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徐宝山被称为南街的店铺王，拥有的店铺数量最多。20多年前，他外出打工做买卖，2003年回到东阳的时候将积蓄投到了南街的商铺上，而这一带在善做火腿的东阳人看来方位绝佳，就如同火腿心，靠多年积蓄买下了70年产权这样一个位置，是谁也不愿意放弃的。

　　徐宝山(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我们总的拆迁户有一百零几间，政府可能安置不够，只是六七十间，那么大家就接受不了。

　　解说：针对拆迁政策初稿商议磨合的座谈会，一共开了16次，市领导轮番听取意见，参会代表也直言不讳，在2008年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杜新中就曾当面质问领导。

　　杜新中：那我也不客气，我说你讲的这些什么法什么法，我说你别拿这些大帽子来吓人家。

　　程晓忠：当时焦点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里面住宅1326户中，900多户是有天有地的，就是我们以前的老房子自己造的或者是祖传的，那些人就强烈要求一个不愿意到外面去，他说我死都要死在这个地方，我不愿意到新区里面去，第一种；第二种我这个有天有地，我在外面也像以前一样的，要给我地皮，我自己造，还有我们大街上的营业房那些人商业用房，他们最强烈的也是，一定要原地有天有地，原地给他们移一下，按规划让他们自己造回去，这几个观点是最强烈的方面开会的时候是最强烈的。

　　解说：杜新中将政府在拆迁问题上的态度直接联系到政府的威望。

　　杜新中：我们的意思就是政府应该关心群众一点，政府绝对要取得有威望，你有威望的话，老百姓会听你的。

　　记者：您觉得具体到那个拆迁的问题上，政府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变得有威望？

　　杜新中：安置地我们提出来了，安置在这里，别往我们不喜欢的那个地方去，你如果强制我们到那个地方去，那我非对抗不可。

　　解说：杜新中所指的安置房是2003年开建的最早的那一批，因为距离市中心太远，当时拆迁户对安置房的选址和配套设施不满意。

　　记者：当初红椿巷的居民搬到这个这个地方来，积极性高吗？

　　吕指江(浙江省东阳市建设局局长)：当初他们开始做工作的时候，他们不想出来，因为在老城区里面比较方便，买菜、交通他们想到外面出来，思想顾虑比较大。

　　解说：尽管安置房外观漂亮，周边环境整洁，但由于建房前对民众征求意见不足，引发了拆迁户的抵触。

　　程晓忠：环境设施比较好了，但是商业氛围不好，我交通不方便，我小孩子读书，我每天要骑车二公里、三公里的路，这都增加了我的生活成本，你得给我另外的补偿或者更优惠的政策。开始第一、第二我们直接就是说两个房子进行评估，后来我们觉得也是为了引导他们到我们的安置房去，就是把安置房直降20%的价格，变相地补偿给他们。

　　解说：对于有宅基地的农村户口拆迁户安置的房子都是类似连体别墅的排房，拆迁过后城里人住的是公寓楼，农村人大多住的是联排别墅，形成了这种跟城市刚好相反的现象。

　　记者：选这儿安置房有什么要求吗？

　　吕指江：这个房子，这个是垂直式的，红椿巷区里面有天有地的垂直式房子，只能选这个房子，独门独院的是选这，有宅基地的那种。

　　记者：那要说我本来就住的楼没有地的，怎么办呢？

　　吕指江：没有地是公寓式，只能住在前面公寓式房子，住在这种高层里面，高层里面平面式安置。

　　解说：除了给已建好的安置房增加补贴以外，在建的安置期房也考虑到拆迁户的要求，部分回迁到了红椿巷，就在普通居民为安置房地点和补偿标准与政府交涉的同时，南街商铺的房主们也在为了保住黄金地段，而与政府沟通。

　　徐宝山：跟政府领导谈的时候，我都提倡一句，我说要换位思考。

　　记者：你希望政府来换位思考？

　　徐宝山：希望政府要换位思考，我跟领导都这么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留半个小时的时间替我们想想。

　　记者：要求不高，只要求半个小时？

　　徐宝山：替我们想想，问问自己身边的老婆，问问身边的人，换成你愿不愿意，你感觉你愿意了，百姓的事情就好做了，大多数人肯定会支持你这个工作了。

　　记者：你这个话听着心平气和，其实挺刺人的。

　　徐宝山：不是，我觉得这样去交流的话，用心去交流的话，对大家的工作触动会大一点。

　　解说：程晓忠承认，按照当初的规划的确没有让商铺全部回迁的打算。

　　程晓忠：说实在话，这也是一个沟通协商的过程，因为他们开头一定要求是有天有地的原地方要求自己盖房子，我们城市改造是这样的统一造好以后，他们拿一部分商铺回去，拿一部分安置房回去，他们接受了，那总体规划到这个时候又到我们那个地方，给你最好地段的商铺，基本上还是给他们安置回迁。

