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疗伤

　　2005年的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登陆，造成了1836人死亡，150万人流离失所，以及8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五年之后，卡特里娜飓风给美国民众带来的伤害依然在持续。

　　越来越多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的人在寻求针对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的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物质滥用是一种对精神药物的有害使用，包括酒精和非法药物。它会带来对药物的强烈依赖，并对人的身心功能造成损害。

　　物质滥用导致的自杀率在逐年上升。以密西西比州的哈里逊郡为例，2005年这个郡的自杀人数为30人，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4人。

　　密西西比州的海岸精神健康中心(Gulf Coast Mental Health Center)的新病例也从飓风之前的20%－25%增加到60%左右。中心官员Michael Maxey说，病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卡特里娜，对未来飓风，对石油泄漏，以及对经济形势的种种忧虑。这些都是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把创伤后应激障碍看做河流中的水深，”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员Scott Coffey说，“如果河流水位比较高，又有暴风雨，那就可能发洪水，因为已经没多少涨水余地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就像一条水位一直高涨的河流。“你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一丁点儿雨水就会造成决堤。”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人们现在面临着的经济以及社会压力，也意味着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恢复情况将变得更加困难。

　　卡特里娜飓风受害者中的儿童的心理状况尤其令人关注。哥伦比亚大学国家灾难应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Disaster Preparedness，NCDP)的研究人员跟踪调查了超过1000个受到飓风影响的海岸家庭。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灾难管理与公共健康应对期刊》(Journal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上。

　　研究发现，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这些家庭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至少患有一种确诊的精神健康问题，其中行为障碍是最普遍的现象。45%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面临着情绪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比起卡特里娜飓风之前，儿童经历严重情感障碍的可能性增加了4.5倍。

　　“这项研究指出了卡特里娜海岸地区的儿童所面临的一个巨大危机。”国家灾难应急中心主任Irwin Redlener博士说，“从湾区最脆弱的儿童与家庭的角度来说，卡特里娜和新奥尔良洪水的灾后恢复基本上是个失败。”

　　另一位研究者David Abramson博士关注了家长和社区在儿童心理恢复过程中的作用。“儿童完全依赖生命中的其他人来提供有助于他们恢复的安全与稳定。这说明儿童生活中的许多支撑体系—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社区，和他们的学校—还没有发挥出适当的功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儿童的精神健康恢复缓慢，显示了这个地区的整体恢复状况。”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经历心理创伤后的焦虑失衡状态。这种心理创伤可能是来自于本人或他人受到的生命威胁，或者是身体或者精神上的完整性被剥夺。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件有严重车祸、绑架、性攻击、刑讯、战争、自然灾难、恐怖袭击以及目击暴力或灾难事件等等。患者的症状包括噩梦频繁、情感麻木、极度内疚或忧虑和易暴躁等等。这些症状的持续时间至少有一个月。

　　为了帮助受到这种病症困扰的患者，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资助并主持了很多相关研究。

　　在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潜在因素问题上，NIMH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基因和大脑结构。

　　基因在制造恐惧记忆的过程中起着很大作用。理解恐惧记忆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将有助于找到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新途径。例如，一种叫做Stathmin的蛋白是形成恐惧记忆所必需的。在一项试验中，不能制造Stathmin的小白鼠与正常小白鼠相比，在有过恐惧经历之后，对危险的反应能力会有一些差距。同时，它们比同类也更勇于在开放空间里活动。

　　研究大脑结构中与恐惧和压力相关的部分，也能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致病因素。杏仁体(amygdala)就是其中一种结构。杏仁体在恐惧获知，或事件恐惧学习(比如接触火炉)中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恢复消失记忆以及消除原始恐惧反应则与大脑的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区域有关。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治疗措施主要是精神疗法和服用药剂。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可以提供思考和应对恐惧事件的不同方式，从而控制症状的出现。这种治疗法有几种类型：用想象或者现场方式帮助当事人面对压力的暴露治疗法；帮助当事人修正不正确想法与假设的认知重建法；教导减压技巧的压力预防训练。

　　NIMH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睡前服用哌唑嗪的患者在增加了白天剂量之后，总体症状程度会有所减轻。D－环丝氨酸则会增加大脑中一种叫做NMDA的化学物质的活性，从而帮助消除恐惧。

　　NIMH的研究人员还在测试可以更广泛推行认知行为治疗的途径，比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助式疗法和电话协助治疗。在一项前期研究中，研究人员设立了一个运用压力预防训练概念的自助式网站。患者首先与治疗师面对面交流。在此之后，患者就可以登录网站去查询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更多信息，以及治疗方法。治疗师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登录网站提供建议或者指导。总体来说，研究人员发现，用这种方式能够为更广大的患者提供一种非常具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给很多幸存者甚至救援人员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如今，来自各种组织像红十字协会和美国救世军的救济工作人员已经把提供灾后心理辅导当做了一个基本程序，以尽量防止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的出现。

　　墨西哥湾石油泄漏无疑又是一场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对它将给海岸沿线社区居民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已经有了共识。政府精神健康和物质滥用机构的报告揭示了情绪压力和协助需求的增加。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住在海岸10英里以内三分之一的家庭称他们的孩子显示出了身体或心理上的病症。

　　在卡特里娜飓风和“9·11”恐怖袭击等重大灾难之后，精神病症、家庭暴力和物质滥用等情况都有大幅增长。由于健康官员以及公众的焦点都集中于身体上的伤害和环境上的恶劣状况，情绪压力带来的偷盗、家暴和攻击性行为往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石油泄漏虽然主要是一场经济和环境危机，但也给公共健康带来了巨大挑战。超过50000名工作人员已经被征募参与健康与安全监察。墨西哥湾沿岸居民的情绪与精神健康备受关注，因为帮助他们应对灾难影响的时间越早，长期行为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低。

