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亚洲金融合作的对策

　　欧元震荡余波未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再度启动，“货币战”在全球有愈演愈烈势。中国如何加强与亚洲国家的金融合作，是应对之策中的重要一环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汪巍

　　亚洲大部分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其重点当在以下几方面。

　　一，打造亚洲金融峰会平台

　　目前亚洲国家之间金融合作的主要平台是“10+3”多边协调机制，包括中亚、西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深入参与到亚洲金融合作的进程中。但这些国家与“10+3”有许多共同需求，如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要求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币值维持稳定等。西亚产油国利用充裕的资金，将部分石油美元投入低风险、高回报的东亚国家。为实现西亚与东亚国家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有必要提高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层次，在条件成熟时召开亚洲金融峰会。

　　二，改善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   

　　亚洲开发银行是覆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理应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协调成员国采取共同行动方面。然而，由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投票权分配不合理，制约了其作用有效发挥。在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和日本分别占有12.76%的投票权，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投票权为5.44%；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的投票权也只有5.35%；一些非本地区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却大幅超过了本地区成员国的投票权，例如，加拿大持有的投票权高达4.47%，远高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持有的投票权。

　　不断优化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首先可考虑在现有治理结构基础上，成立亚洲事务小组，在涉及亚洲地区内部经济和金融问题时，逐渐降低并最终取消非亚洲成员国的投票权比例，真正实现“亚洲的事情亚洲办”；其次，未来在通过增加普通资金充实亚洲开发银行资金实力的过程中，可赋予那些投票权被明显低估的国家一定的优先认购权，从而逐渐提升这些国家的投票权；再次，亚洲开发银行高管人员如总裁、理事会和董事会人选均应注重成员国的代表性；最后，在成员国投票权比例的设定方法上不应该单纯考虑出资比例，还应考虑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影响力等其它方面的因素。

　　三，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

　　货币互换安排的推进有助于解决成员国流动性匮乏、应对金融危机和缓解积累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一些国家绕开清迈协议，签署了一系列双边的货币互换安排，这也表明清迈协议存在着缺陷。对此相关方需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一是进一步完善清迈协议。清迈协议存在的最大缺陷在于互换资金启动的条件性，即在清迈协议下80%的资金启用须与IMF资金救助的条件性相挂钩，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清迈协议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寻求独立于IMF的资金运用监测机制，逐步降低与IMF条件性的挂钩比例，为清迈协议作用的发挥扫清制度上的障碍。

　　二是鼓励清迈协议框架外的货币互换安排，加强亚洲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合作，建立有关货币互换合作的长效机制。

　　四，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机制

　　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资金补充机制，一方面需要建立基于外汇储备库资金的供需缺口预测、出资比例与成员国经济总量及外汇储备规模相挂钩的储备资金定期补充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在金融风险严重积聚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等特殊时期的临时性资金补充机制。此外，随着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运作不断成熟，可允许部分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本币币值稳定的成员国以本币出资，逐步提高区域外汇储备库资金来源的多样性与稳定性。

　　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规范运行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监督机制予以保证。为此，可考虑在“10+3”财长会议已同意成立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基础上，成立区域外汇储备库秘书处。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区域外汇储备库运行的相关原则和制度，而秘书处负责具体的操作和执行。

　　五，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

　　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众多的积极效应：一是可逐步改变亚洲地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现状，逐步降低和缓解金融系统的风险，促进本地区大量的储蓄向投资转化，实现区域内资金通过金融市场的优化配置；二是可拓宽各国外汇储备在本地区的使用渠道，降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三是有助于促进清迈协议和区域外汇储备库作用的发挥，进而促进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四是可从整体上提升亚洲地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需要侧重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构建多样化的债券担保体系。通过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专门的担保基金，以及在成员国之间建立区域性担保基金，为成员国发行政府债券提供担保；引导商业性的担保基金为私人债券的发行进行担保，必要时公司所在国政府也可予以相应的补充担保。二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督和引导，促进熟悉亚洲情况、专注于亚洲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彻底摒弃被评级人付费的评级模式，以保证评级的客观性和公允性。三是各国在亚洲债券市场应逐步统一发行程序，最大限度地降低债券发行的相关成本。四是加强亚洲债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各国可通过制订有关信息披露的公约，加大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2，发挥亚洲债券基金的作用。亚洲债券基金作为亚洲债券市场的需求方，在市场中具有引导作用，有必要逐渐扩大亚洲债券基金的发行规模；进一步扩大债券基金的投资范围，允许债券基金部分投向信用状况良好的公司债券。

