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残生20年

　　1990年10月2日，国庆节刚过，第二天便是阖家团圆的中秋节。

　　这天早晨，在繁忙的广州白云机场发生了一场惊天巨灾——三架飞机在此发生连环碰撞后爆炸，128个生命不幸罹难。

　　20年过去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在肢体伤残甚至家破人亡的身心创伤中，度过了漫长的灰暗岁月。当年的新闻报道很少涉及受灾人员的具体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不知所踪，南都周刊记者经过多方探访，联系上数位当年的灾难亲历者。

　　20年前的惨烈经历和那之后的悲怆生活，从他们人生的幽暗历程中缓缓浮现。

　　捧花的劫机犯

　　10月2日清晨四点半，天色未亮，到福建厦门出差的建材商人冯锦标和两位同伴便早早起床。32岁的冯锦标正与同伴为一家香港公司筹办内地办事处奔波，当天要乘坐早上六点五十分的厦门航空波音737-2510号飞机返回广州。家人正等着他们一起过中秋节。

　　大约六点刚过，听到候机大厅广播提示后，冯锦标和同伴们前往柜台换登机牌。

　　快走到柜台前时，一对年轻夫妻匆匆赶来走到了他们前面。排队时，冯锦标从这对夫妻的对话中听出了老家的佛山口音。他主动跟他们寒暄了几句话，得知他们是到厦门旅行结婚的新人。这对夫妻每人买了两份保险。

　　六点半，航班开始登机。二十年前，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乘坐飞机还是一项奢侈消费，即便对生意人冯锦标也是如此。他跟同伴们逐一站在飞机前兴高采烈地拍照留念后，才登上舷梯。

　　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那次航班的最后一名乘客。冯锦标至今还记得他的模样：不到一米七的身高，穿着黑色西装和黑皮鞋，身材瘦削，一头短发。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看上去二十出头的那名年轻男子一手提着黑色行李箱，一手里捧着一束鲜艳的塑料花。这让冯锦标感到很诧异，他当时还悄悄跟同伴们打趣说，这个年轻人真奇怪，居然坐飞机去给女朋友送塑料花。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机舱。冯锦标跟同伴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近飞机前舱逃生门的第九排A、B、C三个座位。那个年轻男子则径直走向飞机后舱。

　　六点五十分刚过，在机舱乘客的欢声笑语中，飞机顺利起飞升空。

　　起飞后的半小时里，一切都很正常。乘客们有的跟同伴小声闲聊，有的观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殷勤的空姐已经给乘客们送上了饮料。

　　但温馨的场面不久就被打断了——靠近机舱通道的冯锦标看到那个手捧塑料花的年轻人猛地冲向前方，在快接近驾驶舱时，他把塑料花一扔。随即近乎疯狂地用双手锤击驾驶舱门。而他的右手里，已经多了一个香烟盒大小的黑色塑料盒。

　　直到现在，冯锦标也不知道那个劫机男子当时为何很快便拽开了驾驶舱的舱门。“他高举着那个小塑料盒，一边晃动，一边大声威胁机组人员马上把飞机开往台湾，否则就要炸毁飞机”。

　　为了保证飞机安全，按照劫机男子要求，除了驾驶员外，机舱里其他几位机组人员全部退出了驾驶舱。

　　目睹此情景的前排乘客一时间慌乱不已，而后排的大多数乘客直到空姐走到客舱宣布飞机已被劫持时，才得知发生了空中险情。数年之后，冯锦标偶然听到一位知情人士说，被劫持的飞机从厦门机场起飞后，一直按照原定航线飞行。而在那次劫机事件的两年前，这架飞机已经有过一次被两名歹徒劫持到台湾的经历。但在上一次劫机事件中，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次日便安全返回了厦门机场。

　　冯锦标还记得那位空姐当时满脸悲伤，刚说了几句安抚乘客的话，就泪流满面地回到了机舱前部。惊恐的问询、低声的抽泣，随即传来。但无人敢站起来。

　　劫机男子面朝客舱站在驾驶员旁边，紧紧握着那个充满死亡威胁的黑塑料盒。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征得劫机男子同意后，一位机组人员拉下了驾驶舱与客舱之间的门帘。坐在冯锦标前面的二十多位乘客也陆续被安顿到了后舱，前面八排座位只剩下七八位机组人员。

　　冯锦标听到机组人员低声商量着什么。不久后，一位空姐走向飞机后部，从储物仓找出劫机男子携带的黑色行李箱，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回前舱。他们想查看箱里是否确实有爆炸物。

