害怕了，你要独自去体验那些情绪，然后转变成学会自治和有责任概念的成人。青少年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完全被隔离来完成对自我身份的追寻。”

　　谢里·特尔克说她曾带她15岁的女儿去巴黎旅行，想让女儿体会她自己年轻时那种“因为与所来自处完全断绝了联系的一个未经稀释的巴黎印象”，结果她女儿却认为自己更乐于体验一个“连线巴黎”。“她给在波士顿的朋友不断发短信，有一天我们在旅馆里准备吃晚饭，她的一个朋友从波士顿打来电话邀请她第二天一起午饭，她简单地说，‘明天不行，但周五可以’。她的朋友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在大西洋的另一端，无论是情绪上还是社会联系上，我女儿压根儿就没离开过波士顿。”谢里·特尔克回忆道。

　　而从另一方面看，父母也不愿意放弃能够方便实现的与子女的联系，数据显示有一半的父母习惯于通过手机随时监控孩子的方位，“现在，手机和联网技术使得所有代际的人全都坐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同一条船里往下游漂”。

　　孩子们贪享连线状态，成人们则更易于被过度连线状态困扰。在一种即时问答的交流模式和交流期待成型后，迎面而来的就是如何一直保持快速应答状态的挑战。“人们感到一种要不断刷新邮箱、接收信息更新的压力，许多人因此无法把工作和休闲分开，恨不得度假也要随身携带办公桌。”谢里·特尔克说，“快速回复、多任务处理甚至已经取得了文化价值上的地位，被看做有能力的表现。在效率原则的指引下，我们否认长时间专注于同一件事情的价值。15年前，倘若一个同事在与我面对面谈话时突然开始阅读一封私人信件，我会觉得受到了冒犯，而现在，如果一个电话打到他的手机，立刻接起来才符合行为规范。”

　　在这种语境下，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提出的“Google是否使我们变笨”的问题获得了意义。尽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对895名各行业专家、学者的一次意见调查表明，81%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增加了人类知识，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求知机会，然而，宏观层面上的知识共享和增长并不能直接推论技术对个体的影响。尼古拉斯·卡尔所提出的个体层面上的种种疑难，如无法集中注意力，深度思考和分析能力萎缩等，仍然有待互联网研究者们的回应。而他本人为完成《浅薄》一书的写作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则可谓釜底抽薪：控制电子邮件的进出，不用手机，关闭Facebook和Twitter账号，搁置博客。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感到了思维上的“集中与平静”。

　　“如果说厌倦是电视一代的普遍情绪，那么孤独就是网络一代的普遍情绪。”婴儿潮一代、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从自身经验出发，在《孤独的终结》一文中如此断言。一天看6小时电视使得“电视一代”无事可做时也无法体验惠特曼所说的“闲散”，而连线文化哺育出来的“网络一代”即使在写个人作业时也无法独处，一缺乏陪伴，他们就感到不安和悲哀。“我们失去了保持宁静、享受闲散的能力，而一天100条短信则让他们失去了保持独处、享受孤独的能力。事到如今，人们不再相信独处的心智。”他说。

　　全球村中的巴比塔

　　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1950年就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提出，美国文化中的自我概念正在经历从“内向性”向“他向性”的转向。然而，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后来技术的发展将会把他者维度推向怎样的一个新高潮。在2011年即将出版的新书《一起孤独：技术以及亲密和孤独的再发明》(Alone Together：Technolog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Intimacy and Solitude)中，谢里·特尔克对400多名被调查者做了社会化媒体和手机使用习惯的访谈，结论是一个表演性文化正在形成，其中叙述性和分析性的自思越来越少见。这样一个文化去除了戈夫曼对“前台”、“后台”状态的区分，所有时刻都是“前台”，甚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表演”。内在的自我在丧失独处能力以后倾向于彻底消失，剩下的只有不同的外在的自我彼此来来去去反弹后虚无缥缈的回声。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谢里·特尔克给美国人重新贴上了“孤独的大众”的标签。

　　美国密歇根大学今年5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今天的年轻人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年轻人相比更缺乏同情心。研究者分析了最近30年1.4万名大学本科生的调查数据，发现使用同一个统计量表测出来2000年以后学生们的同情心指标大幅下降，降幅达40%。在被问及如何解读这一数据时，研究的主导者萨拉·康拉特(Sara Konrath)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一开始是在总人口中发现了这个趋势，后来才进一步把样本集中在年轻人身上。

　　当前，一方面我们通过技术与更多的人接触，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却经历着同情下降，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悖论。问题在于，当我们对人际关系投入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技术到底是帮助我们获得更紧密的联系，还是使我们的人际关系碎片化？Facebook、Skype以及其他工具的确可以用来达到前一个目的，但人们往往只是用来建立浅层关系，进行表面互动。”

　　“这种互联网对个体自我造成的悖论——一方面越来越广泛地联结，另一方面个体之间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可能性。”戴维·申克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享受了超级联结状态的种种好处，但是碎片化、压力、注意力涣散也将如影随形。”他说，13年前，他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当记者，那时他头一次在信息过量冲击的高压下提出了信息时代“碎片症”(Fragmentia)的概念：一种认知障碍，源于个体在不间断接触片断性信息和世界时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一种整体感之间的联系。他说：“如今，这种被隔离感还将继续下去，而且广告、搜索引擎等技术的发展还将继续迎合我们过去所做的选择。”

　　在戴维·申克看来，信息技术既把人们带进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同时也在村里修建了一座巴别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正被捆绑到一个巨大的电子基础设施上，可是这颗连线星球也正在这种整体性下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实际上，这本来就合情合理。就如同一个大型的鸡尾酒会碎裂成一连串的小型谈话——酒会的规模越大，小型谈话也就越多——所以当人们被抛入同一个虚拟村庄时，他们也照常行事。为了维持亲密交流，为了维护各自的复杂性，人们就在这个全球摩天大楼里分裂成了一簇簇的小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