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转型的生态探索
9月28日,正值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奠基两周年。首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定于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探索,中新天津生态城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一次有别于传统城市建设因素考虑,在非耕地、水资源匮乏的地方打造一座新城。仇保兴的判断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成功了,中国以后的城市走向就可以同时应对能源危机、耕地危机与水危机。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书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了探索生态城建设的初衷。
一是当前全球气候、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反思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共识。
二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关键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不再走传统的城市发展道路,更好地解决城市与环境资源的协调问题成为重要的战略考量。
三是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也是探索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示范项目。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理念能复制、目标能实行、经验能推广,为其他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探索的意义看得更远。
魏建国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城市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很关注中国在今后会建立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如果这条道路确实能够解决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会渴望得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从而避免走中国前一阶段那种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道路。也因此,魏建国认为,生态城的建设以及国际生态城市论坛的举办,不只对中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深入探索和积极实践,为中国城市路径提供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加有效的创新举措,这是多方的期待。□
《瞭望》文章:本刊专访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
二次城市化的转型机会
第二次城市化转型就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杨士龙
实习生孙玍
“如果说改革开发前三十年我们成功地实行了GDP挂帅,大部分‘胡萝卜’(指考核与激励)给予GDP高的地方,那么后三十年我们大量的‘胡萝卜’应该围绕着节能减排、围绕着生态文明。”
在仇保兴看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城市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从目的上来说,就是从追求经济效益的城市化转变为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从规划建设模式上则要求对自然生态干扰最小,他为这种路径取了个与新型工业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镇化。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历的住建部副部长,对于城市化转型的现实困境没有掩饰自己的忧虑,但他同时也充满期待:“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在中国正当时。”
我国绝无本钱走美国式郊区化之路
《瞭望》:在你看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仇保兴:我国的城镇化前一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是机动化的挑战。城市内部将会更加拥挤,而郊区则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居住组团。这与英国上世纪初出现的城市郊区大型居住区类似。但这种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的布局会造成大量问题,包括交通能耗将会很高: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到了晚上工业区则变成了“鬼城”。这些问题在我国一些城市已初露端倪。我国有些专家居然提出“我国发展进入郊区化阶段”的观点。实际上,我国绝对没有“本钱”走美国式的郊区化之路,郊区化对于中国而言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是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每由农村向城市迁入一个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传统耕作方式和循环经济中。我国的农业还不是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还属于劳力农业。农民进城后,住宅要供热、出门要坐车、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将大大增加,这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结构也面临很大约束,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把温室气体排放减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气代替煤,而产生同样的能量,石油比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少40%~50%;如果用天然气代替石油,又可在此基础上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0%~50%。而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缺气少油富煤。所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后马上就面临石油依赖的问题。我国从1993年对石油进口的零依赖,到今天近60%的石油来自进口,这种快速转换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三是水资源危机。我国人均2200立方米,与联合国的贫水线标准相当,而且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匀。我国西南的人口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却拥有全国60%的水资源;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资源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资源只有400立方米。再加上我国的水污染情况严重,资源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而且水质性缺水更为普遍和突出。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会直接妨害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水危机与能源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
第四是耕地问题。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优质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我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地区,60%以上的中西部流动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沿海的土地,在山东一年可以种一季半或者两季粮食;再往南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一年可以种植两到三季粮食,这些地区一亩耕地的粮食产出相当于黑龙江或西北的三亩耕地。但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所以,我国城市的扩张与土地资源或粮食生产能力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战略耕地资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也很快。另外,我国在耕地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特别危险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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