　　但行李箱已被劫机男子上了锁。在稍有差错便会机毁人亡的巨大压力下，无人敢轻举妄动。

　　在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大约八点，飞机飞到了广州上空。

　　惊天巨灾

　　此时，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梁华正坐在停放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另一架波音757－2812飞机里烦躁不安。梁华当年是广州市社科院下属一家公司的员工，他当天打算飞往上海跟朋友一起过中秋节。但在原定的起飞时间过了之后，客舱广播却通知乘客们由于上海方面的天气情况恶劣，要延后起飞。

　　梁华第一次乘坐飞机，他的座位在机舱中部，刚好处于一胖一瘦两位乘客中间。体肥的男乘客正两手搭在扶手上闭眼休息，丝毫没留意到这占用了梁华的一部分空间，而另一位瘦小的女乘客则一直侧面望着机舱外，对梁华的主动寒暄毫无回应。

　　这让梁华感到很烦闷。不久后他便取出行李，一个人走到后舱找了排空位坐下。而这一举动让他逃过了此后的劫难。

　　一个人坐在后排时，梁华透过机窗看到了这样一幕：不少武警战士正在机场内调动。梁华以为这是机场在进行反劫机演习。当时，正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尚未结束，国内机场对安保工作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两周前，广州市的公安、武警、消防等有关各方还在白云机场进行了一次反劫机演练。

　　等了近一小时，依然没有起飞。百无聊赖的梁华干脆把扶手搬了起来，横躺在座位上。但刚躺下没多久，他就听到飞机通道另一侧位置上的一位中年男人惊恐地高声叫喊道，“完了，完了！”

　　没等梁华反应过来，一阵短暂的剧烈碰撞和巨大的爆炸声后，火焰和浓烟便已在他的四周蔓延开来。

　　冯锦标乘坐的737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后，终因燃油即将耗尽而强制降落白云机场。737飞机在将停机坪上一架成都飞来广州、刚下完乘客的波音707飞机机头撞掉之后，一路前冲，最终正面撞上了梁华乘坐的在机场里停留已久的波音757飞机。

　　当飞机强行降落，轮胎着地的最后时刻，冯锦标曾听到一阵短暂的鼓掌声。那些备受煎熬的乘客以为飞机顺利降落了，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而冯锦标看到，劫机男子正猛烈击打着驾驶员，与此同时，一位手握消防斧的机组人员正往驾驶舱猛冲进去。此时飞机摇晃着失去了控制。

　　或许是驾驶员在最后时刻突然发力，在即将撞击757飞机前，737飞机的机头突然抬升。但为时已晚，它的机腹迎面撞上了757飞机的机身中部，直接将其撞成两截。同时断裂的737飞机前半段，在空中翻滚数圈后，腹部朝天重重砸在地面上。

　　冯锦标跟其他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一样，倒挂着悬吊在飞机残骸里。浓黑的烟雾、炙热的火浪，这半截机身在痛苦的呻吟声中如同地狱一般。

　　处于断裂口边缘的冯锦标和两位同伴奇迹般地逃过撞击、爆炸。当他解开安全带摔到地面上时，看到身旁的两位外国女孩依然人事不省地倒挂在座位上。他使劲地拉了一下其中一人，对方毫无反应。

　　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冯锦标飞快爬出了机舱。他没想到的是，刚爬出去就迎面撞上了一支手枪——一位冲到现场的警察双手紧握手枪指着他，大声喝道“不许动”。

　　“飞机要爆炸了啊！”冯锦标大喊着不顾一切地顶着枪口往前冲，而那位警察则紧张地大喊着“不许动，不许动”，倒退着试图控制住冯锦标。

　　跑了大约五十米后，惊魂未定的冯锦标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的两位同伴此时也从逃生门爬出，跑到另一侧埋头喘息不止。当时一同逃出生天的，还有另外几名乘客和两位机组人员。短短十几秒钟后，那半段残骸发生了剧烈爆炸。一股巨大的蘑菇云随即猛然升起。

　　官方统计的信息显示，在这次惨烈撞机灾难中，共有128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三架飞机全部报废。而警方的调查结果是，那个名叫蒋小峰的劫机男子其实并未携带爆炸物。

