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中新加坡？

　　中国政府对新加坡的好感由来已久。

　　早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就明确指示要向新加坡学习。巧合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幕随后开启。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再次赞赏新加坡“经济秩序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应该说，新加坡的这些“好”至今依然是中国政府所想要的。

　　南大“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新加坡是一个不按照西方政治民主制度运行而成功的现代化发达国家。这一点，尤其是一个政党对政权掌控，并且非常成功，对中国很有吸引力。”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说，“中国政府派干部到这里学习更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制度化的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无非就是权力的制度化，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来保持政治稳定。”

　　新加坡是强势政府与公民社会并存，民族混居而文化多元。

　　由于两国在民族和传统文化上的天然亲近之外，新加坡在管理模式上具备了东西方双重特点，它一方面在吸收西方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方面有它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又秉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先进管理经验和理论本土化道路上，新加坡给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并且第一次提出“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作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与干部队伍建设相适应、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适应的干部队伍建设显得十分迫切。拥有新加坡那样的一个高效、廉洁、训练有素的人才队伍，以最终打造一个“精干，统一，廉政，效能”的现代化官僚体系，是中国政府的强烈愿望。

　　新加坡在公务员培训方面是世界闻名的。在新加坡，公务员培训始终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确定其培训的主要目标，从而有效的保证了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促进了政府公务员系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服务力。

　　专家认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表明，高度重视干部培训、科学实施教育培训战略，对促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解读新加坡干部培训时曾说，“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李源潮还表示，这不仅由于新加坡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且也因为新加坡是真心帮助中国发展。

　　“对比国内的培训，海外培训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和国际性，能给地方公务员更多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党校系统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培训，行政学院负责管理方面，高校培训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出国深造则是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新加坡某媒体驻中国记者lee chih hong的认识颇为有趣。他说，新加坡是中国公务员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没有政治和技术风险的学习目的地。“这是一个很小的发达国家，同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冲突。同时，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形象一直很好，所以如果中国的公务员说向新加坡学习的话，民间几乎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新”立国产业  

　　李光耀经常提起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小故事：当邓小平祝贺他把一个脏乱的地方建造成花园城市时，他回答说，新加坡是个小国，容易管理，我们做得到的，中国也能做并且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当地有的是状元、文人，而新加坡华人都只是福建、广东等地区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代。

　　李资政的一番话后来被诠释为“激将”言论，但这一“激”却“激”出一批批前来本地学习的中国公务员。

　　据相关资料披露，1992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洋理工大学开始培训中国公务员。最初的学习方式是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短期培训，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各方都认为有必要把培训时间延长，于是先后在1998年和2005年针对中国学员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每年可吸引到上百名参加硕士课程的学员，以及800多个参与短期培训的公务员。

　　有报道称，2001年4月，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和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在狮城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公务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从此，两国间干部培训的合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协议》，由中组部有计划地向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派出干部培训，最初学员的级别必须为厅局级，后来逐渐放宽到部分优秀处级干部。再加上各省自己派往新加坡的干部，形成了今天中国干部在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主体。

　　从海外媒体得到的数据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如今，共有9200余名中国公务员“受训”于南大。

　　2010年3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正式成立，从项目办公室变为更具规模的学院，这意味着负责管理“市长班”的机构在迅速发展。

　　相较于南大而言，尽管新加坡国立大学起步晚了十多年，但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却“来势汹汹”，今年3月刚开课时就有60个学员。该项目课程主任陈抗副教授透露，希望今年内就能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推出短期培训课程。

　　中国的公务员到底给新加坡又带来什么？

　　根据官方数据，中组部至今已派送1000多名司级干部到新加坡受训，来自中国各地的干部则超过三万名。从公开资料不难推算出，每人赴新学费一年约2万元新币，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仅学费一项也达上百亿元。

　　有政协委员曾预估，至今用在出国培训方面的费用超过了万亿元人民币，虽然《世界博览》对此数据存疑，但是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随着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要求5年内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近几年，国内党政干部出国考察、培训，无论是在考察团的规模上、还是出国的频次上，一直曾上升的趋势。

　　9200名县厅级中高级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受训，等于全国3000个县(区)平均到新加坡受训的领导干部有3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司管理处2007年的数据，中国公务员海外培训涉及国家较多——目前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中组部最为重视的两个项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公务员培训“哈佛计划”。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共同组建了“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这个后来被外界称为“哈佛计划”的培训班，在5年中接收了大约300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他们的培训为期三个月。有报道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公务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每人学费20万元人民币”，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花20万在哈佛学三周值吗？

　　后经调查，这项计划的资金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在培训中国公务员方面，亚洲也绝不甘人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瞄准了这项“生意”：早在2006年，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

　　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过去的3年内，中国派出3万多名农业公务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按照“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打算，在今年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比韩国更早行动起来的国家就是新加坡，目前它正在成为中国大陆中高级公务员的首选海外培训基地。并且和一般的出国培训不同，中国公务员赴新加坡学习是一项正式的官方行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学者向《世界博览》表示，“新加坡已经把对中国公务员的培训作为重要的经济产业发展”。

