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绝望和疯狂下的全球乱战

　　——世界银行和IMF年会观察

　　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精英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识、各国政治领袖(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思想心理上极端的“短视、偏见和自私”，才是导致“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经济战”最重要之原因

　　■  《环球财经》总编辑 向松祚

　　俯瞰全球，货币、金融、经济战场硝烟气味十足！“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声音此落彼起，响彻云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0月9日，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IMF)。大会小会，五花八门，让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听来听去，却是越听越糊涂，越听越迷茫，越听越悲观，越听越失望，越听越绝望！东西南北之衮衮诸公，西装革履，道貌岸然，似乎个个胸怀锦囊妙计，仿佛人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到头来却只落得个“战争威胁”不绝于耳，指责抱怨声振屋瓦。吵吵嚷嚷一番之后作鸟兽散去也！

　　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人类为何突然象发神经一样相互谩骂和指责？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当然是主要原因。不过依我观察，世界各国领袖(政界和学界精英)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识、各国政治领袖(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思想心理上极端的“短视、偏见和自私”，才是导致“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经济战”最重要之原因。

　　全球经济前景确实令人忧心忡忡，说“前景黯淡”还是大大低估了。俯瞰小小寰球，坏消息总是多过好消息。

　　三大发达经济体面临六大基本困难

　　两个月前(8月10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深表悲观，多家机构将2010年美国经济增速下调至2%以下(年初预测是2.7%)；2010年9月的最新数据，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6%(某些州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5%！)，其中黑人失业率是16.1%，西班牙裔失业率是12.4%，白人失业率是8.7%，亚裔失业率是6.4%；私人投资、消费、信贷持续萎靡不振。

　　美国经济学者算过一笔简单的账，要想5年内让美国失业率降低到5%水平，那么美国经济每个月必须创造32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10年内将失业率降低到5%， 则每个月需要创造23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确保新增劳动力有工作，则每个月必须创造10万个新工作岗位。9月份的情况是：私人部门新增雇佣64000人，然而政府部门却裁员159000人，两项相抵，共有95000人丢掉饭碗。

　　日本经济第二季度增速只有微不足道的0.1%，全年估计连0.4%都够呛(年初预测是1.7%)。日本经济低迷增长已经长达20年，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能重返快速增长的迹象，公众债务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200%，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施展空间；国内人口结构不断趋于老化；日元长期处于“升值预期综合症”；“零利率货币政策”早已失效；通货收缩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欧元区似乎愈发不妙。希腊债务危机余音未了，爱尔兰债务黑云再度压城。两个月前，爱尔兰中央银行行长霍诺翰教授访问中国，我邀请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表演讲。他的讲话显然经过事先精心准备，避重就轻，没有直接讨论爱尔兰和欧元区债务难题，只是一般性地讨论金融危机如何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霍诺翰深知爱尔兰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央行行长，他承受着巨大压力。可不是吗？自2007年底以来，爱尔兰的名义GDP已经萎缩了17%，CPI目前正在以4%~5%的速度下降，几年之内，爱尔兰的名义GDP有可能会萎缩25%~30%，预算赤字与GDP之比高达14.3%，是欧盟3%上限的近5倍，失业率达到13.1%。

　　多么严重的衰退！爱尔兰是欧元区的一个缩影，整个欧元区似乎都面临着相近的困境。欧元区新近完成银行体系压力测试报告，结果是超乎预期的恶劣：之前人们乐观地以为整个欧元区银行体系只需补充资本35亿欧元就OK，实际上仅爱尔兰一国就需要补充资本金400亿欧元，更不用说还有西班牙、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甚至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银行同样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去杠杆化”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所谓“欧猪国”(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大规模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的经常项目逆差，意味着私人部门对外债务持续上升；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经济长期陷入“准萧条”状态；通货收缩风险急剧上升。

　　今年二季度，德国成为发达经济体惟一的亮点。2010年8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德国最近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为2.2%，换算成年增长率，接近9%。是德国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也是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好些论者欢呼雀跃，说德国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扬眉吐气了，德国模式不仅战胜了美国模式，而且也击败了中国模式。他们高声责问：谁叫你们说高福利就必然带来高失业？谁说高税收、严管制、强工会就必然病入膏肓、经济衰退？德国给了你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然而，一个季度的高增长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全年和长期的高增长，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我到欧洲参与各种讨论，总是有朋友提醒我：千万不要低估德国的经济！诚哉斯言！德国经济的表现总是好于她的邻国。德国朋友告诉我，金融危机后，德国劳动人民主动下调工资，维持且提高了德国经济竞争力。不过，今年3月1日在德国中央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该行行长阿莱克斯·韦伯(Axel Weber)教授的悲观预言，却把大家都吓傻了。他说未来10~15年内，德国经济增速可能只有0.75%，远远低于IMF预测的2%~3%。悲观预言的根据是什么，行长语焉不详。他简短讲话之后起身离去，留下满屋子与会者乱吵一气，没有结论。

