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最重要的是认同

　　所谓“骊靬为汉代安置罗马降人”的观点在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为谨慎起见，记者也倾向于使用“骊靬人”和“骊靬研究”等温和判断，而不用 “罗马军团”等词语。

　　如永昌钟鼓楼东边正中的匾额“民淳俗美”所说的，永昌是一个安静祥和、民风淳美的小城。近日，记者以永昌骊靬为中心，在“金张掖”和“银武威” 之间，从民族学和军事历史学等角度作粗略的考察。记者自知，这一地区的复杂性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描述完整的，也不是一个非专业人士所能报道清楚的，记者的田野调查报道只是为读者理解骊靬的时空背景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

　　在考察中，记者深感这一地区之复杂瑰奇，可说是渐行渐深，越看越美，令人流连忘返，记者对“大骊靬”地区文化的兴趣甚至远远已经超过了对所谓骊靬“罗马军团”的兴趣。

　　一方面，记者请教了一些骊靬文化研究者，查阅了一些研究论著和博硕士论文，尝试进入问题的背景和深层。记者认为，骊靬人和所谓“罗马军团”之谜，应该在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需要综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多个学科进行研究。无论如何，在研究中必须注意摒弃虚浮不实的附会，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这紧凑而充实的一周中，记者搭车经过了雪山、戈壁、湿地、草原、军马场等各种地形地貌，探访了汉塞长城、隋碑、六体文字石刻等许多珍贵的物质遗存，领略了汉族、裕固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多民族和谐共处的融洽气氛。在这样一种广阔的大天地、厚重的大历史中，记者从祁连山北麓这一角，充分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和格局。中华民族是长期地、历史地形成的开放性的共同体，多民族的聚居、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汇聚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斑斓多姿。

　　在采访结束之际，记者感到，在现实生活中，骊靬村民有百分之几的欧洲血统，头发、眼睛是什么颜色等问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地居民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第一位裕固族博士钟进文对记者强调时所说的，裕固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员，对于与东部裕固族一山之隔的骊靬村民也是如此。如同骊靬文化研究会会长宋国荣告诉记者的，虽然骊靬人在体征相貌上与众不同，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就是正宗汉族人。也正如杏树庄“军事部长”吕兴祥老人所说的，“虽然长相有些不同，但我认为自己就是汉族人。”

　　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坚定前行的最厚实的基础。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曾江)

　　意大利学者对骊靬人来源的看法

　　作者：刘国鹏

　　严肃的国际汉学研究杂志并未刊登各路新闻媒体争相抛售的报道，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也正说明其缺乏足够的科学和文献支持。

　　自美国学者德效骞首次就中国甘肃骊靬人与卡尔莱之战古罗马军团后裔之间的关系提出大胆假设以来，国内外学者遂对此频频投以关注之目光，历时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学界之兴趣和热情未尝稍歇。但是，目前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国际研究成果，除了美国学者德效骞、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之外，其他国家学者的声音似乎鲜少耳闻，尤其是作为古罗马帝国直接继承者的意大利人，其对此领域的研究态度、视野和方法到底如何？我们似乎一无所知，即便像对古罗马学颇有研究的台湾学者邢义田，其借重的研究资料当中，当代意大利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关注和引用，因此，为拓宽国内学术界对骊靬人来源研究的视野，笔者特在此引介两篇意大利学者的相关论文，前者为国际知名汉学家白佐良，后者为罗马学和古代历史学专家阿迪诺菲，以期对国内学界提供抛砖引玉之助。

　　汉学家白佐良：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曾在1999年第1期的《华人世界》(Mondo Cinese)上发表了有关骊靬人来源的看法，该文标题为“捕风捉影：中国惊现克拉苏罗马军团后裔”(Serpenti di Mare:I pronipoti dei legionari di Crasso si troverebbero in Cina)。

