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与技术进步、生产率、创业、企业家精神、资本形成等等有关系，但和消费、投资没有什么关系，和出口也没有关系。十几年来媒体制造了GDP“三驾马车”谬误，误导了大众，误导了政府，现在继续澄清。

　　GDP仍然是衡量发展的最佳指标。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引起多方关注，报纸杂志街头巷尾均能看到听见人们对此议论纷纷。GDP是标杆还是数字，是噱头还是极具参考意义？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曾经在2003年4月表示过，不能过分迷信GDP。在他看来GDP并不是经济的全部，社会舆论或者普通民众出于各种原因为GDP披上了各种颜色的外衣，让GDP忽而神话、忽而简化。针对目前的经济状况，张军教授认为如果要用GDP来评判经济发展水平，首先就需要还原GDP的本来面目，排除各种误导和误解的干扰，才能在GDP榜单面前冷静、理智、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

　　排除误导，GDP是最合适的衡量指标

　　《社会观察》：说起GDP人们通常都会提起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GDP增长的理论，您怎么看？

　　张军：前不久我通过微博(http://t.sina.com.cn)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三驾马车”是国人开的最大的国际玩笑。我们不知道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中没有“三驾马车”这个概念。

　　现如今只要分析中国经济，就会分析投资、消费和出口。这种分析思路的一个坏处是会给人造成一个假象，好像经济增长很简单，就是一个开销和支出问题，就是花钱的问题：外国人把钱花在中国的产品上；似乎只有花钱才能有经济增长，甚至大家开始都企盼政府花更多钱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想法不仅误导了普通百姓，也误导了政府。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全民扫盲，必须要纠正这种观念， 避免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投行分析师的水平，都有能力用“三驾马车”这个概念对中国经济评头论足了。

　　我以经济学为专业并研究了经济学这么久，我只知道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生产率、创业、企业家精神、资本形成等等有关系，但和消费、投资没有什么关系，和出口也没有关系。相反，消费、投资和出口是结果，不是原因。就好比某个家庭，为了增加收入而去花钱，这种想法其实很荒唐。钱花完了，就意味着收入增长快了？没有储蓄，下一步如何走？

　　《社会观察》：普通老百姓觉得政府花钱自己也没得到实在的好处，GDP离自己太远，GDP的增长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张军：GDP的核算办法上可以显示出GDP不仅仅是花钱。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度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和贸易余额这三个数据大体可以在总量和宏观上测算这个国家一年经济新创造的价值。所谓新的价值，从另一个方面看，就是全部收入，包括所有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加上利润、利息、租金、还有税收。这些新创造的价值，根据要素可以分解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还有政府收入。也就是说，当民众简单地认为投资、消费和支出与自己没有关系时，这其实是在误导，因为GDP从原本意义上是一个国家一年新创造的价值总和，可以按要素分解为各种要素收入。

　　GDP就是收入，同时可以用经济全部的开支来度量收入。宏观经济学的开头就讲国民收入的核算，核算中就有一个恒等式：全部收入等于全部支出。这个等式有假定条件，从局部看是不可能恒等的；但从全局的角度、根据收入循环的流量，可以粗略地认为一个国家一年新创造的价值，就是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只用支出的角度谈论增长，而不讲收入，但民众却会因此认为GDP与投资和贸易的关联很强，和自己却没有关系，GDP增长就是要增加消费。但GDP不是别的，就是收入。现在很多人对GDP有很多负面的评论，其实是不理解GDP就是收入，包括政府税收、企业利润、租金、工薪福利。GDP是各种收入的加总，只不过在统计和会计的意义上，可以用投资、消费和贸易这样的支出形式来度量。

　　GDP的另一个核算办法是生产法，用企业的报表来核算，也就是看企业的增加值。所有的经济活动增加值的加总，在理论上也应该等于GDP。国家统计局就是用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来统计的，但是现在媒体上只知道支出形式，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投资、消费和贸易余额的“三驾马车”，而且将贸易余额简单地称为出口，实际上还应该扣除进口的部分。所以贸易对GDP的贡献应该算净值。对中国来说是顺差，对别的国家就可能是逆差，贸易余额有正有负，也有可能为零。

　　所以从核算意义上，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这三种方法都可以用来估计GDP。GDP从道理上来说就是收入。目前没有比GDP更好的、度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方法，比如绿色GDP、幸福指数等等，那些度量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比如幸福是个主观的感受，不能量化，因此在经济学上，幸福指数的效用没有可比性。

　　我个人认为GDP不能代表所有东西，但目前来说，还是度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比较科学、有效的指标。

