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 森

　　上海的中等收入家庭都请得起保姆，但是在发达国家保姆很贵。提高低端行业的服务收入也可增加GDP，不过这要随经济发展而定，不可人为获得。

　　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讲，中国还处于上升期。目前中国的GDP按现有汇率计算超过日本是一个节点，以后也会继续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人均GDP还有很大距离：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才4000美元左右，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对经济增长，要记住：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市场扩大、分工深化和企业家精神才是持续的增长动力。

　　国际经济形势显示，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并不明朗。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二次探底不一定发生，但认为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这么过去了，还不现实。按照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长波经济增长，都是一波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一波很长的经济增长，而50年代以核能和航空航天技术又及IT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实都是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都促进了人类经济的大发展。如今这场世界衰退，实际上是第三次科技所推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已经发挥殆尽的结果。按照这个理论，目前我们缺乏真正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的科技革命，而这场危机将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

　　从美国经济整体来看，奥巴马执政以来，采取了鼓励储蓄和减少消费的政策，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还很有可能把美国经济弄得更糟。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低迷不振，一方面要扩大政府开支，又要减税，另一方面还呼吁人们尽量节俭，这不是一个自洽的宏观政策，只能使政府负债越来越重。加上欧洲和日本经济到全面复苏还有很长距离，中国的外贸出口未来不容乐观，而目前看来只能是恢复性的增长。至少再期望我国像过去那样有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增长，已经不再现实了。因而，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转向内需。

　　缩短区域间差距

　　从区域上看，GDP好像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中国的人均GDP有个梯度上的差距，上海北京等地基本在人均1万美元左右，沿海一些省份则有5000-6000美元，而内陆基本在3000美元以下，甚至只有1000多美元。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这些人均GDP水平低的地区发展起来了，那中国的GDP会有一个量到质的提升。

　　开发西部，不一定是要投多少钱就能解决多少问题，关键是人才流动。财政向西部倾斜，不意味着人才会流向西部，企业家也不一定会齐聚到西部去进行“淘金”或者大开发。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分工和市场的深化，用英国20世纪初一位经济学家AllenYoung的看法： 要依靠迂回生产。生产越迂回、分工越细、市场范围越大，一个国家的GDP就越高。用现在的经济学话语和实际统计方法来说，服务部门占GDP份额越来越大。要缩小中西部的差距，恰恰需要主要市场的扩展和深化，依赖人力资源的流动。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西部地区人员尤其是中西部农民工出来到东部打工，西部的人均土地和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就上升了，如西部市场再有一定的自发成长，东西部地区差距的人均收入差距就会缩小。譬如，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达到80%-90%，一个农民有那么多地可种，农民才能真正地富裕起来。如果不然，只是考虑在财政上支持西部，并鼓励西部的人待在西部，只会越支持西部，西部地区反而越穷，东西部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西部要有益于东部，东部才能有利于西部，实现经济的优势互补。

　　以我在国外的生活经验来看，目前中国城市居民与国外城市居民的生活差距已经不太大了。当然，中国的贫困地区尤其是一些西部和中西部农村地区与国外的差别还很大。譬如从家庭的日常消费品来看，汽车、家电产品、通讯设备、电脑，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我们的城市居民都不比西方差。如果说还有真正的差距，主要还是在软件方面，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环境等。

　　我先前说，2008年之前，中国实际GDP可能高于统计局公布出来的数据，很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张五常也认同。但金融危机之后，预计各地报的中国的GDP数据可能有些水份。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出口行业受打击非常大。从海关数据来看，出口全年下降16.9%，对GDP的贡献就是-2.7%。按统计局的数字，中国消费增长很多。譬如，去年的消费中汽车销售就增加得比较快，但2009年消费增长与出口下降基本抵消了。结果，去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投资。但去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经济增长来自投资？这数字很值得怀疑。

　　优化服务业的行业环境

　　法治环境

　　在当前，分工深化或进行商品的迂回生产，才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真正增长点。分工深化和迂回生产实际上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服务业的增长。从各产业在GDP的贡献率中可以看到，服务业和虚拟部门的发展才是未来中国“启动内需”的一个真正可期的经济增长因素，而服务业是最依赖法律制度的。比如发展金融业，没有好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法治创造GDP》，文中提及良好法律制度的运作，需要更多的法律从业人员，因而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越大，但文章主要内容是：法治可以更好地保证交易制度的安全性和产权，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此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证明，良好法治也关系到一个更好的市场经济的运作、保证资源和资本的流动性。

　　行业定价

　　在此我想引入一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观点：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服务费收入，也会增加GPD总量。譬如，在上海，剪一个男士短发大约只需5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经历同样的理发过程至少要付十几美元，这两个服务的结果难道不一样吗？ 上海的理发师因为这个理发行为只创造出5元人民币GDP，还很有可能在统计GDP的时候经常被遗漏；但在美国，同样的理发行为是要创造十多美元的GDP！这也是尽管中国的实物产量虽远远高于美国，但GDP只有美国三分之一左右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认为，提升未来中国GDP差距的另一方面就是提高低端服务业的价格。 当然其前提是随着经济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个过程不能靠人为获得。此外，像按摩、足浴、家政保姆这些服务行业的消费标准在西方都是非常昂贵的，但在上海，一般的“中等收入家庭”都有能力雇佣保姆，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的城市居民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准并不低。

　　政府定位

　　有人说中国的劳动力价值低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固然有理，但另一个因素似乎不能忽视，那就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拿取的更多：每年税收都增长20多个百分点，这也是造成中国近年劳动者收入一直提高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以税的形式征收了大部分资金，企业家拿什么提高打工者的薪水？更何况商业的本身目的是为了盈利。

　　其次，中国政府目前来说还不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而是一个发展主义型的政府。政府征税之后并没有用于完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而是用于经济建设或重大工程，这种定位今后应着力改变。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许多经济学家当成是一个你拿得多我拿得少的零和游戏，其实不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是GDP总量增长的一部分。

　　收入分配，尤其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与经济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都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是与目前的政治体制连在一起的。一方面政府税收不断快速增加，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又不透明，这就给一些人的权力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这也是近些年一些与权力有关的人迅速暴富的主要原因，这些年我几乎利用一切场合不断向社会呼吁：要“减税富民”。

　　“减税富民”就是尽量减少政府拿走的部分，把财富留给民间、藏富于民，这样才会启动内需，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与此同时，要调整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结构，快速且大幅度地增加低收入人群和家庭的收入，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薪收入标准，等等。但目前最关键还是要落实到政府的税收不要太多。

　　长期持续增长的潜在障碍

　　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曾在2010年2月的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说，再过30年，中国的GDP总值将达到123万亿，相当于目前全世界GDP值的2.8倍，中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会高达40%，会远超美国(14%)和欧盟(5%)。福格尔还预计，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GDP也将达到85000美元，届时会超过欧洲和日本。这个图景能达到么？从学理上讲，这个数值是可以测算的，但现实的经济增长则是另外一回事。

　　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制造业的快速增加、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高楼大厦的崛起、“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的建设，都曾经为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这一状况导致现在一提到增长，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实体部门的增长和实物产量的增长，而且似乎全民都在“玩增长”：建高楼、上工程、造汽车、修高铁、建广场……但在发生了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后，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的认识也应该随之而改变。

　　基础建设和重大工程只能在一个较短的周期内保持一个经济增速，并不能长期复制。所以必须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点还是要落到迂回生产上来，就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来说，要依赖分工深化、促进服务业发展，才能长久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也是另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个发展型政府，需要对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做一个边界的界定，而我们的“大政府”却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