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巫术及其信仰格局

　　近期被诟病的李一现象，关键不在于他以教敛财之嫌。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毛病，是把信仰做成了局子，使信仰成为富人的时尚、权贵的工具、神秘高人的敛财手段，是权贵、富人、官员、大师的合作结果，其后深藏着一种依附型权力与经济利益间的交换关系。

　　曾有一份《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的县处级公务员处在官场巫术之中。重庆市烟草公司原副总经理冯某热衷于看风水，历时3年修建一座豪华“活墓”，书“官爵至五品”；2000年，山西交口县被曝出县委大院为“补风水”，内有深埋达6年的“镇邪物”、“升官符”；今年年初，河北高邑县县委书记受高人指点，在县府大门的街上置放一架报废的战斗机，喻意“飞黄腾达”；而长春某区法院门前则高挂“辟邪剑”，以防止法院领导再“出事”……

　　此类官场巫术，使用公权力来烧香占卜，耗费了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以完成他们的精神走私。就其本质而言，应当是当代中国社会依附型信仰关系的最充分的表达形式。公权力的介入与信奉，富人资本的炒作与烘托，正是这种富人与权贵捧出的信仰关系，建构了中国信仰的依附关系，呈现了一种“信仰”与“被信仰”的矛盾。

　　一名良心未泯的风水先生，近年来一直周旋在某些官员身边，为他们观面相、卜官运、看风水，甚至在规划城市建设时出谋划策，被当地官员奉为座上宾，尊称为“刘大师”。最近，他向《半月谈》揭露了官场巫术的各种丑态。

　　人们可以在他的陈述中发现，他所接触的一些官员， 看上去很风光，其实脑子空虚，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官运。官运不顺者，会请他去看自己的祖坟风水，指点迷津。某局副局长为了排挤与他竞争局长位子的对手，竟愿花一万元钱，让他用巫术“诅咒”对方。更有甚者，某县修建人民广场，广场上耸立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八龙盘石柱，其实就是按照县重要领导的生辰八字设计的。

　　依照这名风水先生的自我表白，他干这行已挣了不少钱。但这些钱，大都不是官员自己掏的腰包，而是围着官员转的老板“埋单”。一次占卜，少则1000元，多则3000～5000元，甚至更贵。

　　联系到近年来神秘大师、商界富人、官员权贵之间常见的同谋结局，中国人不难发觉，这就是他们共同建构起来的一个“信仰格局”，其中的利益链条和关系网络，正好昭然若揭。这样一种被做局的信仰，中国人如何能够被信仰，又如何能够被宣称为“没有信仰危机”？尤其是这种官场巫术，一方面出离了固有的政治信仰，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信仰权利之公平与平等，更严重的是，它会使国家公权力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运作机制，使国人冥冥之中承受的，实际是一种类似于大师、高人的治理与管制。表面上，政教关系制度分割，实际上，在各种信仰的依附关系与实践方式之中，信仰却“被做局”了。

　　老百姓的依附型信仰，事体兹小，因其手中无权。可是，对于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权贵来说，他们信奉的巫术应该如何是好？一个很严重的事实是，当他们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神仙高人，来行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力的时候，我们被治理的社会与国民也因此被信仰了，被做局了。在此信仰格局之中，即便是中国人有些信仰关系，也是私用的、不可信靠、难以普遍认同的。

　　这种信仰，对中国社会还能有什么用？它们还是信仰吗？

　　从“依附型”到“理性型”

　　置于中国信仰之局，常常有两个互相支持的社会事实：信仰与关系。

　　不同的权力关系，不同的信仰传统；当信仰者用信仰来表达政治权力、经济的利益、个人的身份、权贵的地位等关系的同时，信仰也随之失去了它应有的神圣性与终极性。

　　家族信仰，依靠家庭关系的维系；民间信仰，依赖民间乡村交往；政治信仰，建构的是政治秩序；宗教信仰，实践着宗教的灵性；民族信仰，强化着本民族的族群关系；文化信仰，却要求该文化的社会表达可能。如果这些信仰所依赖、依附的各种现实关系，无法表达这种被依附的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就只能成为私了自慰型的信仰。更加严重的是，这种被依附的关系一旦出现断裂，这种信仰就会连自慰私了的功能都会丧失，人们常说的信仰危机的时代就会到来。

　　现在的问题是，在宗教边缘、功能不彰、各种权力关系肆意妄为的时代，信仰何为？信仰关系的依附性，建构了信仰之间的不平等。信仰与信仰者对于各种权力、经济、身份、地位等关系的依附。中国信仰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社会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使信仰体系能够超越、出离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捆绑，使信仰成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社会群体与价值共享的自由结果；其次，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权力就是权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关系与它们之间应当有一道制度设置，绝不相互混淆，乃至强力干预。

　　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绝不等同于信仰问题的解决。官员们迷失在官场巫术中，“不问民生问鬼神”，则涉及公权力的非理性运作，混淆有官场权贵的腐败因子及其公共权力的滥用。

　　中国信仰的主要问题，不是所谓科学精神的缺失，不能再把科学信奉为神灵，包医百病。因为，很多信仰者不缺文化、不缺地位、很有身份，甚至很有学问……他们都有“科学精神”，就是没有“终极信仰”。说到底，这些信仰者也都入局了，皆为局中之人。入局者，只能选择“被做局”的信仰。

　　这说明，不是中国人信仰缺失，不是简单的信仰危机，而是缺乏信仰表达的自由空间。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信仰已经林林总总，花样丰富。但是，有没有一个主宰性的信仰关系，制约了中国信仰关系的自由表达，同时又缺乏一个值得全社会信任的公民信仰？有没有一个很强势的信仰关系，抑制了其他信仰，从而使人们无法在社会中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只能依靠高人、富人与权贵的“神秘忽悠”？

　　因此，中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是中国人缺了信仰，而是中国信仰缺乏了普遍的、超越的、神圣而终极的价值。一个人什么都信，其实就等于什么都不信，只能信奉他所依附的各种现实关系。

　　换句话说，缺少普遍、永恒、终极关怀的信仰关系，就不会构成一个社会的普遍性价值认同。依照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任何一种信仰体系内部都基本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法律要素，信仰就会蜕变为私人信仰的狂热。而私人信仰缺乏了法律要素以及相应的规范、法则，无疑也会蜕变为狂热的神秘信奉，呈现为官场巫术、商场巫术、家庭巫术、民间巫术等表达形式，表达为巫师与顾客间的私人交易。

　　传统的信仰关系，往往以个人功利及其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具有工具性、非正式制度性、特殊主义的、私下的、等级式的、忠诚于个人，意味着涂尔干指出的“机械团结”；而现代信仰关系，则以非个人关系为中心，价值型、正式制度化、普遍主义的、公开的、职位分工式的、忠诚于法律，建构为涂尔干期待的社会“有机团结”。与此相应，现代信仰认同区别于传统信仰认同的关键在于，一个信仰体系，它要确立的不仅仅是同一信仰者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是不同信仰者在公民社会及其认同基础上的理性化建构。

　　如此观之，这早已不是什么信仰危机或信仰重建等简单问题了。当下中国社会，不但缺乏普遍认同的公民信仰，同时也缺乏为信仰关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性认同能力的现代理性，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迷失与信仰病症。

　　(作者为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