　　白佐良首先提到了德效骞在西方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首创性，即德效骞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而发表的一系列有关骊靬人与罗马军团士兵关系的文章，如 1942年《通报》总第36期上发表的《公元前35年中国与罗马的军事接触》(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5 B.C。)、1941年《美国哲学期刊》第42期上发表的同名文章；1943年于《古典哲学》第38期上发表的《罗马对中国绘画的影响》(A Roman influence on Chinese painting)。但是，与此同时，白佐良还提到了意大利学界一位与德效骞的观点和立场针锋相对的学者达菲纳(P. Daffinà)的文章《郅支单于》(Chi-chih shan-yü)，该文1969年发表于《东方研究杂志》(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第44期上。

　　白佐良认为，公元前53年的卡尔莱战役和公元前35年怛罗斯战役作为历史事实，的确毋庸置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场战役在时间上相差近 20年，因此，卡尔莱战役中最年轻的士兵，至怛罗斯战役时应该已近40岁左右，而且，在20余年的流亡生涯中，其身体状况似已不堪担当雇佣兵的体质。

　　不过，自1980年起，已由多个国家的考古队前往该地进行实地考古发掘，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奥地利和中国等，根据这些考古学家的说法，中国人征服郅支匈奴之后，俘获了100多人的罗马军团雇佣兵，并将其安置在今天甘肃境内一座有着上千居民的小城内，该城的名字恰和中国人对罗马帝国在汉代的称呼相似——骊靬。

　　此外，骊靬城与罗马的传承关系似乎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即该城的建筑格局为直角，这一点与罗马帝国时期的筑城技术极为相似，但是，白佐良对此表示质疑，并认为同时期中国的筑城方式也不乏此例。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人对于骊靬人的关注再掀高潮。自1990年的英文版《北京周刊》(Beijing Review)上刊载了一篇名为“中国的首批罗马人”(The First Romans in China)的文章之后，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接连涌现，白佐良在文中列举了俄罗斯、中国、意大利等国的媒体报道如哈里斯(D. Harris)、瓦谢尼金(V.V. Vasenkin)和柯怡萨洛夫(S.A. Koissarov)1990年发表在Obsetvo i gosudarstvo v Kitae杂志上的联合署名文章“Rimliane v Kitae: perspectivy poska”；中国人王真(音)于1994年发表于《华商报》上的文章《古罗马军消失于甘肃之谜有新发现》；1989年10月5日刊载在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上的文章《消失于戈壁的罗马军队》；1989年10月21日刊登于《晚邮报》的《在中国沙漠深处探寻罗马人消失的方舟》；1990年5月4 日刊登在该报上的《一项考古发现：骊靬与罗马相似之处？》。

　　不过，对于上述媒体报道和关注，白佐良毫不迟疑地指出，严肃的国际汉学研究杂志并未刊登各路新闻媒体争相抛售的报道，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也正说明其缺乏足够的科学和文献支持。最大的质疑在于，上述文章的作者以一种假设作为前提，即将郅支城的100多位罗马降卒这样一种想当然的假设作为前提，从而成了一种命题作文式的论证。

　　此外，两千年前困顿褴褛的100多位罗马降卒，近20年之后，势必年事已长，且与当地多民族妇女通婚，那么逾两千年之后，其后裔之中仍在体貌特征上保留其先辈的遗传特征则势必极其困难，而且，克拉苏时期的罗马军团士兵在当时并非都是金黄头发和蓝眼珠，今天很多媒体的这一削足适履式的举动无疑是相当滑稽的。

　　最后，白佐良在文中特意附录了由意中协会(Associazione Italia-Cina)组织翻译的文章《甘肃：古罗马军队后裔》(Gansu. I Discendenti dell’Esercito Romano)，该文发表于1999年的中国《旅游》杂志。

　　罗马学专家拉斐尔·阿迪诺菲：

　　意大利学界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系古代历史学家和罗马学专家拉斐尔·阿迪诺菲(Raffaele Adinolfi)所作《在中国的克拉苏士兵和蒙古、印度与锡兰的坎帕尼亚商人》(Soldati di Crasso in Cina e mercanti campani in Mongolia, India e Ceylon)。