　　概括起来，三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面临6大基本困难：1，经济增速长期放缓；2，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3，货币政策持续维持“零利率或低利率”，短期内却无法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或“重新通胀”；4，私人消费和投资持续萎靡，个人和家庭“去杠杆化”过程才刚刚开始，个人和家庭对信贷的需求持续下降；5，银行体系“去杠杆化”过程远未完成，补充资本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信贷供给短期内没有可能恢复快速增长；6，三大经济体系内，政府部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同样面临“去杠杆化”过程，至少，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继续大规模增加了。以美国为例，9月份失业人口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主要是地方政府“去杠杆化”，被迫大量裁员。

　　上述六大基本困难环环相扣，相互强化，原因产生结果，结果反过来成为原因，形成典型的经济体系“负循环过程”，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内在机制。

　　1，经济增速放缓负循环。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下降，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必须相应缩减，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缩减反过来加剧经济放缓；

　　2，失业上升负循环。失业意味着收入减少，收入减少意味着需求减少，需求减少意味着企业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则意味着失业进一步增加。

　　3，预期收入下降负循环。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持续增加，让人们对未来预期收入前景持续悲观，悲观的收入前景迫使人们进一步收缩消费(根据弗里德曼和莫迪格利安利的“永久收入学说”，消费不是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取决于长期永久收入)，收缩消费恶化经济前景，反过来进一步恶化预期收入之悲观预期。

　　4，信用萎缩负循环。经济放缓、失业上升、预期收入下降，迫使经济所有部门“去杠杆化”，整个经济体系之信用总量(信用需求和供给)持续收缩，真实利率持续增加，社会财富(私人财富和政府财富)持续缩水。

　　负循环机制里面最重要的是“信用萎缩负循环”。根据笔者提出的“信用体系—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国际货币评论》2010年第三期)，信用增长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力量，不是传统理论所强调的货币供应量。

　　然而，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旦经济陷入信用萎缩负循环，货币政策则完全失效，无法将经济拉出“信用萎缩负循环”稍微深渊。

　　“信用萎缩负循环” 与凯恩斯当年所描述的“流动性陷阱”并不相同。如果经济只是陷入“流动性陷阱”，那么中央银行持续宽松货币政策或“零利率货币政策”则完全有可能将经济体系拉出“流动性陷阱”。

　　然而，一旦经济体系陷入“信用萎缩负循环或信用陷阱”，宽松货币政策或零利率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因为货币创造机制并不等同于信用创造机制，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扩张，并不等同于信用扩张。日本长达10多年的“低利率或零利率货币政策”早已证明此一重要论点，全球金融危机两年来的惨淡现实再一次证明：一旦经济体系陷入负循环，货币政策就无济于事，货币和信用不是一回事。

　　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只好坐以待毙吗？

　　围剿人民币：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日全球经济界，最令人揪心和抓狂的是：面对黯淡的经济前景和悲观的就业数据，决策者似乎早就黔驴技穷。举世那么多高人雅士、教授专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新的对策。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细听世界众多要人的高谈阔论，遍读世界主要媒体的财经评论，预测推理，分析建议，皆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简直给人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样绝望的感觉！

　　10月11日年会散场，英国《金融时报》头版标题是：“各国围绕经济政策炒作一团”，坦承2010年IMF和世行年会“口水喧嚣，不欢而散”，焦点却是抱怨与会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没有针对人民币汇率达成一致强硬立场！评论版标题竟然是“是时候对中国强硬了！”文章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破口大骂，说什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抱怨和指责完全正确。毋庸置疑，中国的汇率政策就是保护主义。中国刻意且持久将汇率低估，效果就等于是进口关税加出口补贴。”文章公开叫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和欧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依照一些英美人物的偏见乃至敌视情绪，好像人民币汇率升值真的成了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是搞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到如此厚颜无耻的货币战争叫嚣，如此充满帝国主义霸权心态的丑陋文字，真的不由得让人回忆起当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滔天罪恶！难道真要“八国联军围剿人民币”？

