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拯救不了精神危机

　　文 王晓渔

　　精神危机弥漫于当下中国，越是精英阶层，精神危机往往越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学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拯救精神危机，理由是古典时代的人们内心相当和谐。我赞同在文化中承接传统，比如在教育中增加古典的内容，文字繁简并用，但是对国学拯救精神危机的说法不抱希望。古典时代的和谐景象，是不是今人对古人的完美化想象，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什么是国学？这是谈论国学时遇到的最尴尬的问题。一般而言，国学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但是对国学的具体界定，要么过于广泛，要么过于狭隘。研究印度学的季羡林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这种国学过于广泛；认为只有原教旨的“国产学问”才是国学，又过于狭隘。“国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出现过，指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学热，受日本影响。有人倡导“国学”，排斥外来文化，如果这样的话，首要就要拒绝使用“国学”这个受日本文化影响的词。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之所以繁盛，与它的开放性有关，传统文化学术已经包含了很多外来文化。还有人把国学限定为儒学，这是独尊儒术的思维，不是诸子百家的观念。

　　寄望于国学拯救精神危机，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国学鸡汤化”和“国学产业化”。

　　“国学鸡汤化”以百家讲坛为代表，于丹领衔的坛主，以励志散文的方式讲述典籍，这种方式符合了观众“深入浅出”的需求。生产心灵鸡汤的作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是他们过于注重“浅出”，通过一些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些平易的人生哲学，读者虽然喜欢，却很难对这些作家产生崇敬之情，他们的心灵鸡汤只是“家常菜”。于丹把心灵鸡汤贴上古代典籍的标签，如同厨师宣称自己的鸡汤添加了各种名贵药材，“家常菜”立即成为“国宴”。名贵药材重复使用了很多次，没关系；典籍有没有读通，也没关系。“深入”仅仅是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可以对食客、观众、读者产生巨大的心理作用。以心理作用解决精神问题，于丹可谓对症下药，其中原理与唱红歌治疗精神病异曲同工。如果有人认为是国学大显神威，未免有些自作多情。

　　“国学产业化”，以各种国学总裁班为例。几乎各大名校的哲学专业，都在办国学班，对象不是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后学，而是总裁。哲学专业在大学里无法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只能出此下策，情有可原。在国学班学习的总裁，能够在国学上有多少长进，值得存疑，但也不算误入歧途。还有一些企业家(往往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要么嫌弃国学总裁班档次太低，要么明白国学总裁班只是一种创收方式，更愿意向江湖奇人捐献几十上百万，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档次更低、对方的创收目标更高。李一曝光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旁门左道是国学，可是在他曝光之前，他的缙云山国学院声名显赫。很多企业家(不仅企业家，也包括一些“文化精英”)对国学的理解就是旁门左道，一个人如果不会点旁门左道，便会被认为境界还不够深，这使得“国学产业化”最后成为“国学神仙化”。

　　借用一句老话，“国学鸡汤化”和“国学产业化”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个整日里主张平常心、无功利的演说者，对于演讲费用和接待程序寸土必争，自我产业化到了极致的程度。一个让国学院变成敛财工具的道士，会大讲一些心灵鸡汤，让金主视金钱为粪土，然后把“粪土”捐献出来。

　　能够应对精神危机的，只有信仰。一个人不去寻找信仰，却到处寻找信仰的替代品，最后只能走火入魔。如果这个人再把魔当成神，就不可救药了。遗憾的是，即使“文化精英”们，也处在这种状态中。刚刚看到《南方周末》的报道，艺术家张洹专门请了一位易经大师，不用坐班，只要讲授易经即可，张洹这样说：“他会告诉我，几月份你要注意哪些事情，我很信。”事实上，张洹完全不用耗资聘请易经大师，他只要到街边，用10块钱咨询一下算命先生，就可以了。

　　被“做局”的中国信仰

　　文 李向平

　　时下的中国社会，有一种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国人在匆匆发展之同时，谈及信仰者蔚然成风；而信仰问题亦日益增多，有如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老调重弹，依旧困惑于信仰危机，一方面则迷惑于信仰关系的混乱，不知所从。如此一幅图景，怎是一个“信仰”，可以了得的信仰困局。

　　“信仰事件”层出不穷

　　伴随着信仰问题的日益被关注，近期之信仰事件也接踵而至，兹举其大者，稍作言说。

　　第一件事情，是国家文化部有关风水“申遗”的争议。民间有关风水申遗的话题由来已久，据称是受到韩国、日本风水申遗的“威胁”所致，以吸取端午节的教训。但有学者认为中医、风水同根同源，国人不相信，是民族的自卑心理的表现，并把它上升到“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

