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像是预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嚣聒噪，特此嘱托。只是一个遗体上空前庄重地覆盖了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的人，如何能轻易得到安息？

　　鲁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纪念，一直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俗称“西鲁”，院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5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日，故居头一次开放，接待各界群众参观、瞻仰。

　　1979年5月，周扬牵头成立了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东长安街，被称为“东鲁”。

　　“西鲁”、“东鲁”，以及专司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都在争夺对鲁迅的话语权。1979年5月26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周扬任会长。“西鲁”馆长李何林为人耿介，直言当年处处违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首如何能当此任？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社科院鲁研室受命为周扬写一篇大会发言稿，由鲁研室的刘再复和哲学所的张琢联手操刀，张梦阳那时30出头，“给他俩打打下手”。

　　“当时两种思潮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发言稿是刘再复负责执笔的，他的主旨是要坚持鲁迅精神，主张思想解放。写完之后，打印出来，送到周扬那里，当时周扬在北京医院住院，已经73岁了。他看了是满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坚决否定。”

　　刘再复后来告诉张梦阳，林默涵和王任重一边一个坐在周扬的病床旁，指责那个讲话稿立场有问题。周扬迫于压力，答应让中宣部重新组织人另起炉灶，“刘再复、张琢就退出了，我这个跑腿儿的反倒继续留在封闭写作的宾馆，等着同新来的人衔接。”

　　最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新来的人对鲁迅研究不够，9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上，周扬还是宣读了刘再复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为了排除干扰，鲁迅编辑室设在社外，在宣武区虎坊桥《诗刊》杂志社找了个空房子，时任编辑部成员陈早春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冬天下来，“大衣扣子全都被挤掉了”。他们的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1986年，黄乔生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直到80年代，鲁迅学都是一门显学。”他的毕业论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学羡慕他分到鲁博研究室，极少有人预见到鲁迅的官方研究兴盛期已近尾声。

　　“我刚来就赶上鲁迅逝世60周年，当时在社科院搞了一个纪念大会，钱钟书致开幕辞，他说鲁迅是个伟人，要从多方面研究……那时刘再复还在国内，是社科院鲁研室主任，那个会他也参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节，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鲁迅与五四名人与中国传统”的讨论会，黄乔生记得会上许多人慷慨激昂，将鲁迅视为反传统、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不过很快，那些都不让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业大潮汹涌来袭，鲁迅研究逐渐退潮，“鲁迅学成为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2006年，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表了一篇长文《鲁迅是谁》，这个话题引来学界内外许多争论。

　　“东鲁”社科院鲁研室自张梦阳退休后就取消了编制，“西鲁”鲁迅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业单位，参观者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陈列馆和鲁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馆内游客也很少。

　　副馆长黄乔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鲁迅在大众心中的“最后一点影响”抓紧宣传鲁迅。“对于下一代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在这个陌生化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普及鲁迅。”

　　鲁博馆长孙郁曾经邀请莫言、陈丹青来办讲座，莫言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孙郁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

　　黄乔生感叹，“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

　　学者钱理群指出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是钱先生鲁迅讲座中经常要讲的内容，“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鲁博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鲁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温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续写的遗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再到辞世前一天，病体难支，写给好友内山完造，拜托他请医生的珍贵遗墨；之后是那张令人不忍正视，取掉了全副假牙，脸颊塌陷的遗容照片；最后，是那面曾经覆盖在鲁迅遗体上，绣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色大旗。

　　观众留言簿上，《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参考书目：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回忆录》、曹聚仁《鲁迅评传》、刘再复《鲁迅传》、朱正《鲁迅的一世纪》、黄乔生《鲁迅与胡风》、《鲁迅语录阅读小札》、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薄景昕《试论中学鲁迅作品的选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康凌《学者鲁迅——一个建构史的回顾(1936-196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