　　美国卫生局局长公开强调精神健康与物质滥用问题，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他们的情绪反应并适当寻求心理协助。除了发布公共服务公告，传单以及有关压力管理和精神健康的材料，联邦及地方机构，以及社区组织也提供心理急救和辅导咨询。还有为儿童准备的特殊夏令营和辅导课程。英国石油也宣布将投入5200万美元用于墨西哥湾区灾后的精神健康服务项目。

　　灾难应对需要建立在现有体系之上。卡特里娜飓风过去五年之后，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精神健康和物质滥用服务机构已经有所进步。一些项目利用社区参与和点对点支持的模式，来培训社区精神健康工作人员。流动医疗单位开始出现，心理和一般医疗服务也更多地整合在一起。自从卡特里娜飓风以来，民间草根组织已经帮助社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灾后应对经验。

　　政府的公共健康监测系统在2009年H1N1流感之后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墨西哥湾的石油刚泄漏不久，监测系统就开始收集与石油相关的健康信息。

　　为了提高灾后应对的反应速度，负责精神病症和物质滥用的监测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追踪中毒控制中心和家庭暴力热线的电话来源是方法之一。其他方法比如症状监测则需要更细致地处理，因为压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边缘人群也有可能对心理健康服务有抵触。

　　地方参与是改善灾后应对的关键，因为当新问题出现时，只有社区机构能为公共健康官员提供最及时的信息。

　　心理危机干预 中国的短板

　　南都周刊：近两年，巨灾频仍出现，你也曾亲自参与多次灾区心理援助，在你看来，中国在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上，与其他成熟国家相比，还存在哪些短板？

　　王文忠：在中国，心理学大规模服务于社会，以前是比较少的，汶川地震是我们第一次介入危机干预。刚到灾区时，和其他心理援助单位一样，有些乱。当时灾区心理服务团体很多，但各做各的，方式方法也不同，缺乏协调和沟通，这种遗憾，可能与此前没有开展过这类大型服务有关系。

　　四川地震，全民动员，社会各界的救援力量一下到达高峰，是井喷式的，接下来到玉树地震就比较平静了，舟曲泥石流就更平静，心理援助也是如此，四川当时有一千多名心理志愿者，玉树就少了，舟曲就没几个人。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王文忠：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系统得多，阪神大地震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他们还在跟踪，工作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经费有保障。现在，我们这里，中央对灾后危机干预很重视了，可如果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经费，也很难作出反应。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些心理援助团体是没钱的，目前在四川的心理工作者，能维持三年的，也就我们一家，北大、北师大逐渐撤回了，在玉树只有我们中科院心理所。

　　我个人的体会是，地方上的官员，对硬性指标关注多一些，灾后比如楼房、道路、医院的重建，看得见摸得着，涉及他们的政绩，而心理层面的东西，缺乏考核标准，基层政府积极性不足，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所以，现在的中国心理援助，还停留在学术探索和民间支持的阶段，不过，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民间先行、学术先行的过程，政府会慢慢跟进。

　　南都周刊：你们做危机干预，当地不配合怎么办？

　　王文忠：我们到了当地以后，先要给官员做工作，协助他做一些管理，得到认可后再来开展心理援助。也有不配合的情况，有的地方灾后很忙，他们不愿意接洽这事，我们就得花大力气获得他的支持。

　　我记得，四川地震灾后49天，按照当地风俗，和尚道士都要来，当地政府不同意，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更重要的是，他们怕灾民聚集在一起，相互影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但我们觉得，死者“七七”很重要，对灾民心理疏导很有意义，我们说服了当地政府就去做了。我们还组织了一些生产自救和联谊活动，学习书法和绘画，这都是有心理学原理作依据的。

　　南都周刊：地方政府部门可能也会组织相关人员在做，他们做的，和你们做的，有怎样的不同？

　　王文忠：就效果而言，区别应该不算很大，政府力求稳定、快速开展重建，我们危机干预，也期望受灾群众自立自强，目标是一样的。

　　灾民一方面很悲伤，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需要政府赔偿，政府不愿意让专业人员介入是因为中国有个传统，叫家丑不可外扬，政府不愿意外部力量协助他们处理与民众有关的问题，他自己关起门搞来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外人来既是帮忙又是监督，甚至会觉得是牵绊。

　　作为灾区心理援助力量，我们去过不少地方，不是很受欢迎，这是实话。

　　南都周刊：与地震这样的大灾相比，像南平校园血案，受害者的心理危机是不是更容易受忽视？

　　王文忠：地震、海啸等大灾难，灾民多是听天由命，因此危机干预尤其重视二次创伤的弱化，因为它涉及人群广，情况更严重，灾民一旦觉得灾难有人为因素，对政府的不满就出现了，比如说四川灾民提出追究豆腐渣工程当事人。而南平这类犯罪案件，虽然也让人们关注到了政府责任和社会不公，但有很大不同，这一类案件，二次创伤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重大天灾往往都有二次创伤，对此，政府要做一个积极的信息发布者，而不是消极的应对者。

　　拿伊春空难为例，其实空难影响到的人数还是相对较少的，包括遇难者家属、幸存者、空乘人员等，但当地政府可能没有有效应对当事人家属和记者们，由此造成的二次创伤，后果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