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全国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城。而伴随着造城出现的拆迁问题屡屡在媒体中曝光，甚至引起多起以生命为代价的强拆与抗拆事件，拆迁和暴力一定是相伴相随吗？本期《新闻调查》播出《红椿巷拆迁记》，作为阳光操作拆迁的样本，让人们对拆迁有所全新的认识。以下为节目实录：

　　红椿巷拆迁记

　　解说：一边是轰轰烈烈的造城，一边是热火朝天的拆迁，这一拆一建曾经引发了多起以生命为代价的强拆与抗拆的事件，人们不由发问拆迁和暴力，难道一定要相生相伴吗？

　　记者：有研究显示，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会超过50%，也就是说从那一年开始，中国的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它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进入了最为快速的发展阶段，它也意味着类似这样的拆迁重建的场面，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会看到。人们在认可这是一种发展必然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强行拆迁、暴力抗拆，这样一些现实如何让拆迁远离这些？浙江省东阳市在红椿巷的拆迁改造当中，试图将了解民意放到最为首要的位置，这种当地叫做阳光操作的拆迁是怎么做的？又做得到吗？

　　解说：杜新中是红椿巷的老街坊从他的爷爷开始，一家人就生活在这片，老杜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老巷子里。

　　杜新中(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你跟我是邻居，可能你的房子，又在我的前面又搞过来一只脚，我的房子又在你的后面拐过去一个角，那这边，它又很可能又插了一杠子，那老房子以前就是那么寸土必争，那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留下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解说：现在红椿巷已经是一片工地，从这些资料镜头里，我们还能看得出它过去的面貌，这是一片占地350亩的城市核心区，密密麻麻住着2196户，虽然房子看上去横七竖八，但这里一直被当地人看作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金贵。慢慢的，红椿巷人口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火，房子也就越建越密。

　　记者：那你觉得这个红椿巷有改造的必要吗？

　　楼元伟(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说真心话，这里面的房子确实是很破烂了大部分房子，都是解放以前的房子了，现在道路也是很差的。

　　陈晓(浙江省东阳市 市长)：更不用说有地下的排污管网基础设施，如果万一发生火灾，消防车都开不过去。

　　解说：一个是土生土长，当地小有名气的锁王；一个是刚调任不到两年，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主抓旧城改造的市长，楼元伟和陈晓起初都注意到了红椿巷这片区域藏着不小的隐患。其实早在2001年，东阳市就有了改造这片区域的计划，但是这项号称东阳有史以来规模和难度最大、情况最复杂的旧城改造工程一直被视作马蜂窝一般，因为各种原因久拖未决。

　　记者：怎么会拖了这么长时间呢？

　　陈晓：实际上拆迁问题，就是个利益的均衡问题、利益的博弈问题，如何找到最佳的结合点，政府跟拆迁户，我们跟市民之间找到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寻找，不是说一时一刻就能够找到的。

　　解说：副市长施侍伟是土生土长的东阳人，他十分了解红椿巷发展的脉络。

　　施侍伟(浙江省东阳市 副市长)：叫了十来年都一直拆不了，这个里面的这个拆迁户对政府，想拆的也没有信心，不想拆的更加觉得你们是玩玩，觉得你们政府都是玩玩的。

　　记者：从民意来看，你觉得老百姓关注的最大的那个点是什么？

　　施侍伟：当时最关注的点就是东阳人心不齐，东阳干事的氛围不好，想干的事情干不了，下面有钱有势的，好像干预政府的力度比较大，好像政策上被那有钱人左右这种情况比较多。

　　杜新中：他们每一年都是弄出来、搞出来，东阳报登出来什么红椿巷拆迁是今年的十件大事第一件，就是这么一回事，每年都列位第一件，每年都列位第一件大事。

　　解说：一晃到了2008年，周边的繁荣把红椿巷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为东阳市政府隐约感到再不改，它直接挫伤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拆迁办主任程晓忠被委以重任，他要冲在前面，摘掉红椿巷拆迁这个马蜂窝。

　　程晓忠(浙江省东阳市旧城房屋拆迁办公室 主任)：第一次调查的时候，不是去做工作，完全纯粹听取一下愿不愿意拆迁，政府想拆迁了，那你们有哪些想法？

　　记者：说到拆迁的时候急过吗？心里边。

　　徐理纲(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急过，我急得头发，你看我头发都发白了，急呀，我当时的话，拆迁的话我是有一个想法的，最好是不拆，因为我已经75岁了，还能活多长时间，再拆的话毕竟是比较麻烦。

　　记者：有空就练啊？

　　马世章(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有空就练。

　　记者：管用？

　　马世章：管用。

　　解说：马世章是机关退休干部，现在他和老伴已经住进了安置房，但是说到当时的拆迁，他说其实心里也曾经犯过嘀咕。

　　马世章：当时我是这么个态度，实事求是讲，从大局来讲是应该拆的，我当时怕安置政策不到位，所以我当时的态度是，你们先把安置政策拿出来，跟我们见面，这样的话我们再来决定拆与不拆。