　　《社会观察》：媒体这十多年来，对GDP几乎没有一个正本清源的认真讨论。关于现在的收入倍增计划，您有什么意见？

　　张军：现在有几个人明白GDP的含义？大家都只关注支出。很多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拥有那么高的储蓄率的情况下还能有这么强的经济发展势头，真是不可思议，但我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储蓄率高。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储蓄率，每个家庭的消费倾向都比较高的话，那其他剩余就会很少，这时如果想搞建设、拉动投资等等，哪里会有钱？很多国家的政府就是因为自己没有钱，因此只能借债搞投资建设，比如向美国借钱。但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倘若像那些国家一样借钱搞投资，然后背上那么大的债务，再想要经济有好的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庆幸，中国的经济增长里民众都在做贡献。之所以民众在抱怨，其实是因为没有消费那么多，没有那么高的消费率的原因是人们都在储蓄，所以中国经济才有这么好的增长。若真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70%，真是不可想象。

　　“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思路，但若将中国的消费提高到美国那样的比重，是不可能的。当美国处于中国这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高储蓄率的。

　　对于现在媒体的很多心态，我觉得是很奇怪的：它们不相信中国国内的数据，但对外国的数据则全盘接受。比如刚才提到的消费比重，经常被媒体引用而且是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衡量国内的行事做法。但没有人去表示质疑说，当年这些发达国家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比重是多少。因此引用的这些数据对美国来说，很可能是一百年以前的数据，并不具有时效性。所以现在拿来欧美的数据，完全和中国不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上，根本没有可比性。

　　甚至于在其他方面，工薪收入和劳动占比，我看到的数据是9%多一点。就有人拿发达国家的数据说，应该是60%以上，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个60%的数据是什么时间段的。我们研究经济学的都知道劳动占比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和经济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比如服务业特别发达的经济，人均收入特别高、劳动占比就高；而在工业化的阶段，制造业发达、劳动占比就低，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涉及到发展金融、贸易等高端服务业领域，劳动占比自然就更高。制造业劳动占比低，因为制造业不需要什么技能，但金融、贸易、信息等服务业，都需要人力资本投入，收入就高。当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高时，劳动占比自然就高。

　　不说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和经济结构，就进行劳动占比的简单对比，这在理论上是很荒唐的。类似的例子，现在确实是很多。

　　《社会观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发表了一个官方的回应，首先是说GDP没有准确衡量国力，其次它显示的国力也是不对称的。为什么政府比较低调？

　　张军：其实用一个简单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两种说法都有问题。

　　GDP不能衡量污染或社会发展等等，这些都对，但如果在同一时间段，将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公布的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GDP和教育、卫生、期望寿命、识字率等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一方面是各国的GDP，一方面是各国的社会发展指标，比较之后就会发现GDP和其他社会发展指标高度正相关。

　　GDP尽管不代表其他所有东西，可是和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高度正相关。在这方面，没有一个指标可以取代GDP。在概念上讨论GDP不代表社会发展指标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但是GDP和其他社会发展指标高度正相关这一点，没有其他指标可以取代。这个相关性，对中国来说也是适用的。有人批评中国盲目追求GDP，但是中国的GDP正好反映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水平。GDP不代表其他社会发展指标，但是可以比较好地反映。

　　现在官方的这种说法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某些国际责任。中国现在比较矛盾，既想要发达大国的地位，又想要保留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待遇，比如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他外援等。现在日本和德国都宣布停止对中国贷款援助了。日本战后一直对中国有援助，德国一直将中国作为海外援助的对象，但是现在停止了，中国毕业了。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至于官方比较暧昧，也是可以理解的。

　　90年代中期，国内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当时讨论的是中国GDP被低估了，被低估的程度取决于测算的方法。比如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当时中国已经是第二、三位了。澳大利亚和香港对此都曾有研究，一个普通说法是中国GDP比官方公布的数字低估了3倍，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中国现在早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了。现在中国政府各部门也出来表示，这只是学术上的讨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学界根据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各国的经济总量给出一个排行，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的排名就上升了。但发达国家上升的不多，基本上是原地踏步。中国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比如服务业是不出口的，那么根据购买力平价法，非贸易的活动占比重越大，经济被低估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学理上讲，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十几年前，国际上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讨论。

　　统计方法和参考系的角度不同解释GDP差异

　　《社会观察》：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较低，但其实中国的消费是被低估的。中国消费的价格是美国的十分之一，那么中国的GDP就被低估了10倍。

　　张军：是的，因此在进行GDP比较时，就要进行换算。当汇率不合理的时候，像中国发展到今天，就会被低估。

　　我写过三四篇文章说明，消费占比下降是个伪问题。我主要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消费占比下降的趋势，就统计上来说，这几年确实是下降了；第二，这涉及到统计方法上的问题。