　　3，扩大亚洲债券市场的本币债券发行，可考虑允许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在亚洲国家发行以东道国本币计价和交易的债券。

　　六，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汇率合作   

　　亚洲国家汇率合作的范围首先可界定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或更大范围的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随着条件的完善，再逐步扩大合作覆盖国家的范围。亚洲各国在汇率合作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可设定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浮动的合理范围，一旦汇率波动超出这一范围，可通过中央银行联合入市操作和发挥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调节作用等途径予以干预。

　　亚洲汇率合作可以显著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汇兑风险，有助于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完善，加快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我们要Game，不要War

　　——美国反汇率操纵立法之我见

　　“汇率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了它。美国的玩法是，对某个国家打war，而对全球玩game。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war，而是利用全球游戏规则玩game

　　■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一直进行着攻击，最近的玩法又升了级。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9日投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法案规定，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被认定为低估，美国政府有权对来自该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该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但以上诸举意味着美国在相关问题立法进程上已经走出了两步。

　　“反汇率操纵立法”博弈过程重于结果

　　对于该法案的前景，笔者认为博弈的意味和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美国在危机下的低通胀是依靠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来实现的，如果给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骤然征收特别关税，中国商品将利润微薄到没有降价的空间，其结果是其在美国的售价要涨，这也在部分程度上意味着，这种增税将让美国消费者成为买单者，相当于征收了一个美国的消费税，使美国民众购买商品时的成本增加，有可能直接加大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同时，美国对于从中国输入美国的许多商品已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些已经征收的各种“反税”，其中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人民币升值趋势而成，若如今再针对于汇率问题征税，无疑是重复征收，与美国一贯标榜的公平价值观相悖。

　　笔者认为该法案难以实施的更进一步的理由是，法案的实施细则是难产的。干预汇率市场是各国央行的惯例，美联储自己也多次干预汇率市场。何样为干预，何样为操纵？这样的标准是实施细则必须阐释的。如何制定这一标准注定是个困难的过程。因为美国的资本家也不愿意就此戴上枷锁；无论里子是什么颜色，美国在面子上还是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如果因标准不妥而落下了给中国歧视性待遇之口实，这也将违反两国各种条约，中国可以到WTO进行申诉。尽管WTO的游戏规则是西方所有发达国家维护的和全球资本势力维护的游戏规则，尽管美国有游戏的主导权，但是明显犯规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该法案具体将怎样执行，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美国各类政客对此其实心知肚明。所谓的“反汇率操纵立法”，其目的主要是大棒的恐吓，还没到真正的搏杀阶段。悍然发动针对于中国的汇率战、贸易战，虽然美国凭借其超级地位占据上风，却对谁都没有好处，反而可能便宜了其他国家，给它们以机会。而美国与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之间，也存在着博弈的关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深谙此理。

　　因此这个法案更大的意义在于成为美国政客博弈民选的有力武器，同时将美国国内各种问题推脱到中国的汇率问题上，本身也是政客逃避责任的手段。但是政客们心里全然明白，美国经济问题的真正症结不在这里。因此这样的立法进程更大意义就是成为政客的民选舞台，如同很多年前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会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就在双方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依据美国法律，美国财政部必须每6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在报告中被认定为“操纵汇率”的国家，最终可能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10月15日发表声明称，推迟原定于当日公布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美之间的“货币战”风险暂缓。这不断推迟推出的报告本身，也是美国博弈的一部分，也说明了美国的真实目的，不是立即把大棒打下来。

　　美国旨在“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过，虽然笔者判断，美国该项立法最终很难真正坐实，但其影响也不能忽视。对于中国外贸企业而言，随时可能发生的汇率摩擦将是头上另外一只总也没落下的靴子。这将对于我们的外商投资和外商长期订单与合作，造成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反而会比落下来的靴子还要大。原因就是我们的各种经济行为由于担心美国的汇率战和贸易保护主义而不能放开手脚，相关外商在同等条件下，自然倾向于选择没有这样不确定性的东南亚国家，使得中国机会白白流失，而美国没有为此付出真正的代价。