　　还是邓小平老人家多年提醒得好：“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谈到国际金融、货币、经济政策乃至一切政策，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骨子里总是对中国有一种偏见甚至敌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思考货币汇率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那么多富裕发达国家联手来指责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操纵汇率，天底下怎么能有这样的经济学道理？除了发达国家的“自私、偏见、短视、遏制中国”之外，理论上的诸多说辞，纯粹是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我说过很多遍，美国联手盟友高调施压人民币，主要是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考虑。其中的逻辑基础和相关理论问题，容我以后文章详释。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这个关键要点，奉劝同胞们千万不要天真！2005年人民币被迫单边升值之后，我曾警言：“尽管人民币已经走上缓慢升值和有管理的浮动之路，美、日却不会善罢甘休，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压力将长期存在。”当时好些人认为我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结果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演变到今天赤裸裸的剑拔弩张！

　　这一切，皆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出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困境所致。

　　发达经济体今日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既不同于1930年代“大萧条”，也不同于1970年代“大滞胀”，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未来的经济学者和历史人文学者，估计要忙乎许多年才能理出一个头绪。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在多个场合指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三个最基本的“两难困境”。纵观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经济政策，皆面临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三个“两难困境”。

　　1，财政政策：持续大规模财政刺激(继续扩大赤字和债务)之需求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持续上升之“两难”。

　　2，货币政策：持续维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避免资产价格泡沫、抑制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防止虚拟经济暴涨之“两难”。观察多国最近两年之经济局势，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真实经济，实际上已经基本失效。

　　3，汇率政策：渴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来刺激出口与打击外汇市场投机、避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期望全球贸易稳定增长之“两难”。譬如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势美元来支持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也希望欧元贬值来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银行干脆大规模入市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好一幅“以邻为壑、竞相贬值”之乱象！

　　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希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怎么做得到呢？大家将矛头齐指人民币汇率，岂不是缘木求鱼乎？

　　先说财政政策困境。过去40年来尤其是过去20年来，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之“高杠杆经营”愈演愈烈，债台高筑成为常态。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了200%。欧元区多数国家之政府债务与GDP比例超过100%甚至150%，连素来以财政稳健著称的德国，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例亦越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60%“红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超过80%，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当然更高，所以美国地方政府最近拼命降低债务规模、“去杠杆化”，结果导致政府大量裁员。

　　以年度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衡量，发达经济体系形势更不乐观。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今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都要超过10%，“欧猪国”甚至超过15%，美国亦不例外。

　　货币乱象源于财政放肆

　　第一大问题：债务规模、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例究竟多少合适？欧元区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和3%两条红线，依据何在？是否合理？一直争论不休。随着欧元区各国纷纷突破“红线”，要求或证明“红线”无理或需要提高之呼声时有所闻。

　　有经济学者说：你看日本债务规模早已超过GDP200%，不是也没有天下大乱吗？所以如今好些经济学者鼓励政府继续大搞财政赤字开支以刺激经济，不用考虑什么“红线”或未来还不起债的问题。譬如以撰写三卷本《凯恩斯传》驰名于世的英国人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近年炙手可热的美国人克鲁格曼，就分别大声呼吁本国政府不用理会什么财政赤字和债务难以持续之论调，继续大规模财政刺激才是上策。

　　反对继续大搞财政赤字之声音更大，道理更足。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借债早晚要还，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亦如此。还不起钱就要赖债。赖债对国家信用、货币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稳定打击之大，后果之严重，史有明鉴，历历在目。

　　国家与企业和个人当然有所不同，享有一些特权。除了公然宣布赖债不还之外，还可以大搞通货膨胀间接赖债。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赖债不还的“斑斑劣迹”，英、美、日概不例外。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之惨烈，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我曾经私下请教多名欧元区高人雅士，他们认为绝对不能排除希腊和其他“欧猪国”赖债的可能性！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一国一旦陷入赖债危机，信用崩溃，与一个企业和个人一样，许多年都无法恢复元气，不能到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持续动荡，经济增长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如期而至，说是“灾难”绝不夸张！

　　有鉴于此，各国对内债和外债都规定有必须遵守的“红线”，实在是明智之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发达经济体系“高杠杆负债经营模式”之危机，自然也包括各国政府“高杠杆、高负债”，伤疤还没好，怎能忘记痛？

　　经济理论和历史一再证明：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定之必要条件。法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讲过一句名言：“民主扼杀了金本位制！”意蕴何其深远！民主制度下，政客总要迎合选民的各种“非分”福利要求，选民又要高工资、高福利、舒适工作，又要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标当然美好，而且无可非议，可是天上从来没有掉下过馅饼，“鱼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们为了保住权位，只好大搞财政赤字和“寅吃卯粮”大肆借债，暂时满足选民愿望再说，总想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高赤字、高债务早晚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任何良好的货币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就证明：民主总是意味着财政赤字和高债务。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的货币乱象，无一例外不是起源于财政放肆。民主、赤字、债务不仅扼杀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杀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若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此大难题才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正因为如此，我才说发达国家赤字财政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说是两难恰如其分。