　　消费占比下降的趋势是跟中国经济的阶段有关的。改革开放时，中国消费占比上升，当时投资的增长是比较慢的。到了90年代以后期、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时候，资本形成速度很快，消费占比迅速下降，这其实等于促进了投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量越来越强。刚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的，收入增加、消费增长、消费的边际倾向比较高。当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后，消费倾向是趋于稳定的。当然，80年代发生过通货膨胀，但在计量消费时实际上可以抵消。

　　我认为，这种趋势有其合理性，并不是一件坏事。80年代刚结束短缺经济，是不正常的，是不可持续的；到90年代以后，进入正常阶段。消费占比的下降，并不等于绝对量的下降，只是没有GDP增长那么快。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快了。

　　其次，在统计方法上，我认为中国的消费是被低估的，这是因为对消费的统计方法有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房地产。中国在进行房改以后的10年中，国家统计局如何统计家庭消费中的住房支出？现在民间说，房产不算消费，应该算投资。在统计上，这意味着统计局将住房建设作为投资支出了，但是民众买的住房却不算消费，这就少了一大部分消费。房改以后，民众储蓄很多是为了住房，所以必须要压缩其他消费以支撑买房支出。民众的住房也是消费，但是不列入统计局的统计范围。现行统计的处理方法是，用租金来代表民众的住房支出，但采用的合理租金水平也有问题。许宪春最近也写文章提到这一点，中国统计采用的合理租金水平被严重低估，近期可能会对此进行调整。

　　目前采用的租金水平是基于历史资料的推断，而不是抽样调查结果， 但中国在房改以后才有租金，租金市场的历史和调查资料积累不足，所以只能采取很少的样本来进行推算。房改以后中国民众很大的支出都是住房，这样推算出来的数字使得一部分统计数据不准确，很难做推断，所以造成统计结果也是不准确的。

　　《社会观察》：统计局的数据范围内是否包括流动人口的部分？

　　张军：我印象中，统计局不一定是严格地按照户籍来的。各地每个季度和每月的统计数据是依靠城调队和农调队的调查。同时，地方统计局有一套长期积累起来的官方统计报表制度。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所以过去都是从企业角度，用生产法来报，之前没有投资、消费、贸易这样的支出统计项目。现在投资依靠报表，消费依靠推断、依靠零售商品统计，所以统计局的数据主要不依靠抽样调查，而是依靠报表。报表最简单但是有误差，所以需要抽样调查来修订。现在的统计数据都不是普查的数据，而是根据报表和抽样调查结合的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太大，普查也很难保证准确性。

　　至于租金是否考虑流动人口，我觉得很有可能考虑进去了，因为抽样的时候不考虑户籍。至于是不是包括在其他报表中，因为消费是用支出法统计的，因此消费方面是包括的。但如果统计局是用收入法，那就和户籍是有关系的。关于统计中涉及到的技术部分是专业性很高的，民众不太了解。许宪春之前是国民经济核算司的司长，是这方面的专家 后来在国外发表很多著作和文章，因为外国也很想了解中国怎么做统计这个问题。

　　统计很复杂，不是想要数据就有的，要依靠报表和推断、还要和银行、税务系统核对，需要很多计算、修正和核实，甚至到最后公布什么数据，也要经过最高层和政治局的讨论，根据当时的需要来决定。这是一个研究性的问题，就好比天气预报也需要地方政府批准，比如上海很少报超过40摄氏度。

　　《社会观察》：中国GDP总量的统计数据是否可靠？

　　张军：中国GDP是用当年价格计算的，所以跨年比较时，要考虑物价因素。但GDP增长率，是用可比价格计算的，没有受到通货膨胀的干扰，因此没有价格因素。所以尽管统计过程中会有许多问题，但都是系统性问题，误差是一致的。即使有误差，但将历史数据放在一起，仍然可以反映GDP变化。这在统计和研究上，都是有利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稳定，误差会比较小；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快，误差会大一些，但总体来看，可能相互抵消了。所以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来的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可以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吗？

　　今天中国GDP超过日本，我认为这是一个保守、迟到的消息。十几年前就讨论到，当中国GDP超过日本的时候，国民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官方表示要低调，但是对国民心理而言，还是很振奋的。经济总量毕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其地位重要无可厚非。有些指标和经济总量有关系，有些和人均经济水平有关。当我们讨论人均GDP的时候，试想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要达到美国今天的人均水平，也许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将来永远实现不了，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均水平要达到美国、日本的水平，在现在的约束条件下很难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总量凸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学上有一个“70法则”：经济增长是按照指数增长的，在数学上可以用公式套算出经济增长翻一倍的时间，就是用70除以经济增长率。比如在10%的经济增长率下，经济总量翻一倍的时间是70/10=7年。这30年中，中国经济平均保持10%的增长率，平均7年翻一番，以这样的速度超过日本很快的。80年代初，中国经济起飞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快，但在80年代末开始停滞；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加速，因此不到20年的时间就超过了日本。现在日本的GDP是5万亿美元，增长率最多是2%。