　　从近期汇率市场的表现来看，人民币在美国的政策威慑下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加速升值。自今年6月19日中国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比率迄今已升值3%。在美国反汇率操纵立法进程的影响下，9月29日、10月4日和10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盘中最高价竟分别较前日收盘价高出0.08%、1.2%和1.17%。这正是美国最愿意看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中国要game，不要war

　　因此，对于美国反汇率操纵立法一举，中国应采取积极行动。换一种思维，既然美国可以对于反操纵汇率立法征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征收“汇率波动所得税”呢？在汇率升值后、外国投资兑现时，我们可以征收特别的资本利得所得税，这个所得税还可以累进、针对专门币种或者专门国家征收，把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合理增值，以税收的方式征收上来。这样不仅可以压缩热钱借助汇率变化进行套利的空间，同时也表明我们无惧进行汇率博弈的态度，让热钱进来时要担心其得利被征税、流出被监管和限制。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可能减少中国汇率被攻击的实际风险。

　　由于这样的汇率收益所得税可以在中国境内全面征收，因此这样的举措属于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别国无权干涉。税收的本来意义就是在于调节社会的收入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在汇率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有些人得到暴利而有些企业面临破产，因此，这样的税收本身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调节手段，使用这样特别税收的收入用来补贴因为汇率变动严重受损的企业，可以成为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政策。而且这样的政策的执行难度并不大，可以海关在进出口报关的时候一并代收，或者是在结汇时由外汇监管部门代征，完全不用另外设立机构和监管体系。而这样一个税收的设立与征收过程，同样本身也是一个在国际上进行谈判和外交斡旋的过程。美国能够对于所谓的汇率操纵征税，中国就可以对于汇率变化的所得征税，二者本身在金融利益和汇率变化得利上也是对冲的。在应对美国种种“金融战”时，中国需要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和世界工厂的优势，首先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博弈手段和规则，再让这些规则参与世界博弈，这或许能成为一条有效的出路。

　　未来伴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之间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只会有增无减。但竞争不只是对抗，其更大的内涵是博弈。我们完全没必要一受到美国的挤压就火山爆发，美国的“鹰派”们正巴不得引发中美之间激烈冲突，从而取得武力或者经济制裁的理由，以此遏制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因此，在综合国力尚存有不小差距的情况吓，中国更应利用现有规则，将计就计，进行勇敢而聪明的博弈。我们在国际竞争中需要的是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不是刚刚开始起跑，就跳跃着要争当空中楼阁的“第一”。

　　利用美国主导的现有游戏规则以及中国自身优势进行博弈的手段，其实多种多样，比如我们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在没有外汇压力下中国减持美债，易落下“要挟”的口实，但在汇率波动时，减持与否就是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讨论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如若大规模抛售美债导致美债贬值，也将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但是在西方完善的金融衍生品体制下，中国也完全可以以套期和对冲，让被分散到世界的金融资本来共同承担美债贬值的风险，而具有强大政治控制力的国际金融资本，也不会任由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尤其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非政客控制而是资本控制的国家，更是如此。此外，我们很多汇率政策也可以下放到企业层面进行操作，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控股，这些银行同样可以进行外汇买卖，而不一定必须由央行出面，这是一个博弈中的角色转化问题。事实上，美联储也是被私人银行所控股的，其股东银行实际上也是美联储的一致行动人。这个世界的博弈舞台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博弈者绝不是只有中美两方，而且美国是难以在全球公开市场上，把公开政策的目标仅仅锁定为中国，同时美国也担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最后落得“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境地。因此，当美国不断挥舞大棒但不直接落下时，中国更应以博弈而不是对抗来应对。时间会解决一切的，中国的崛起最需要的是时间。

　　对于美国发动“汇率战”，中国关键是要放开思想，既不要被吓倒，也不要被忽悠，毛主席关于“纸老虎”的论述，有时是很有道理的。有时，弱势一方将计就计地往下走几步，强势一方的压力反倒来了。所以汇率战争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怕了它，而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war(战争)，而是game(游戏)。美国的玩法是，对某个国家打war，而对全球玩game，中国需要的就是避免war，而加入到这全球的game中。只有在全球game中，大家面对同样的规则和公开的操作，才能相对摆脱某个大国的独控，这是中国最现实、也是成本最小的应对之策。