　　当年第一时间参与救灾的消防战士陈岸英至今不愿回忆当时的惨状。他说，即便是参与救灾的工作人员，心理上都会留下阴影。

　　佛灯青影

　　不久后，冯锦标和同一航班的部分乘客被送到了广州陆军总医院。因为只受了皮外轻伤，他跟另外两位同伴被临时安置在医院六楼一间茶水房，其他病房大多被用于收治重伤者。

　　此时，同样未受到严重伤害的梁华已跟数十位同机者被安置到了白云机场附近的一处招待所。惊魂未定的人们，依然都还惊恐不安——当天晚上，梁华跟几位乘客一同下楼就餐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爆竹声，“好几位同伴稀里哗啦地就从楼道上滚落了下去”。梁华回忆说，当天经历灾难的幸存者无不表情僵硬，彼此也很少交流，稍有响动就会猛然东张西望。同机的一位老人彻夜未眠，不住地说一定要回家。

　　第二天中午，在老人的恳求下，梁华也急切地想离开笼罩着自己的灾难发生地。他连行李也没有向有关方面索取，就搭乘当天的航班重新飞往上海。因为身份证在撞机后已不知去向，他向公安部门申请开了一份证明后才顺利登机。

　　而为了甄别劫机犯，与冯锦标同机的幸存者，随后三天在医院里均被警方严加监管。他们那层楼的每一间病房门外，时刻守着一两名警察。他们获得最佳照顾的同时，却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访客，就是那位曾用枪指着冯锦标的警察，他在灾难发生后第二天专程来向冯锦标诚恳道歉。

　　直到第三天，一位警察走进病房，给这些幸存者每人发了一张电报单，允许他们向家里报平安。

　　大约十天之后，冯锦标跟同伴们在签定了一份被他们称为“生死状”的协议后，便离开了医院。其间，他和另外几位身上未有明显伤痕的乘客没有接受过任何医疗仪器的细致检查。离开医院后，那些曾经来医院热情探视伤员的各级部门领导，也从此和他们音信全无。

　　冯锦标记得航空公司当时给他们每人发了800元赔偿金。事后，他听说除了每份保额最高五万元的航空保险外，在撞机灾难发生后，航空公司仅为每位乘客提供800元至2万元不等的赔偿金。

　　冯锦标在换登机牌时认识的那对年轻夫妻双双罹难，他们的家人事后获得了24万元的赔付。数年后，冯锦标听说因为这笔赔偿金的分配问题，两家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回到家后不久，冯锦标与同伴们自行结伴到佛山市一处山村疗养。他们原本正在筹建办事处的工作也因此停顿下来。最终，这个办事处不了了之。

　　此后十年，原本是佛教徒的冯锦标一直在家研习佛教经书。在漫长而清贫的岁月中，他偶尔才会去回想一下当年的惨痛见闻。

　　最近三年，冯锦标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鸡足山的一间寺院做义工，白天帮寺院做经文整理、建筑监造之类的工作，晚上则独自在距寺院不远处的一间房子里念经打坐。生活异常平静，但内心十分充实。

　　在那间狭小逼仄的房间，挂着三架微型飞机模型，床下的一个纸盒里，还放着两张当年他在医院与其他幸存者的合影。

　　其中一张照片上，五位幸存者围在一位名叫杨琦馨的台湾女导游的病床旁。杨琦馨一脸惨然地躺在病床上。她与丈夫早年在台湾创建了一家小型旅行社，他们当年带着近二十位台湾游客的旅行团来大陆观光。那次空难中，杨琦馨的丈夫和团员全部遇难。杨琦馨跟冯锦标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带了这么多人出来旅游，却只能一个人回台湾了”。

　　而梁华在灾后的二十年岁月里，也已从毛头小伙变成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现在是广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经历机场劫难后，梁华的人生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开始用宽容心去看待世事，对名利也看得很开了。”

　　当年他乘坐的飞机被撞击后，消防队员很快就扑灭了火情。但他最遗憾的是，“我当年那么年轻，又受过高等教育，跳下飞机后完全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但那时脑子却已经完全蒙掉了，浑浑噩噩地就往外跑。”直到现在，这件事让他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如果学校、政府部门能早一点给公民提供灾难的应急培训，我当时就不会那么惊恐了。”

　　每当回忆往事，梁华仍然耿耿于怀，“机场早已知道发生了劫机事件，但在我们待机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们为什么没有组织乘客疏散？”2010年9月5日下午，梁华在一家茶馆里忿忿地说道。在和部分伤员被转移到机场一间临时安置房里时，他看到有大量旅客正滞留在候机大厅里，“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居然完全没有疏散旅客。”