　　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明江(音译)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新加坡将同中国发展官方合作视作关乎国家战略的大事。他说：“新加坡希望成为中国同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桥梁，并以此扩展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新加坡并不仅仅吸引着中国的公务员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将李光耀视作自己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中东国家，它们纷纷派出政府公务员到新加坡来考察、学习。

　　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国家，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国内市场，主要靠国外市场生存。新加坡每年的进出口总值是GDP的数倍，这样的情况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因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新加坡又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什么？新加坡合作事业部(SCE)的发言人说：“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会快速发展。中国的公共部门正从各个国家吸取经验。在同中国的合作计划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同中国公务员交流的机会非常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同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未来就能为我们的企业赢得来自中国的商业机会。”

　　Sce是由新加坡工业和贸易部以及外交部的公务员在2006年联合组建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希望学习新加坡发展经验给国家政府公务员提供服务。

　　中国公务员出国培训给世界带来的机遇是很明显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主任周孙铭教授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一向都鼓励新加坡人来参加我们这个项目。来参加我们这个班可以认识到中国高级干部，跟他们建立同学的关系。以后我们的国营企业，我们法庭机构要去中国开分公司或投资，他们就有这些校友帮忙。”

　　新加坡本地媒体更直接地指出，本地企业要熟悉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和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进而顺利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其实无须舍近求远，完全可以在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就地取材”，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千军万马下南洋，值不值？

　　《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领导者的讲述》一书，为部分接受培训的公务员回国后集体撰写。

　　评论人士认为，该书中的案例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价值、方法、能力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和创新，既是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也是参与世界公共治理实践、进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对于最早一波赴新加坡的广东干部而言，最初学习新加坡，主要体现在市政规划和工业园管理上。“如果我早去(新加坡)一个月，深圳就不是这样了！”深圳早期开发的元勋梁湘在1983年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回来后，大胆提出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后退三十米，建造绿化带。

　　而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则成为中新合作的一大典范，并为遍布全国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经验。“苏州的新加坡模式”成为全国一个学新典范。

　　但是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也在“市长班”任教的黄靖教授指出，这种小国寡民的家族公司式管理模式其实并不适用于中国：“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它很小，社会也比较同一，利益也比较一元化。而中国是一个利益和要求高度多元化的国家，而且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要把新加坡模式照搬到中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学员也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全面运用于全中国。

　　据了解，反腐曾经是“市长班”中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这是因为新加坡在反腐方面相当突出，连续十多年名列亚洲第一、世界三甲。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训，新加坡究竟如何防止腐败虽然仍然是中国学员关注的话题之一，但已经不再是焦点。

　　除了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市长班”这两年还有两个热点话题，一个是城市的管理和规划，一个是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每年以1%的惊人速度在城市化，城市不断扩大所带来的问题困扰着受训的中国公务员。

　　黄靖说，他在“市长班”授课过程中与中国的许多高级公务员讨论过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公务员在新加坡模式不适合中国的这个问题上有共识。

　　从2001年起至今，中国干部正千军万马下南洋学习取经。来自南大中国事务处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主任陈抗副教授透露，相对于侧重政策研究与分析、对象是年轻公务员的公共政策课程，新项目锁定领导或决策者，学员平均年龄是42岁。

　　一位没有去新加坡培训的吉林省公务员告诉记者，“去的基本都是领导，或者和领导较为亲近的人。”

　　对此持有异议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世界博览》记者透露，“目前来说，有资格去国外培训的，都是一些各层权利核心人物，最起码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一般都是在机关单位主事的权利阶层，有权决定去不去，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尽管民间对这类行为有看法，但是没法干预。出国考察被限制了，变成了培训。”

　　出国深造更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开地方公务员眼界和思路，不可否认的是，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大量的“市长班”学员回到国内后，在各级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现任河北省副省长的才利民、石家庄市市长吴显国、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沈小平、河北省工商局局长钱晓钟等均是“市长班”的第一批学员。

　　据河北省委组织部介绍，1995年11月—1996年11月，40岁的才利民被选派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时，还是邯郸市委副书记。当时的吴显国任廊坊市长，现在已转任省会城市。时任保定市常务副市长的钱晓钟2004年升任省工商局长，沈小平从省计委副主任顺利过渡到省发改委主任。

　　学员在国外培训归国后被委以要职的规律其实由来已久。据了解，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九成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是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49名中国高级干部之列。

　　部分人士认为，南大为中国专设的“市长班”已经成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晋升的一个重要台阶。

　　而对于正在全面展开的赴新干部培训，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许多包括新加坡和美国在内的媒体舆论，都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干部出国培训应该继续推行，但我个人认为不需要了，起码不需要大规模推行，也不需要过于频繁。同时，也不应该把这类培训作为提高干部素质的一个关键环节。”

　　竹立家说，“事实上许多培训内容在国内师资力量是可以满足的，而且在国内，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学习研讨，教学相长，也许更有利于学习实践和解决问题，即使从性价比成本考虑，我们也应该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