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外交盘点：从接轨到战略重构

　　岁末回望，中国外交在2010年划出一道跌宕起伏的弧线：年初中美贸易摩擦、美对台军售等，让延续2008年高开形势的中国外交骤然之间开始走低；当二季度中国GDP超以及奥巴马围绕中国“月牙儿型”的亚洲四国访问似乎都在暗示，美国构筑的“C型包围圈”有渐趋拉紧之势……

　　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中国外交实现了华丽转身——不仅在11月的两次峰会上让美国想借汇率问题施压中国的如意盘算完全落空，还成功地实现了与欧洲国家的“蜜月外交”。中国一连串的外交行动几乎让所有西方媒体大跌眼镜。

　　这背后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提升。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看来，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接轨到重构规则的思想准备。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需要思想上的保驾护航。”(国务委员唐家璇语)

　　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一再强调，中国是具大格局的、负责任的大国。尽管有摩擦，中美关系的未来和中国外交的大局仍然乐观。

　　于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坎昆气候大会，亦将成为中国外交2010年年底的一场重头戏，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和众多中国智库，已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应对之策。

　　“世界在需求答案”，联合国负责气候问题谈判的官员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说，“坎昆将是下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对世界如此，对中国亦是如此。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郭凤琴

　　国际外交要有“中国方案”

　　□ 唐家璇

　　作者简介

　　唐家璇，国务委员。1938年1月生于江苏镇江。1988-1991年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1998-2003年3月任外交部长。2003年3月任国务委员。2004年6月出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2010年11月17日出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

　　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退役老兵，我想就当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和研究院的未来发展谈几点感言。

　　外交“新机遇期”呼唤新理论支撑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这是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自身发展两个大环境决定的。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综合实力下降；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力蒸蒸日上。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国际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就国际思潮而言，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西方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和所谓民主价值观难以一统天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给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研究正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方纷纷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

　　从中国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崛起的意义更加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已成为牵动国际形势演变、国际格局变革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已经被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离不开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世界各国不仅普遍关注中国在具体国际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而且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理念。我们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我国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也是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这条道路能不能走通、走成功，除了中国自身的决心、信心、坚持和探索之外，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信任与支持。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加强理论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以公共外交展现国家“软实力”

　　公共外交正成为中国外交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内政和外交之间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两种趋势交织发展。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传统硬实力竞争依然激烈的同时，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制度模式、政治主张、民族精神、国家形象、文化传统影响力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竞争也日渐升温。公共外交是加强“软实力”建设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各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升。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都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强化相关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已成为国际潮流。

　　对我国而言，加强公共外交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长期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硬实力层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领先局面。现在，我国外汇储备世界最多，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和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手中握着的“世界第一”头衔日趋增多，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国际上得到更多关注和认同。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软实力”建设仍相对滞后，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成见、偏见仍然普遍存在，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态矛盾复杂，心存疑虑、戒心，甚至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评估我们。西方占主导的国际媒体也不时炒作“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论调。这不仅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给对外交往带来不少消极影响。同时，我国国内媒体、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正在增大，在对我国外交工作形成有力支持与配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冷静、不够理性的声音和行动。

　　新形势下，我国日益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将其作为总体外交工作大力拓展的新领域，加大投入，致力于增信释疑、扩大共识，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式，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在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和出访时，主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向外界介绍中国国情和大政方针，取得很好效果。我国驻外使节和各级外交官积极“走出去”，通过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公开撰文、座谈对话等多种方式向驻在国各界宣传介绍我国发展成就和理念。

　　外交外事部门的同志也加强了同国内媒体、学术界、民间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这些做法对塑造我国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也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国外经验看，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学者等社会力量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效果显著。我希望，研究院在成立伊始就要重视公共外交这一新领域，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为我国公共外交发展贡献力量。

　　“智库”的建设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智库。我在外交外事战线工作了40多年，与国外许多官方或民间的学术机构、智库打过交道，深感它们在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成熟。比如美国在政府部门和智库之间形成了“旋转门”机制，可以让学者和官员实现身份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政府部委、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高校等机构，我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逐步建立了一批智库。