　　有鉴于此，囿于两难困境下的发达国家，滑天下之大稽，把围剿人民币作为“自救”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面对黑云压城，中国应如何突破国际舆论重围，如何打赢这场货币战争反围剿，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课题！

　　戴错眼镜的美利坚政客

　　■ 本刊特约撰稿 蒋旭峰 (发自华盛顿) 

　　当一国的政治家不断拿别国说事、对解决自己国内的高失业、高赤字难题却拿不出良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结构性难题确实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了

　　9月30日，住在华府附近的笔者发现一大早送来的《华尔街日报》被打湿了，因为瓢泼大雨下了一整夜。不过，浇湿的不只是报纸，也有很多人的心情。

　　这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会众议院朝中国怒吼”的文章。就在29日傍晚，美国的众议员们在即将要回到各自选区拉票参战中期选举之前，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试图修改美国贸易法，以赋予美国商务部更大权限，使之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把所谓“货币低估”行为视为出口补贴，进而对相关国家输美商品征收反补贴税。

　　鸵鸟政策

　　就在投票前，提出该法案的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直言不讳地说，它将有助于民主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因为它可以唤起美国中西部工业区选民心中的激情。

　　对于每两年就要面对改选压力、履新当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把“猪肉”(pork)带回本州的很多美国众议员来说，找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避雷针”，总比让他们解决经济困境要容易得多。这也是该法案最终吸引了159名联合提案人并高票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之际，美国的失业率依旧在9.6%的高位徘徊，民众财富缩水出现“失去的十年”，10月中旬刚公布的奥巴马支持率再创新低；如何创造新就业岗位并加速经济复苏步伐也成为今年中期选战的头号热门话题，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头号执政难题。

　　在财政刺激政策效力逐渐减退、私营投资和民众消费热情未能有效盘活、新经济增长点难以迅速出现以解近渴的困顿局面之下，美国政客打出中国牌捞取加分的做法也越来越频繁。《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这个选举年，提到“中国”的次数是提及“阿富汗”的25倍之多。一些与笔者进行交流的民众都对这种转移视线却无助于改善现状的“鸵鸟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作为旁观者，倒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一国的政治家不断拿别国说事、对解决自己国内的高失业、高赤字难题却拿不出良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结构性难题确实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了。

　　10月9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替罪羊”。“替罪羊”这一说法并不新鲜，但是该文作者借用产业外包的说法，起了一个“话题外包”的副标题。这篇文章坦言：“在美国经济一路下滑，导致很多美国人焦躁愤怒的时候，民主党和共和党找到了一个新的责备对象，那就是中国。”

　　该文举例指出，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查克·斯培司最近攻击竞选对手鲍勃·吉布斯支持自由贸易政策，认为自由贸易会把一些工作岗位拱手让给中国。斯培司的竞选口号里用英文加汉语拼音打出了一行字——“用汉语应该说，‘谢谢你’，吉布斯先生！”打“中国牌”在美国大选年里的做秀成分由此可见一斑。  

　　盖特纳的台词变换

　　当然，这种政治表演经受不起经济学的检验，也经受不住事实的长期考验。《易经》有云：“甘临，无攸利；知临，大君之宜。”意思是说，用甜言蜜语来欺骗百姓，无利可言；以睿智来对待民众，才是大人君子适宜的行为方式。

　　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指出，即便人民币和其他亚洲主要货币升值20%，最多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长。

　　与笔者交流的一些美国专家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在投资、贸易、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程度。在人民币于2005至2008年升值约20%的背景下美国贸易依旧失衡，说明这种失衡更多是由美国自身经济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把贸易不平衡的责任转移到中国头上只是欲加之罪，用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的心态来驾驭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有害而无利的。

　　与美国会众议院以“怒吼”来拜票的做法相比，美国政府的做法显得相对谨慎、务实一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财长盖特纳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台词变换。

　　笔者参加了盖特纳9月在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前的听证会，并注意到，盖财长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意义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而将大量时间用来指责所谓人民币币值低估的问题。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召开的10月8日，盖特纳还希望欧洲、加拿大、日本的财经高官们合力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

　　不过，就在IMF和世行秋季年会刚结束两天，10月12日晚间笔者看盖特纳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查里·罗斯秀”节目采访时，发现其话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盖特纳称，巴西财政部长不久前提出全球爆发“货币战”的说法，但实际并没有这样的风险。

