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

　　《南风窗》：从中共十七大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讲“新时期”、“新阶段”、“新矛盾”、“新特点”、“新任务”等等，强调要注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到底是什么？

　　迟福林：中国已开始由以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

　　何谓发展型新阶段？从消费结构来看，在发展型新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比例明显降低；从经济结构来看，农业比例较小，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逐步提升；从社会结构来看，多数社会成员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市场分工的拓展，社会利益群体开始分化，利益分化的结果将相对稳定一个时期。总的来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保障并提升人的发展权成为发展型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核心目标。从根本上说，新阶段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是满足人的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由此促进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提升。

　　《南风窗》：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消费需求显然会大大提高。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中国扩大内需扩大的其实主要是投资，消费一直没有很好地启动，但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显然要启动国内消费市场，怎样才能真正启动消费？

　　迟福林：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可以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从理论上说，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间，应该是一个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拐点。从现实而言，城市由住房和汽车刺激拉动消费提升，农村在多种作用刺激下消费潜力开始释放。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几年农村潜在消费需求释放的更多。但这个趋势不是自然形成的过程，关键取决于两条：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调整；二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时期，我国应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推进相关方面的制度改革上有一些重要的举措，这对于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消费拐点到来后，应该是生存问题解决，发展性问题突出的时候。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是文化消费大幅提升的阶段。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但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只有发达国家的1/4,应当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正处在大幅提升的历史拐点。从国际比较看，美国文化产业比重达到25%，相当于我国2008年GDP的82%，日本为20%，欧洲平均为10%～15%，韩国也高于15%。可见，我国文化消费市场空间还很大。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8400亿元，占GDP比重2.5%。有专家预测，如果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以上，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

　　从农民工到市民

　　《南风窗》：消费主导关键是要释放出7亿多农民的消费需求，您主张让农民工在“十二五”成为历史，引起了很大反响。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30年来，这个“特殊群体”在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让农民工在“十二五”成为历史，目前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十二五”期间是否能全部得到有效解决？

　　迟福林：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未来5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说城镇化率每年增长至少1%~1.2%，搞得好1.3%~1.4%是很有可能的。

　　我曾建议“十二五”时期分两步走，第一步，前三年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第二步，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基本不存在难以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像户籍、公共服务、住房保障等诸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其中最难的可能是住房保障问题，要不要把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出台政策，但不是不能解决。

　　《南风窗》：目前很多地方都在着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就其它国家的经验来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目前中国城市化中农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

　　迟福林：好多地方搞的城乡一体化试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土地换社保的做法。这种做法会造成后患，产生更大的社会问题。作为公民，农民本就应享受基本社会保障。土地是农民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城市化中，土地收益是农民成为市民后实现自身发展的原始资本。

　　《南风窗》：和“十一五”时期相比，“十二五”时期更具备哪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利条件？

　　迟福林：“十二五”时期一些条件更加成熟，首先是国家财力更充裕，更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是农民工结构发生了变化，从以60、70后为主体逐渐过渡到以80后为主体，80后和60、70后的最大不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意、也不可能再返回农村，他们更习惯也更依赖城市生活。三是农民工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已经留在城市里。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早解决比晚解决成本小得多，“十二五”时期解决比拖到“十三五”再解决会避免很多社会问题。农民工问题一定要解决，要提早解决，这是一个大判断和大战略问题，不应被技术性难题吓倒。  

　　转变发展方式的无锡样本

　　文_黄少卿

　　无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无锡在80年代所创立的“苏南模式”正在失去其光环，随着国内大部分产品变为买方市场，苏南大量乡镇企业亏损严重，经营举步维艰。在这种背景下，无锡不得不着手进行以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制度调整。经过两次艰难改制，绝大部分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变为产权更加明晰的私营企业，各级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的直接控制权被削弱。改制进一步释放了无锡当地的企业家才能，一批新兴的私营企业脱颖而出，开始成为引领无锡经济发展的新主力军。这10年间，尽管无锡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是，产权制度的重大变化所带来的“预算约束的硬化”改变了企业的微观行为方式，90年代后期一度提高了无锡的经济增长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新的产权体系成为“十一五”以来无锡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基础。

　　无锡政府的转型举措

　　根据已有的数据分析，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无锡在“十五”期间经济效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作为衡量增长效率重要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70%左右滑落到20%以下；而物质资本的贡献则由30%左右快速提高到接近70%。与此同时，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量加速递增，无锡生态环境的承载压力空前加大。另外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收入分配状况难以得到改善。

　　然而，到2005年前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碰头，这种外延式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这些因素包括：投资率年年攀升，已经触及“天花板”；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开发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同时来到，导致制造成本快速增加，出口的成本优势在不断丧失；环境的制约日益突出，空气和水污染程度屡创新高，明显高过周边城市，水污染更是直接引发了后来的蓝藻事件。

　　基于这种局面，无锡政府对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和政策举措进行了重新考量，提出要“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要“以结构调整、城乡统筹、改革创新和环境保护四大战略举措为突破口，由重点发展向优化发展转型”。今天来看，无锡当时提出的四大战略举措并非一句空话，“十一五”期间，无锡政府在落实这些战略举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在结构调整方面，无锡把工作重点放在以人才战略促进产业升级上面。无锡的人才战略包括两项具体政策，一是发起建立“7+1”(包括清华、北大等7所著名高校和中国科学院)政产学研战略联盟，引进人才，引导国内的技术创新成果来无锡进行产业化转化；二是启动实施吸引海外留学归国创业领军型人才计划，即“530”计划，该计划具体设想是5年内吸引由海归创业人才主持的30个项目落户无锡，事实上，不到3年便有639个项目、3400多名海归创业人才落地无锡，而2009年申报的“530”项目数量即超过800个。

　　在城乡统筹方面，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来营造和谐的城乡关系。在改革创新方面，以机制创新改进社会创业创新活动环境。具体举措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为如何完善无锡的市场环境，如由各级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到无锡开展创业投资活动。第二类为如何打造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以太湖治理为核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典型城市，无锡在面对转型压力，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难面前，所作的这些转型探索无疑值得全国其他地区研究、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