　　记者：据你们了解，老百姓到底支持不支持这样一个改造呢？总体上。

　　陈晓：从心底来讲，应该说老百姓，大多数老百是支持的，但是在这个前期，我们也做过些民意调查仅仅是30%的支持率。

　　解说：才刚刚摸了个底，矛盾就已经赫然摆在眼前，为什么拆迁户明明心里支持拆迁改造，被问起来却又直摇头呢？红椿巷的居民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的要求又是什么？我们在拆迁办，查看了当时征集民意的调查表，并随机选取四户登门采访。

　　记者：我挑出你们这张调查表。

　　李向阳(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我好像也忘了。

　　记者：这个当时是签的包丽红，不同意拆迁的理由，没理由，不拆，很坚定。

　　李向阳：因为那个理由也不好写，你说按照城市规划的话，拆是应该拆的，对不对？按道理是肯定要拆的，问题是你现在政策都没出来，叫我们说拆不拆，肯定不拆。

　　记者：当时拿这张表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介绍吗，比如说到底怎么拆？

　　李向阳：那个时候还没写。

　　杜万霆(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我就是填了八千块钱一个平方，那个不合适，太便宜了，我说豆腐都要两块多钱一斤，还是带水的。

　　记者：怎么最后心里想的跟实际行动会正好相反呢？

　　马世章：为什么呢？主要是过去那个拆迁不是公正、公开、公平。

　　记者：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意愿很强烈，另一方面又迟迟没法动手？

　　陈晓：他担心几个问题，一个他自身的利益，会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是一；第二个，你的政策执行是不是公正公平的？你是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在阳光下操作的；第三，我政府的承诺，包括我们政府拆迁的后续的一些工作，是不是诚信，是不是能够跟得上去？这几个问题是最关键的。

　　解说：2008年初，酝酿了十年之久的红椿巷旧城改造项目，终于像尘封已久的机器顶着怀疑的阻力，重新咬合齿轮隆隆运转起来，然而，在这十年里拆与被拆双方都在蓄积着能量，一旦四目相对，红椿巷还能否顺畅地拆下去呢？

　　果然，一旦被触碰到敏感的神经，拆迁户们便开始行动了。李向阳夫妇在红椿巷有三间店面房，平常他们并不住在里面，但得到拆迁消息后，他们一反常态开始往店铺里搬生活用品，并做好长期驻扎的准备，他们用这种方式无声地对抗拆迁。

　　李向阳：人家往外搬，我们往里搬。

　　记者：就是表达一个决心是吗？

　　李向阳：对对对，我都有这个决心，我就房子搬进去，水果我都买回去，我就坐在那里等他们。因为拆迁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多了，有些政府拆迁做事情也做得很绝的，孤岛事情也很多的，断水、断电也很多的。

　　解说：杜新中在红椿巷没有商铺，他觉得对于老人来说，安置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安置妥当，那他坚决不搬。

　　杜新中：反正我说你什么地方安置，你应该征求这个地方的人(的意见)。

　　记者：有道理。

　　杜新中：你不能说，我们不是鸡、鸭，由你抓到这个笼子里抓起来放到那个笼子里去，我说我们是人，不是鸡鸭，你政府应该尊重人民。

　　解说：而在红椿巷最繁华的南街地段锁王楼元伟和十几个有店面的商户自发组成一个维权小组，他们商量着如果政府做出强拆的姿态，那他们也将有所表现，来自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却都带着相似的火药味，一下子涌到了市领导面前。

　　楼元伟：我们是每个商铺凑了五千块

　　记者：还凑钱了。

　　楼元伟：凑了有五十几万。

　　记者：有五十几万啊？凑了钱干嘛用啊？

　　楼元伟：就是为了跟政府抗衡拆迁问题，肯定要花钱。

　　记者：钱花在哪儿呢？

　　楼元伟：就是上访这些费用，都是在那个地方出。

　　记者：其实刚才也说了它就是个马蜂窝，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得到信任，也有可能失去信任？

　　陈晓：对。

　　记者：这方面你们怎么想的？

　　陈晓：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方案设计不科学，工作过程不细致，特别是我们的政策不到位，势必会产生马蜂窝捅了之后，所有的马蜂叮到你身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做得好了之后，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记者：怎么叫做得好呢？怎么做才能说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陈晓：当时考虑关键是三步，第一就是决策的民主科学；第二是操作的公正公开；第三是工作过程的深入细致，有了这三点，基本东西它都能把握了。

　　解说：决策民主、操作公正这几乎是所有地方所有拆迁项目都会提到的一个大原则，而关键是这样一个大原则如何落实到每一间房子上呢？在对有产权证的1400多户进行逐一摸底之后，程晓忠头疼地发现几乎没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是雷同的，老房子、新房子单层的、多层的，各种结构的都有，很难用统一的政策去衡量。

　　程晓忠：到2008年4月份，我们出台了第一稿，搞了一个比较粗浅的，做了一个补偿安置方案。

　　解说：为了让公众尽早有一份可以讨论的方案，东阳市在2008年4月公布了他们自己也认为有些粗糙的拆迁补偿政策的初稿。

　　杜新中：刚刚开始公布的时候都认为不合适，都认为(补偿)过低。

　　解说：而锁王他们的维权小组，由于没有在政策中看到迁回原址的承诺，很快就采取行动了。

　　楼元伟：这一次可能(政策)下来以后，我们就到北京(上访)了，我们的意思就是，它必须要出台政策，要不损害我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