　　笔者当时联想到了这有可能是给10月15日财政部推迟公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埋伏笔；毕竟，刚刚要求盟友一起夹攻人民币汇率的盖财长一周后马上在这一问题上松口，会显得太过骑墙。

　　果不然，10月15日盖特纳发表声明称，将推迟原定于10月15日公布的半年期《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发表的三份报告中，美国财政部都称没有发现贸易伙伴操纵了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中期选举临近的“多事之秋”，美国政客频频打出中国牌来转移视线，盖特纳不断变换台词游走于国会、选民、国际社会之间也是有其必然性的。鉴于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尚存不确定因素，再加上美国经济暂将维持疲软之势，头号男主角奥巴马的支持率又创新低，料想盖财长等人最近可能还会改变台词。事实上，盖特纳在9月底听证会上也曾警告，美国国会如果对中国采取动作的话要当心开枪走火、伤及自身。

　　警惕国会“走火”的还有美国的一些众议员。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凯文·布雷迪指出，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对于解决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无济于事。该州的另一名众议员杰布·亨萨林指出，通过该法案，有引发贸易战的危险，这样做实在是“不明智”。

　　分析人士认为，在此轮“汇率之争”中，人民币并非货币摩擦的主角，但却是全球汇率波动的受害者和美国转嫁经济复苏乏力的“靶子”。经历了整个IMF和世行秋季年会的笔者和家人开玩笑说，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沐浴更衣，因为会场内外关于汇率摩擦的“硝烟”太“呛人”了，英美等国大报的记者在提问时也把火力集中在这个议题上。

　　尽管在年会期间一些英美大报屡有刊文对人民币汇率“开火”；但10月18日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叫做“美国之旅”，这是另一种平静而朴素的声音。该文的作者穿越6782英里，跨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12个州，和几百位美国普通民众进行交谈后，发现很多人都持这样的看法：他们担心美国最辉煌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他们对于一些媒体热炒的议题感到失望。

　　对于已经几代人习惯于用一超独大的眼光看世界的美国政客和一些美国人要调适心态并非易事。世界经济复苏快慢不均带来的心理落差适应症，加上大选年经济差强人意的失落症，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就使得一些美国政客拿起汇率问题的挡箭牌来激发民众扭曲的热情以吸引票源。

　　当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年会期间指出，有些国家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比如，这些国家经济复苏不顺利，就业问题未解决好，民众和国会的压力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指责声音就多一些。他表示，把IMF的份额调整与其他问题挂钩等说法都是暂时的，随着欧美经济复苏成功，就业上升，关于国际金融机构份额调整和汇率等问题就不会再成为舆论焦点。  

　　戴错眼镜

　　布朗夏尔在秋季年会上回答笔者提问时强调了国际合作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这比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更加重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秋季年会期间回答笔者提问时也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局面也需要中国等国家提供的多极化发展经验。

　　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雷华告诉笔者，面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全球多边合作对于应对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内的挑战显得尤为重要，在金融危机发生3年后，世界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但却充满变数的阶段，目前世界各国协调合作的政治意愿有所下降，一些国家采取的单边行动将危害全球经济复苏。

　　布朗夏尔和达雷华强调“远视”的重要性，这让笔者联想起最近采访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罗伯特·夏皮罗时他说过的一段话：在美国从政，有时候会让你来不及思考和充电，为了迅速给选民一个交待，你只能匆匆地做出一个本该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 这让笔者想到这样一种“视力落差”：作为一个考虑国家长远大计的政治家，本该戴上远视眼镜，结果为了“超短期利益”考虑反而戴上了近视眼镜，让他们来给国家掌舵的话，可想而知国家航母自然会跑偏。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讲过一段深刻的话：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都是有头脑的，应该保持信息通畅、思维清醒；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明白地球村上其他邻国的希望与关切。

　　不过，美国当下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在鼓吹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帮助美国挽回所谓50万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对于人民币升值1%将造成中国出口企业裁员多少人则全然不顾不提；对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每年需要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的关切也不闻不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在纽约强调，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造成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会引发社会动荡。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秋季年会期间用英文讲起这一段时，研讨会现场的几百名听众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看待这个世界不是一件易事，站在一个其他国家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就更不容易了。美国很多人也知道，中美之间经贸往来密切，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但是中期选举、民意支持率等短期政治冲动使得本该戴上远视眼镜的政客戴上了近视眼镜。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并非解决美国经济结构性难题的药方。况且，伤害了邻居和邻国的感情，就像在木板上钉钉子，多年过后，钉子也许已经拔出去了，但洞留下了。

　　英文中有句谚语，叫做“自己活着，也得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