　　务实解决中美经济冲突之道

　　美国始终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多重目的。其实，中国可以运用多种非汇率手段，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以务实的态度，避免直接对抗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余云辉

　　知己知彼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前提。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之所以常陷于尴尬和被动，原因在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知彼”就是要清楚美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其核心利益在不断地演化。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上升到美元、上升到维护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上升到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从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到引爆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为了巩固美元的全球地位，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任何挑战美元的国家和地区都构成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美国对此决不会视而不见。

　　应该承认，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力量所形成的综合实力和国家信用还无法挑战美国的地位。因此笔者认为，面对美元霸权，试图以人民币挑战美元的对策在现阶段并不全然妥当。

　　尽管人民币有了一定的国际信用基础，但是，人民币的国际信用基础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而是来自于中国的美元储备。因此，以人民币挑战美元，实质上是以中国的美元储备挑战美国的美元地位。在此情况之下，人民币挑战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本身。人民币挑战美元的政策后果是暴露了中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意图，但是对美元却不构成任何威胁。

　　韬光养晦，避免与美国核心利益直接冲撞，仍应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内所持有的态度。

　　解决中美经济冲突的主要策略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始终在追求实现工业化。但现实状况却离工业化的内涵和标准甚远。中国需要抗拒GDP、增长率、工厂化、城市化、城镇化、房地产、招商引资等等短期利益的诱惑；需要顶住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各种压力，加大力度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并保护好国内市场；需要集中政治力量、政策手段和经济资源，重新聚焦于新时期工业化的目标和内涵，迅速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对此，中国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以真正实现“大国崛起”。

　　因此笔者建议，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可做如下的考量：

　　第一，在国际政治言论和国际经济关系方面，避免人民币直接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在亚洲，如“亚元”货币联盟问题，要对日本、韩国等美国军事力量存在的国家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国际上，也不用为争取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的一点无关紧要的话语权而付出太多的代价和承担太多的责任。

　　第二，不要因为国内经济和政策因素被动地增持美国国债，也不要因为美国国债行情看涨而主动地增持美国国债。

　　目前，美国国内的税收收入只能维持其国内各项支出，而美国海外庞大的军事支出则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维持。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发行国债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元来维持海外的军事布局，包括对中国的军事合围。中国拒绝购买美国国债并寻求机会逐步抛售美国国债，是一种减轻美国对华军事压力的釜底抽薪的策略。我们不选择主动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我们一定不能在资金和资源上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合围和挑衅。

　　第三，利用非汇率手段减少中美贸易顺差。美国始终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多重目的。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海外资产贬值、必然导致热钱在国内升值并造成国民财富流失、必然导致在华跨国企业更具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降低跨国企业进口国外配件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挤压本土资本生存空间等。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可以考虑利用汇率之外的其他手段：

　　1，取消所有对美出口补贴。

　　2，通过提高国内资源价格(如水、电、煤、油、矿产等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提高出口产品成本，有效保护本国资源。主动提高资源价格、粮食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必须与通货膨胀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前一类的涨价是价值规律使然，后一类的涨价则是货币超发使然。

　　3，进一步减少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出口配额，大幅度提高各类矿产企业的环保标准。矿产企业的环保投资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国际标准。目前，国内矿产企业的环保投入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

　　4、主动提高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出口关税，根据出口产品的资源消耗情况和重要性确定出口关税的提高幅度。

　　上述措施，将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从而推高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甚至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中国产品的出口，从而减少这些低附加值商品所附带的资源出口和能源出口(中国因出口产品所消耗的原油就达到每年3亿吨)；更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堵住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并由此有利于减少外汇储备对人民币的占款，从而减少美元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干扰，使中国货币政策可以走向独立自主。人民币不受美元政策的干扰和操纵是人民币逐步走出国门的重要条件。

　　此外，还可以取得正当的理由抛售美国债券，不再影响中美关系。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甚至逆差的出现，人民币不仅没有升值的压力，而且可能产生贬值的趋势。海外热钱将闻风而逃(此时应该注意：在人民币贬值到位之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挡住热钱外逃，逼迫其接受人民币贬值的趋势)。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热钱的撤离，中国需要大量美元用于支付，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售美国债券。

　　如果主动减持美国国债，可能被美国理解为“不友好”；但如果因为贸易逆差和热钱出逃而被动地减持美国债券，则顺理成章，甚至美国因此不再担心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