　　第二件事情，是针对前几日的农历中元节(传统“鬼节”)，天津市有文规定，禁止党员干部焚烧冥币。如天津市党员干部在丧事活动中有看风水、做道场、为亡人开光送路、焚烧冥币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严肃处理。此文一出，随即惹出各种争议。其中，最要紧的，是认为它是一种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忽视了当代国人最缺少什么的问题，进而希望当权者为此深刻反思。

　　第三件事情，正好与上述现象相反。这是近日在国家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布会上，有官方发言人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信仰危机”。比如说，奶粉、假药、某些商业欺诈问题，大家所表示的不满意与愤怒，这就说明了中国人还没失去信仰。

　　上述三大现象，之所以把它们称为“信仰事件”，是因为这些现象之中，信仰是主题，象征和代表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信仰需求。但是，这些信仰需求又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甚至被上升为国家文化主权，都被统属在国家职能部门的话语系统之中。所以，它们不仅仅是信仰，不仅仅是国人之信仰需求，早已被权力话语系统建构为“信仰事件”了。

　　传统风水术，本是民间社会之习俗信仰之一，如果变质为“国家文化主权”，风水成为国家信仰，那么，偌大一个主权国家，成为风水信仰实践的主体，国家社会之治理机制将成为风水大师、神仙高人的试验场。而恰好是党员干部自己的生命关怀及其习俗表达形式，个人的信仰需求，却又被信奉为“政治信仰问题”，被明文规定为不允许。至于一度引起社会激愤、被认为是社会缺乏诚信、人心浮躁的各种商业欺诈，反而能化腐朽为神奇，作为反面教材，说明中国人没有失去信仰，中国社会无信仰危机云云。

　　仔细想来，见怪不怪。因为见仁见智，中国信仰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这里面已经涉及一个很要紧的大问题：是中国人失去信仰了，还是中国人本来就没有信仰？或者是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信仰，而是中国人的信仰缺少了什么？

　　依附型信仰关系

　　对于中国信仰，有一种普遍性的误解，认为中国人大多不信宗教，但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甚至认为，我们不讲上帝，但我们有良心。所以，多年以来，只要谈及中国信仰，就会是一头雾水，难得要领。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但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与信仰。与西方人不一样的，中国人谈信仰，不仅仅是对神灵或超验关系的信仰，不是信仰faith，而是信念beliefs。因此，中国人常常有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民间信仰、民族信仰、国家信仰、行会信仰等等。为此，才会有1980年代以来一直困惑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然而，究竟是哪一种信仰的危机？举国号称要重建与复兴的又是哪一种信仰？依旧是雾水一头，难以捉摸。

　　很多研究民间信仰的学者，不喜欢“宗教”这个概念，认为这是西方泊来品，不适用于中国信仰的讨论。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喜欢制度宗教之规范的约束，却又顾忌于各种超验关系的影响，生活于种种不确定性之中。他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信仰。而宗教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古往今来就无法规范中国人的信仰，也无法使中国信仰完全进入宗教体系。所以，中国信仰始终依赖着各种现实社会关系，依赖着信仰者的权力、身份、地位，依赖着现实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无法独立表达，无法构成独立实践的信仰体系。于是，中国信仰就被做成了一种特有的依附型发展模式，我把它称之为“依附型信仰关系”。

　　依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在2007年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动的实践。这些人大多不属于某个宗教组织，但并不影响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鬼、佛等，但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如去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风水、算命等活动；有49%的人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如相信灵魂转世、天堂、地狱或超自然力量。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现象在一些党、团员中间也存在。只有16%的党团员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以往12个月中没有任何宗教实践。

　　研究表明，即便是没有宗教身份归属的大多数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这说明他们的信仰方式不是依赖于宗教组织，而是按照自己选择、喜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信仰。这就构成了一种非常随机的、私人化的、甚至是私密性的信仰及其表达方式。人们无法进入宗教实践领域，只能依靠信仰者自己独有的条件与方便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因此，穷算命，富烧香，大师、官员、富人则三位一体，给信仰做局。

　　中国信仰如果被分为若干信仰类型的话，那么，这种信仰类型的构成，大多是基于信仰者的私人身份、个人关系、利益获得路径、谋生路子等方式。官员有官员的信仰方式，富人有富人的信仰要求，白领有白领的信仰选择，穷人有穷人的信仰期待……至于中国人常说的什么信仰，也因此而成为局限于某种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人际交往、族群关系，它们也都被建构为依附于这些关系的信仰格局。

　　为此，当中国人谈及信仰的时候，如果不说明这些信仰所依赖的复杂关系，这些信仰的精神内涵就无法说得清楚。不是局限于内心深处，常在“信仰失语”状态，无法表达；要不就是信仰者依附在他们选择的信仰关系之上，使信仰成为一种现实关系的表达，成为对某种利益关系的选择与追随。如此依附下去，信仰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信仰的普遍性与终极性，就被做成各种“关系中的信仰关系”，从而成为中国信仰最基本的毛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