　　阿迪诺菲教授对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素有研究。早在1977年，阿迪诺菲就出版了专著《罗马帝国与古代中国关系》(I rapporti tra l’Impero Romano e la Cina antica)。该书不仅在意大利国内受到关注，而且在国际罗马学界也反响不小，比如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乌尔里希·芒特(Ulrich Manthe)就对该书倍加关注，并在德国著名刊物《时针》(Gnomon)上撰文予以特别介绍。1998年11月24日，乌尔里希·芒特更亲自致函阿迪诺菲，探讨美国学者德效骞在骊靬所发现的罗马人后裔的来源问题。而且，芒特就1998年11月23日《北京周刊》上所刊载的有关骊靬的考古发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称，此次考古发掘找到了罗马人的相关遗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芒特认为，由于该报道来源于大众媒体，因此，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值得怀疑。

　　芒特提到的这篇文章，作者为中国人崔扁，虽然该文属于一般性的大众媒体报道，但是，由于其关乎古代罗马和中国的关系研究，阿迪诺菲还是很郑重地将其翻译为意大利文。

　　阿迪诺菲认为，尽管该文不属于严格的学术论文，且观点和资料来源庞杂，但是，其中还是反映出近年来国际学界对古代中西交通研究方面的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罗马帝国在中国、蒙古、印度和锡兰的活动视野。不过，众说纷纭的骊靬罗马后裔问题如果属实的话，当属于中西方交通史上的个案，而其根据和来源只有诉诸于中国的古典历史文献。

　　阿迪诺菲随后叙述了昔日的卡尔莱战役。当时，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共率领7个罗马军团，4000名骑兵和4000名弓箭手和投石兵。然而，卡尔莱一役，克拉苏的军队损失惨重，4万多名军团士兵，逾半阵亡，约1万人被俘。克拉苏的高卢骑兵全军覆没，其中有500人被安息骑兵俘获。按照安息帝国的战争习惯，上述俘虏被置于帝国的东部边陲并以奴隶身份从事军事服务。公元前20年，罗马帝国与安息缔约息兵，并要求后者交还公元前53年卡尔莱战役中的俘虏，但是，昔日幸存的士兵根本无从查找，那么这些俘虏的去向到底如何，则成了时至今日中西交通史上的千古之谜。

　　阿迪诺菲随后在文中引述了班固《前汉书》中的《陈汤传》，论及今日耳熟能详的陈汤攻打郅支城一役，并提到其中的“重木城”、“鱼鳞阵”和“圆盾”等描述，其来源为1957年德效骞于伦敦出版的《古代中国的罗马城池》(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一书，该书由阿迪诺菲本人和另一位合作者埃斯波西托(R. Esposito)翻译为意大利文，然未获出版。

　　在《中国的克拉苏士兵和蒙古、印度与锡兰的坎帕尼亚商人》一文中，阿迪诺菲详细叙述了上述发表在德文版《北京周刊》上的署名为崔扁的文章。其围绕的重点为该文所提到的1993年5月由部分国际考古学家针对甘肃永昌县者来寨的考古发掘报告。其中提到的发掘遗迹和实物主要包括如下4点：

　　其一，“骊靬遗迹”。当地人称之为“骊靬遗迹”的古城墙，该墙长10米，高1—2米，最宽处约3米，墙呈S形走势。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据当地人回忆，该墙尚有100米长。

　　其二，当地村民的外在体貌特征与罗马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红栗色头发、隆鼻、深目等。

　　其三，考古学家所发掘的古代骊靬人骨骼颇为高大。

　　其四，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系列古代器物，如铁头盔等。

　　其五，者来寨村民对牛的特殊崇拜，以及嗜好斗牛活动等，这些均与古罗马人的习俗相近。

　　但是，对于崔扁一文中所提的种种报道，阿迪诺菲认为，只有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发表正式的相关学术报告和与骊靬有关的科学资料及数据，才能对古代罗马与中国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关系勾画出一幅完整而又值得信赖的画面。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国鹏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