　　记者：你刚才讲，双方实际上都让了让。

　　程晓忠：对。

　　解说：就这样，在与拆迁户你来我往的互动当中，到2009年7月红椿巷拆迁的第16稿也就是定稿公布了。

　　程晓忠：那么从有(补偿标准)，到后来有了补偿标准，那提高他的补偿标准，然后又提高它，最后定稿出来，既提高他的补偿标准，又给他新的安置，在我们新的安置区里面小街小巷，营业房优先，给他们拿出来安置，这个就是一个政策完善的过程。

　　解说：2009年7月东阳市委市政府就红椿巷拆迁召开听证会，听证会的代表由拆迁户自己报名，并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听证会之后，红椿巷拆迁就要进入到实质性的谈判和资产评估阶段，这是政府最头疼，也是拆迁户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利益纠葛将纷纷呈现，真正的博弈即将上演。

　　曾经在中国人的心里，拆迁意味着乔迁之喜，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利益分配的不平导致的暴力和非理性的行为时有发生，红椿巷拆迁也曾遭遇过强烈的抵触情绪。

　　记者：以前你碰到过硬的吗？在跟他们交涉的过程当中。

　　任云高(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拆迁户)：当然，都是威胁。

　　记者：怎么威胁？

　　任云高：东阳市人民政府4号令，强制拆迁的那个都有的。

　　记者：你把那个看成威胁？

　　任云高：那个当然是威胁了。

　　解说：针对不愿意搬迁，有各种不同意见需求的拆迁户，东阳市政府组织了十几支工作组包干劝导，一家一户去谈。卢文鑫曾经担任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他也担任了，其中一个工作组的组长。

　　记者：当时你去了解情况，你所负责那个村里边那些户，就是同意搬迁的有多少？

　　卢文鑫(浙江东阳市红椿巷区域动迁工作组)：基本没有的，当时开始做工作的时候都反对拆迁的。

　　解说：有了工作组，拆迁户对拆迁的抵触情绪有了直接的倾诉对象，而僵持依然存在。毕竟，每个人都希望借这个以旧换新的机会，竭尽全力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不断地谈判，再谈判。

　　李向阳：其实当时应该我想的时候，我还想多弄一套房子的，那最好了，因为本身我是三间房，现在等于是我拆开，等于还是三套，没多出来。我应该当时多一套的话，我心里可能更舒服一点，是这样的。

　　解说：另有拆迁户将红椿巷的拆迁看作是一次难得的商机，却试图采取暗箱运作的手段，主管拆迁的副市长施侍伟也成了被运作的目标。

　　记者：肯定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向您求过情。

　　施侍伟：那是应该说是比较多的，包括求情的方式各种各样，他就是利用这个年初六向我来拜年，他偷偷摸摸塞在鸡蛋里面就塞了一个信封，就塞了五万块钱，这我当时我对他不客气了，我说你这个必须得拿回去，后来呢，他不肯拿回去，不肯拿回去，我通知反贪局跟公安局了。

　　解说：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结中，工作组踏进了各家的大门，卢文鑫的工作组就负责杜新中所在的区域。

　　杜新中：那个卢局长以前也不认识，一次也没打过交道，他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他说他是工作组的组长，那你就是组长你就组长吧，反正到了我家都是我的客人，我是不把他当什么官不官。

　　解说：首先让杜新中感到意外的是工作组的级别和规模。

　　杜新中：从这个投入的规模来看，那干部的力量投入确实是太大了，开头那几天白天黑夜都在那边，后来我听说一个星期以后他们那些局长都累坏了，这里搞了一天，他还到跑到办公室里去处理当天的一些事，我知道了这些事以后，说老实话，我心里感动。

　　解说：但杜新中并不是一个一感动就忘了自己本来目的的人，与其他拆迁户一样真正使他签了拆迁协议的原因，还是最终的政策吸纳了自己的诉求。

　　记者：您给我数数，您的哪条意见，在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真的被采纳了？

　　杜新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拆迁地，拆迁地最后就是城区它也拿出来了，安置了，应该说是采纳了；第二个，就是这些房产证、土地证，以前都是拆迁了以后自己就跑，这一次呢，它全部把这些事都做到前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