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学者朱健国反思那个时代，“愈号召学习鲁迅，结果愈没有一个鲁迅。鲁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鲁迅会在伟大者的表彰、宣传之中真正永远消逝。”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本盖有“鲁博革命纵队”红章的《鲁迅语录》，他曾经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鲁迅语录》做过专题研究。

　　“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其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人朱正在《鲁迅的一世纪》一书中分上下两章展现了诸多历史细节。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政治观”一章中称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

　　胡适眼中的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揣度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关联，“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港版)作序时如是写道。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得陷入内耗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冯雪峰为了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仍要打扰鲁迅的内心安宁。鲁迅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周令飞不喜外界把鲁迅的晚年描述得过于孤独和凄苦，“我理解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是不应该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尽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