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干好这项事业,老梁还特意把在山东打工的老伴叫过来,夫妻俩一同开始了海边创业生活。
夫妻俩在距离海滩30米的一栋楼房的半地下室里安了家。从此,他们每天都要早早起床,为的是在未涨潮前看看那些螺长得怎么样。
“每天推开门,看到浅滩上灰褐色的一片,我心里就踏实了。”老梁说。
然而,就在老梁的养海事业越来越红火的时候,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中国石油、中国船舶燃料供应公司等陆续租用此处建起了储油罐。随着新港盖起的储油罐越来越多,老梁养殖场里的海水质量变得越来越浑浊。
附近的渔民们开始陆陆续续接受拆迁补偿款,准备离开这里,老梁却坚持了下来:“干了十几年了,就会干这个啊,实在舍不得。”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故,老梁觉得,他要永远地离开这片海域了。“这里以后也不能养海螺了,没人敢要啊!”他痛心地说。
事故发生后,老梁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就是赔偿。每次有记者前来采访,他都要问一句:“我的损失能赔偿吗?”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暂时还没有人能够回答。
虽然老梁不知道赔偿的金额会是多少,但他知道,即使获得了赔偿,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这片海,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海参养殖户的幸与不幸
“也许以后我也要慢慢收手,再转一行了。”
与老梁相比,林先生要幸运一些。他的海参养殖场位于渤海之滨,与出事地点不在同一个海域;但他所从事的海参养殖业,也许要从此蒙上阴影。
自古以来,辽参就是滋补的上上品。近几年高端消费市场崛起,辽参的市场行情一路上涨,原先只能靠野生捕捞的产量根本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于是,海参饲养业风生水起。
在大连,流行着“大款包海养海参”的说法,意思是海参投资巨大,但也正因为投资门槛高,所以,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暴利。
2004年,正是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原先做建筑工程的林先生决定转行,与人合伙在渤海边承包了7000亩的海参养殖圈以及5000立方米水体的育苗场。他入了30%的股份,投资规老梁向记者展示他养的香波螺模在1000万元上下。
“入了这个门道,才知道什么叫‘水财’,意思是很轻易地就会被冲跑,风险很大啊!”干了6年养海参的行当之后,林先生感慨地说,“养海参真的就是靠天吃饭。天一变,什么投资都完了。”
在他看来,养海参不能单纯凭投资规模的大小,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不仅要讲技术,还要讲运气。
海参的饲养周期较长,成品海参一般要2年左右才能捕捞。虽然海参平常吃的是海里的浮游生物,不需要人工下饵料。但是,海参很娇气,对水质要求很高,很容易发生腐皮(病变死亡)。
林先生聘请了两名水产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做技术员,小心谨慎地饲弄着这些娇贵的生命。
但是,风险仍然避免不了。2006年正月十五,辽东半岛遭受了一场罕见的大风冰雹灾难,林先生的海参饲养基地遭到重创,育苗室里的苗都被砸死了。
眼看着辛辛苦苦的工作化为泡影,林先生欲哭无泪。
此外,来自城市建设方面的投资风险也很大。2004年,按照一亩4000元的价格,林先生买断了这片海域30年的使用权。如今包海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万元一亩,但林先生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大连市的经济建设逐渐向海边扩张,政府将征用许多海滩,他所在的地区也很快将被征占。虽然能够获得一笔补偿款,但这意味着他以后将不能再从事养殖业。
在海参养殖的过程中,海水的质量决定了一切。
辽宁南部和山东北部是全国最好的养参海域。尤其是辽东海域,地处渤海北部,海水较为寒冷,温度适宜,在15℃左右,含盐量适中,出产的辽参与燕窝、鱼翅齐名。
但是近年来,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建设日益兴旺,许多地方填海造地,兴建滨海工业区,各种排污管道直接通向大海。海水质量不断恶化,海参的病变也越来越多。
林先生介绍,“海参适宜水清流缓的环境,人工养殖很难达到这样的条件,但在海边饲养海参,随着潮汐可以自然满足水质循环的要求。但是现在周边的工业区围海造地,导致潮汐速度减慢,水质循环的速度和质量都大不如以前,海参的死亡率也增加了。”
“这几年,海水污染越来越严重,渤海湾赤潮时有发生,尤其是发生了原油污染的事情,海参饲养越来越难了。”林先生叹息道。
在发生了原油泄漏事故之后,尽管政府组织一艘艘清污船开展了争分夺秒的“海面保卫战”,但是,随着风速和洋流的漂动,未来得及清除的原油慢慢向岸边涌去,聚集在沙滩和浅湾里,直接影响了海边水产养殖户。
虽然林先生的养殖场没有受到原油污染的威胁,但他在大连开发区海边养海参的朋友却遭遇了灭顶之灾。林先生说。“政府补偿只是一小方面,关键的是,以后这片海还能不能养?我们担心,挂在沙子和礁石上的原油,会慢慢地被海藻吃掉,这些海藻要是再被海参吃了的话,一定会生病。”
带着这份担忧,林先生沉思了一下,无奈地告诉记者:“也许以后我也要慢慢收手,再转一行了。”
海边的“黑色”生活
“今年算是栽了,鱼苗死的死、跑的跑,捕鱼期还是不要来了……”
与海产养殖户老梁、林先生一起承担痛苦的,还有当地像老李一样的渔民。
当老李拾起一块石头,用力地投进黑色的海面却不见浪花翻起时,他的眼神深邃而忧伤。
伴随着污染面积的扩大,他已经断定,今年自家承包的渔场难逃“绝收”的命运,就连海边的李氏小饭馆也面临着关门的威胁。
“靠海吃海”,一直是渔民逃不掉的宿命。
老李一家三代渔民。老李的父亲退休后和孙媳妇在海边开了家餐馆,平时可以通过销售自家所产的海鲜来贴补家用。尽管餐馆的海鲜既经济又新鲜,但随着海洋污染消息的扩散,几乎很少有客人愿意到这里品尝他们最擅长的辣炒花蚬了。
“今年算是栽了,鱼苗死的死、跑的跑,捕鱼期还是不要来了。再说这饭馆,谁敢来吃海鲜?不用说吃饭,就连门口的杂货摊都好几天没开张了,这节骨眼儿谁还来海边玩?”老李说。
虽说此时正值休渔期,加之事发地点为集装箱搬运码头,不会给大连的养殖业带来太大影响,但是,绝大部分渔民则认为,承包了受污染的海域,是他们今年遇到的头等倒霉事,今年的收入“可以用十个手指算清”。
在外界看来,休渔期发生此次事件似乎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根据当地渔民的经验,休渔期内的海洋生物则会因为此次污染而选择集体搬家,跑到干净的海水中生活,这是一种潜在的经济损失。
在红星村,渔民老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笔“渔民账”可以清晰地说明他们的损失。
从生产成本来讲,大连的一位渔民通常每年会埋下300多个鱼笼待今后捕鱼使用,按照每个笼子10元钱的成本来算,加之鱼线等辅料,这300多个鱼笼将会花去渔民近5000元的生产成本。
平常的话,这些笼子就可以产生2万元左右的收益,每年可以盈利1.5万元。
但今年搬家的鱼儿使得这5000元的成本打了水漂。老金预测,他的300个鱼笼将有一多半是空的。
一位渔民说,已经在这里打了10多年鱼,以前每天能打100多斤,随着环境恶化,如今最好时每天也才打50多斤鱼。现在又遇上石油污染,虽然还处在休渔期,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这让他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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