　　我曾经写过文章说，历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比如1964年是日本东京，1988年是韩国首尔，2008年在中国北京，这一时期各国经济水平都差不多，这可以看作一个巧合。日本1974年办大阪世博会的时候，人均GDP水平和现在中国也差不多。从这些指标看，中国和日本相差40年，但是这个40年代表的只是过去，要赶上这一差距并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社会观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维持在8%，若低于这个速度，经济就要崩溃？

　　张军：在我看来，8%是一个经验数据。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每年的增长率经过算术平均之后得出约为9%，这个是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水平。高于这个水平就过热，低于这个水平就过冷。中国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外部冲击、天灾人祸，是可以实现9%的增长率，不发生通货膨胀，这是可以确定的。

　　不过，这个增长率和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是不是有什么联系？我觉得没有经验上的联系。这就像现在经常讨论的基尼系数问题，超过0.5就会出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发展中的拉美国家，超过警戒线都几十年了，中国超过警戒线不止10年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警戒线可能是某些人在某些时间给出的特定概念，但这个概念究竟对不对，也并没有检验。这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底线问题其实是同样的。当年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果太低就无法顺利解决许多问题，若太高，就会发生新的问题，比如资源紧张和通货膨胀，所以就要选择一个数字。至于为什么是8%，而不是9%，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不觉得8%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根据30年的经验，我认为9%是个可以达到的数字。

　　《社会观察》：中国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如何看总量、人均、还有地区差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张军：中国经济的总量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人均的GDP，中国约为4000美元，世界排名100位左右，日本是4万美元，排名接近前十。人均GDP比较高，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但并不反映了民众实际的收入。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反映两点：一是技术水平，同样的投入产生的产出；二是反映了人力资本的水平，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差异。

　　在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的区域差异也是反映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均GDP低，恰好反映了中国在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上和美国、日本的差异。现在大家讨论人均GDP，都指向收入分配不均，但仔细考虑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差距，其实这个差异反映的是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我认为，凡是可以用合理的因素解释的差距，都是合理的差距。这是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差距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可以被合理解释的。但是现在政府关心的是，差距过大会带来社会问题。要扭转差距，不是依靠二次或三次分配，而是要加大中西部的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

　　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一来总量大，二来地区差异大；沿海向欧美看齐，内地向沿海看齐。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素，就是结构变化。一般小的经济体是看不出来的，但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落后地方到发达地方，劳动生产率是大幅提高的。所以，人均水平低、还有地区差异等等这样的经济结构提供了要素再配置的机会，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未来机会。在中国国内，人均GDP的趋同还有一个很大的增长，这本身也是GDP的大增长。

　　《社会观察》：国家最近有政策解决中央与地方的GDP数据差异过大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张军：我觉得有差异非常正常，否则数据就有问题了。

　　中国的统计数据，是各级政府分级核算的，和财政体系是一样的。在分级核算中，一定会存在加总问题。中国地域面积太大，会有统计口径、跨地区重复计算的问题，一般来说是分省的加总结果会大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如果说有什么缺憾，那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严格的跨地区统计指引。另外，国家统计局还会根据各种抽样、历史数据，对地方数据进行处理。

　　许小年曾将GDP数据差异看得很重要，认为这是地方政府的某种政绩动机，我不能同意。因为如果是虚报数字的话，这样的行为不可能维持几十年。此外，统计局也依靠经济普查修正数据。关于数据，我认为要看趋势和结构，而不是看具体的数字。对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更相信理论，而不是数据，数据是用来支持理论的。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山西GDP从负8.1%到正19.4%的变化，这可能是个噱头，对其实际经济没有影响。煤炭就是山西的资源禀赋，GDP的变化可能来源于对煤炭行业的整顿，但短期内要脱离煤炭的支撑，我是很怀疑的，这至少是个很艰难的过程。地方官员在任期中还是看重GDP的，前几年上海经济的各项数据都下降，上海地方的官员就很紧张，认为长期下去会被江浙等地超过。但如果能够对于下降的GDP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上海正在经历产业转型、城市基础设施也接近饱和等等，官员也就接受了，大家的心态也就平和了，从而上海适合做金融服务业的说法也就有了更多的支撑证据。人们要用平常心去看待GDP的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