　　现在，每当听到国内发生灾难，梁华都会积极进行捐款。但早年的经历时常让他对外界的某些作为深感无奈。两年前汶川地震刚发生时，他正驾车出行，听到广播里一刻不停的灾情通报，社会各界的救灾决心时，他忍不住当场打电话到广播台，愤怒地质问对方为何不分出一部分时间让专业人士向灾区播报抗灾自救知识，“当时那么多灾民被隔绝在灾区里等着救援，与外界的唯一的联系渠道就是广播，广播台还一个劲地去强调领导如何重视灾情，社会各界如何积极动员，我听了后简直急得要命”。

　　让他如此激动的是，“当年机场如果早一点把劫机信息通知给乘客，尽快组织疏散，能救回多少人的生命啊”。他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撞机事件的事后报道，报道称波音757的机组人员当时曾一再恳求乘客下飞机转移，但乘客们拒绝了这一提议。这让梁华十分愤怒，他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人通知乘客转移。

　　有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生活在伤残和痛失亲人的阴影里。冯锦标曾经碰到一位同机受伤的中年女士，她的丈夫在撞击时当场殒命，而她的两根肋骨也隐性开裂。事后数月，她才因为疼痛去医院检查出这一伤情，但此时已没人再对此事负责，所有医疗费用均需由个人承担。她当时告诉冯锦标，自己所知道遭遇类似情况的幸存者还有好几位，但即便他们曾多次写信向上级部门反映此事，均求助无门。

　　这位痛失爱人又伤痛缠身的女士一脸阴郁，让冯锦标至今难忘，“不知道他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出阴影。”尽管已是佛门中人，冯锦标的语气中依然流露出深深遗憾。

　　20年的遗忘

　　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天，远在哈尔滨的小学教师陈琴(化名)飞赴广州。她的丈夫刘长青跟梁华乘坐同一航班，在撞机后生死未明。陈琴于当天晚上通过丈夫所在单位得知此事。

　　刘长青时年48岁，是黑龙江省旅游局国际市场规划处的处长。

　　陈琴最终只见到了丈夫蒙着白布的遗体。因撞机时遭受严重创伤，工作人员不忍让陈琴查看丈夫面庞。

　　在度日如年的悲恸中，陈琴一度产生轻生念头。两个还在读中学的孩子，一次次把她从绝望的窗户边拉回。三天后，陈琴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到了哈尔滨家里。

　　当读高一的长女刘淇回到家，满屋子悲伤的亲戚让这个当时15岁的小女孩不知所措。当得知父亲遇难的消息后，刘淇跟母亲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即便是二十年之后，在与记者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交谈中，每当谈到父亲给家庭带来的欢乐，和父亲逝世后的巨大反差，已经35岁的刘淇屡屡失声哭泣。

　　事后不久，刘淇注意到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性格变了很多——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沉默寡言，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小男孩没理过一次头发。

　　三年后，陈琴因常年抑郁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便早早办理了提前退休。依靠丈夫单位发放的部分抚恤金和每月几百元的退休工资，拉扯着两个孩子长大。这个曾经人来人往的家庭，已经门前冷落。跟冯锦标、梁华一样，陈琴在当年离开广州后，灾难事故的有关各方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

　　陈琴在家里墙上挂满了丈夫早年创作的各种油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家庭的成员都生活在面具之下，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可能触及伤心事的话题。但这样的尝试常常会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哭泣打断，进而陷入久久的悲痛之中。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总在以泪洗面中度过。“如果有人来探望一下，就是让我们一家人最安慰的事”，但这样的探望越来越少。刘淇说，在父亲逝世后，还在读高中的她就“深深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人走茶凉”。

　　高中毕业后，刘淇考进了当地一家歌舞团。这个曾经家境优裕的年轻女孩，已不得不通过在外“走穴”赚钱来补贴家用。刘淇说，在一家之主的父亲过世后，她在很短时间里改变了自己的个性。“原来一切都有依靠，但事后只能靠自己了”。

　　数年后，她独自一人闯荡北京。除了希望找到更适合的工作平台外，悲伤的家庭环境已经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从在国家话剧院跑龙套起步，经过多年打拼，刘淇现在已是北京一家中美合资的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她的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哈尔滨、深圳等地度过了数年艰辛的打工生涯，现在也在北京一家外资企业有了很好的工作。

　　也许唯有时间才是抚平内心伤痛的良药。现在，刘淇姐弟俩把母亲接到北京，一家人在平静中生活着。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常常带着母亲到公园散步。

　　看到8月24日发生的伊春空难新闻后，刘淇揪心不已。“希望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活下去，再艰难的日子也有走完的时候，也希望外界能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不要事情一过就不闻不问了”，9月6日夜里，刘淇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她最近一直在刻意回避与这次空难有关的任何新闻，她说自己不敢再去了解关于空难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