　　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的智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度还相当有限，还缺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智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是理论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加强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既要不断发掘中国“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文化传统的潜力，也要汲取世界上合理、先进的理念，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为外界理解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国内其他智库、研究力量加强合作，逐步形成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充实其理论内涵，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理解和认同。

　　二是战略研究。要紧密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加强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既要重视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这些重大的战略性领域，也要加强对国际格局、体系、秩序变革、大国关系、气候变化等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要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从国际形势的动态变化中看全局、抓趋势、找规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尤其要关注以下战略性问题：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势，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国际体系改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景，我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等。

　　三是引导公众。作为外交领域的智库，不能“关门”搞研究，而应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互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外交智库开展公共外交，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国外公众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政策理念；另一方面向国内公众介绍世界和中国外交，增进他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举措的理解和支持。各位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有优势，通过在电视、网络上做访谈，在报纸、刊物上发文章，同国外同行、媒体和政府部门进行交流沟通，来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是政策建言。作为有政策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智库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做到务实管用。要争取能够及时就政府和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提出有的放矢的看法和政策建议。比如，中国如何化解与周边地区有关国家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如何有效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个问题就很值得研究。同时，也要加强对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和焦点问题的研究，多提出“中国方案”。

　　(摘自11月17日唐家璇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所加)

　　“G时代”的中国挑战

　　——G20首尔峰会解析及其前景展望

　　□ 金灿荣  戴维来

　　作者简介

　　金灿荣，本刊编委。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学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详见P64)

　　戴维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1月11日至12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五次峰会在韩国首都首尔召开。本次G20峰会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首次在欧美之外召开，在地理上走出欧美中心主义，世界经济环境转移意义突出。既肯定了亚洲的重要性，也凸显了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协调中的积极作用。

　　首尔峰会的中国剪影

　　就在G20首尔峰会前，汇率和贸易摩擦引发全球焦虑。一些国际观察家担心，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不会引发汇率大战，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会不会反弹……这使首尔峰会与此前召开的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和多伦多首脑峰会时共同应对危机、启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相比，显得颇为特殊——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危机时代”，各国已从危机应对转向长效经济治理、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而G20自身也面临转型。由于内部目标分化，G20逐步形成以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经济过热型国家和以欧美日为代表的经济增长乏力型国家。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目标的差异、观点的分歧，刺激经济手段的不同，使得双方合作达成一致立场可能比以往要难，峰会一度陷入僵局，呈现多边外交角力，但最终也没有出现谈崩的局面。最终出炉的首尔宣言，淡化了货币问题，在汇率上达成妥协。

　　与以往峰会相似，G20首尔峰会议题设置主要由东道主韩国协调确定。11月1日，韩国总统李明博提出，G20首尔峰会将以汇率、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发展为四大主要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汇率争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

　　最终的《首尔宣言》体现了这些议题。该宣言表示，与会各方承诺，汇率应反映各国经济基本面，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同时，G20支持全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可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发言权。

　　毫无疑问，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是本次峰会最吸引眼球的关注焦点，两国的政策动向、秉持立场牵动着各国的注意力。

　　美国依旧想发挥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的能力，奥巴马在峰会上提出稀土议题、人民币汇率、经常项目设限、限制贸易失衡等议题，但鲜获响应，也没有形成一致共识，反而广受批评。对此，《华盛顿邮报》慨叹，“一年前的G20匹兹堡峰会，各国首脑争先恐后地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欢心。但在此次首尔峰会上，谁也不想帮助奥巴马消除忧愁。”究其原因，一个是美国财政部会前提出为经常项目设限，将差额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4.0%以下；另外一个则是美联储提出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此举将推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热钱”流入新兴市场，恐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造成经济过热加剧，这两项“利己损人”的自私政策招致绝大部分成员国围攻，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形成G19对抗G1的局面。

