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余震

　　5·12大地震距今已经两年半，但造成的破坏与伤害，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在戕害巨量的生命和财产之后，大地震也给存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根据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的介绍，在重灾区北川地区，90%以上都丧失了亲人，大约有24%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其中，“孩子这一块达到30%多。老师最初达到40%左右，干部群体这一块达到20%左右。如果对他们不实行专业的干预，他们很难从创伤抑郁中走出来。”外来的救援者也会被灾难所感染，他们的自罪倾向“明显高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心理援助者们大多都把自己和被援助者的相识比喻为“缘分”，但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会有意识地针对灾民们的特殊时期和特殊群体进行寻觅。一方面，灾区的被援助对象会经历不同的心理创伤期，而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援助规划、方法和手段，而像泥石流、怀孕失败的经历会令受灾者经受新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像学生、干部、高龄丧子家长等特殊群体，更需要更特别的关注和谨慎的援助。

　　专业工作者面临的工作纷繁复杂。在援助的早期，他们需要进行群体性的调查、援助，寻找重点援助的目标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次伤害的出现，以及援助失败个案的增加，幸存者们多样的人生经历、灾难遭遇和人格，就演变成援助者面前的困境。

　　多位参与5·12大地震救援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在地震发生接近两年半之时，向南都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所见证的各种心理创伤，还有援助过程中的各种困惑。

　　更多时间，更多耐心

　　我原来是精神科医生。其实，灾后精神病人很少，但每个人都会承受心灵创伤。如果精神病医生到灾区是看病的，他看看这里面没有病人，说这里没有精神病啊，不需要吃药啊，就可以回去了。但我们是心理医生，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生活没有信心，譬如，有的灾民本来是做生意，现在地震三个月过去了，还天天躺在床上，眼神还有忧郁。

　　——史占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

　　我是跟着红十字会的队伍进入北川县政府的，他们有个部门来接待我。那部门的领导后来自杀了。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跟他仅仅是握了手，擦肩而过，却没有跟他聊聊，帮助化解他心头上的压力。

　　他们这个部门下面有个女干事，她5岁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了，特别痛苦。我还记得，白天她还问我能不能帮忙，傍晚当我们去找她，她却说：“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已经烦死了，你们这样子说话的人让我更难受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志愿者跟她说，“你只死了一个，有的人死了好几个呢。”

　　我们国内的心理干预方法，大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心理的东西，我花了二十几年去学，但是近几年，我却领悟到很多方法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做心理干预，第一步是要接纳对象的全部，第二步是建立信任，让他感受到你对他会有所帮助。另外，很多人会关注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情节，却不关注他们的心情。如果有些问题他不愿意说，就不应该具体问，因为每一遍的回忆都会给他带来痛苦，他会拒绝继续与你沟通。

　　——沃建中，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

　　有一个老太太，地震中老公没有了，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被人救出来，在北川中学待了一天，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地震这个事，还在到处找儿子，但一谈起她儿子孙子，她就会眼泪哗哗的。她心里还存着希望，而每天希望都会落空，有时她也会意识到家里人死了，因为聊天的时候她会哭，但一直压抑着情绪。这对她心理伤害非常大。

　　失眠、抑郁、焦虑、健忘、逃避、闪回……这些负面的心理状态她都有。树叶一动，她会一哆嗦，说地震了，就啪啪啪跳开，不跟你细谈；她脑子里还会出现地震的片断。面对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只能两三天去看她一次，让她接受这个现实。

　　长时间的交往、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很重要。志愿者应该至少半年才轮换，如果来七天八天的，我不接受。做哀伤处理的心理支援，必须是半年，因为只有在建立了信任之后，他才会把痛苦说给你听。新来的志愿者，老百姓会说，我要做饭了，没时间跟你聊。他不接受你的帮助。

　　——付春胜，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

　　高危时期，特殊群体

　　我到板房去，经常问大家过得怎么样，他们经常说：“咳，就这么过吧，别人都走啦，剩自己了。政府给房就住着，没有呢就那待着，活得没有劲，也没有意思。”这种话语还是比较多的。(两年多了)还有很多老百姓处在抑郁期。

　　高危人群一到重大节日，譬如母亲节、父亲节、端午节等，就容易自杀。有个小伙子大年三十剖腹自杀了，肠子都出来了，后来被救过来。他和董玉飞(在震后5个月自杀的北川农委主任)、冯翔(震后一年内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同班同学，都丧失了儿子。这些人必须有专业的心理干预师去援助，志愿者可以搞些社会活动，但这些深度创伤干预他们帮不上忙。

　　对于干部群体，我没法做持续的支援。因为他们每天要建房子，要接见上级，根本没时间，要找到他们都很难。冯翔事件以后，上面让干部去旅游去散心，但这只是暂时的，回来后这些人又进入战斗状态。

　　冯翔自杀后，我对他妻子做了一些心理干预。我还记得她是永昌一小的老师，她是上午10点多知道的(自杀消息)，当时整个永昌小学老师哭成一片，因为大家都想起了地震场景，又担心自己的老公，担心他们哪一天也会走掉。冯翔的妻子当时看上去很冷静，其实估计她还在(心理创伤的)休克期，说自己很佩服冯翔，因为他肯去陪儿子，而且又能让北川的干部和老师待遇被重视，等等。

　　我还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哀伤，这种情感可以让别人知道吗？”前两个月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说有个媒体要采访她，但是她不希望接受媒体采访。通过这句话，看得出她心里还是有创伤的，如果从悲伤中走出来的人是无所谓的。我现在还在关注着她。

　　——付春胜

　　解放军、武警官兵、消防队员，尤其是野战部队的，第一时间赶到，看到的是最惨烈的场面。这些战士大都是18、19岁的小孩，很多是独生子女，从未见过如此浩劫，心理上也经受了很大的冲击。他们是军人，服从命令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随着身体疲劳，灾区体验多了以后，也会出现PTSD的症状，也需要被援助。

　　需要援助的还有一些第一时间赶到的记者，很多人回到单位也出现了PTSD症状。

　　还有一类我们称之为枢纽人群，就是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基层中小学老师，他们本身就是灾民，但又肩负领导家园重建和抚慰中小学生的重担，他们的压力和承担的责任比一般的灾民更加强烈，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武警官兵灾后就会陆续撤走，但是这些枢纽人群无法撤走。

　　——张建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援助者的困境

　　我们在四川地震灾区从事心理危机干预，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第一是组织机构多，条块分割很严重。中央政府支持很重要，但是如何落实呢？我们缺乏相应的部门来统一协调。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汶川地震后，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哪怕学过一点心理学都去救助，这个动机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去的人多了后，来了一批咨询师给灾民做了辅导和教育，没有扎根就走，之后又来第二批做同样的事情，灾民就开始反感了。也有人打着心理学旗号，但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或足够训练，甚至给灾民的心理援助带来了负面影响。

　　——张建新

　　今后，即使应对灾难的心理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好了，接下去还有很多需要清晰的地方。比如心理援助归哪个部门管。我们国家今年的灾难很多，像飞机失事啊，泥石流啊，洪水啊，可是这些灾难没有人听说有心理干预，即使我想去也去不了。为什么？我找谁呢？谁来接待？谁来做这个事情？不知道。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卫生部说它主要来做，教育部说它也可以做，很多大学也说可以做。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来做更合适。国家就是一个不下定论的姿态。

　　在国外，心理危机干预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在做。国外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提供资源，然后选择有资质的NGO组织来做。在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所以制定相关的规则，乃至立法，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以肯定和规范。

　　——沃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