　　反观中国，由峰会之前的“被迫”应对美日等国咄咄逼人的汇率问题，到峰会最后的二十国联合公报中避免了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还承诺“努力减少贸易不平衡”，最终得以“优雅离开”，中国的外交策略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峰会前英德领导人访华和胡锦涛主席访法、葡，穿插外交和良好的沟通，使得对中国的施压被消解于无形。同时，胡锦涛在接受法、葡两国媒体采访时道出了中国关注的议题方向：一是继续本着同舟共济精神和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向市场发出二十国集团成员团结一致应对世界经济重大挑战的积极信号，提振市场信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二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三是推动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政治支援。四是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实现发展回合目标。对这些议题，英国《金融时报》的评价是：中国目标更实际。可以说，正是靠着这种务实精神和广结善缘的外交策略，中国在峰会上的表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不过，与外界形成的中美激烈对抗印象不同，中美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峰会开幕前夕，中美元首在首尔举行双边会谈，这是胡锦涛主席明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两国元首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两年来的第七次元首双边会谈，会谈频度之高非常少见。这次双边会谈气氛非常坦率，开诚布公，讨论问题的成分在增加，客套务虚的成分在减少，对问题直截了当，对观点直接摆明，成为近年两国元首会谈的新动向。

　　中国应如何看待G20

　　G20首脑峰会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事件的产物，也是各国经济上获得大国身份的一个象征。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回暖，G20在“危机时代”的号召力也在减弱。更有一部分西方媒体质疑G20解决问题的能力，声称无法达成一致共识的G20要之何用，对G20的前途表示出悲观态度。由此引发G20会走向何方的讨论。不过，笔者对G20的发展前景抱有充分的信心。

　　首先，G20比较好地平衡了代表性和效率的这对矛盾关系，增强了合法性。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间政府组织，截至目前共有192个会员国，囊括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然而由于成员众多、协调一致困难，其行事效率不高。素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西方八国集团决策效率很高，但成员仅8个且代表发达国家利益，代表性严重不足。G20成员人口占全世界的2/3，经济总量更是占全球的85%，其中成员不仅有发达国家，更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占成员总数的50%，具有很强的代表性。G20在应对危机方面所作的努力效果显著，对话机制更全面、更具开放性、包容性，较好地兼顾了代表性和效率。

　　其次，G20的出现是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相互交织发展的产物，客观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权力的现实变化，其基本结构更加趋于合理。近年，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推动着全球决策机制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这一结果必然导致G8的失落。

　　再次，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中等经济大国是热情支持G20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被排除在世界主要经济论坛之外，缺少发言权。G20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有助于这些国家充分表达自己独立主张，努力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对应的世界经济政策话语权，能够有效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所以，新兴经济大国乐于推动G20进一步发展。

　　再有，在G20框架内，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能以更加对等的姿态参与对话和合作，表明中国已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G20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又一个里程碑，因此中国对G20的对话协商机制比较满意，愿意投入大量外交、经济资源，积极推动有关协商安排，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争取利益和发言权。

　　最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工具性态度也给予G20较大的生存空间。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未结束，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对话、协商、合作与治理安排的需要仍然存在，西方迫切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借助外部力量来摆脱困境，而IMF、世界银行、G8和联合国等机制力量存在固有缺陷和治理困境。相比之下，G20具有很强的工具价值，另外，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也可以在这一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综合来看，G20具备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属性，继续发展的确必要。

　　笔者在以前文章中指出，今天世界已经进入“G时代”，未来国际政治与经济游戏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若干国家集团或峰会， 它有别于历史上相互对立和敌视国家集团，兼具开放性和灵活性。进入集团化(Group)时代的国家，都在积极寻找利益上的合作伙伴或潜在盟友，这一趋势导致国际政治与经济的Gs化，如G2 (中美)、G3 (中美欧、中日韩、中俄印、俄德法)、G4 (金砖四国、中美欧日、基础四国)、G5(中美俄英法、展望五国)、G7、G8、G8+5、G8+N、G11(新钻11国)、G20等各种形式。笔者相信，在这些种类繁多的“Groups”中，G20将会是充满希望和前景光明的一个，有着强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它将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