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生活2010022封面：拆迁富翁生态

　　拆迁富翁生态

　　北京人老赵因在北京国贸桥燃放鞭炮“自焚”而一夜走红。这个因拆迁成为百万富翁的普通人，在“坐吃山空”后，欲以“自焚”的极端方式再求补偿，却将自己送上了审判席。

　　而在北京回龙观的东村家园，历经拆迁后的8年岁月，这里的人们幸福得依旧像朵花儿。

　　在“拆迁拆迁，一步登天”的剧目不断上演的今天，拆迁户们展现出众生相，向世人昭示着他们内心的不安与迷茫。

　　如果没有细致可行的制度保障，如果观念不转变，谁又敢断言：老赵的今天，不是“拆迁富翁”们的明天？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1月下半月)

　　老赵的后拆迁生活

　　文/付晓梅 高哲远 张蕾

　　北京市民老赵一夜成名，成名的原因很“恐怖”：2010年6月18日，在早高峰的北京繁华地段——国贸桥主路携带汽油、燃放鞭炮打算自焚。

　　自焚要挟被逮捕

　　“我只是想自己活不下去不活了，但我又不想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地方死去。”老赵说。

　　据目击者说，那个时候的老赵非常“勇猛”：携带了10公升汽油，一挂鞭炮。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点燃一挂鞭炮。老赵见警察来了，情绪顿时激动起来，向警察叫嚷：“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要点燃汽油自焚！”

　　此时，现场的警察已经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他们一边想办法应对，一边试图安抚老赵的情绪，不断与之交流。然而，老赵始终说：“跟你们说没用！我要见领导！否则我马上点火！”

　　在紧张的状态中，双方对峙了大约5分钟，老赵见还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就拧开瓶盖，右手拿着打火机，准备点火自焚。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在双方对峙时迂回到了老赵侧后方的警察猛地向前一扑，将他按倒在地，同时，迅速将其手中的打火机抢了过来。

　　“壮举”失败了，老赵因此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老赵在公共场所携带汽油瓶并点燃鞭炮，已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老赵说，他采取极端措施是因为自己“活不下去了”。

　　“我主观上没有危害他人的故意。我只是想自己活不下去不活了，但我又不想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地方死去。”老赵说，他挂着瓶瓶罐罐上了三环主路后，在国贸桥上点燃鞭炮，就是为了吸引路人的注意。

　　坐吃山空的生活

　　随着房价的水涨船高，让老赵越来越坐立不安了，因为搬入新家后，他跟妻子都没了工作，自己又有糖尿病，常年需要治疗，没有医保的生活，让他有“坐吃山空”的感觉。

　　老赵现年53岁，本是北京郊区的农民。2004年，朝阳区将台地区大陈各庄拆迁，他的10间平房连同一个小院子因此被拆。老赵说：“我的平房就有229平方米，院子也挺大。但拆迁办只说给108万元，我没同意。等到2006年，他们给涨到了121万元。”

　　原来，老赵夫妻俩每月可以分别在大队领到600元的生活费。但是，拆迁后，他们如果想保留原工作，则变为每人每月领取300元生活费，或者选择一次性补偿。

　　考虑到正上大三的女儿需要用钱，老赵一家最后选择了一次性补助13万元。

　　尽管老赵还不是很满意，但比起村里其他邻居，老赵拿到的补偿算是高出了一截。在妻子、女儿的催促下，他接受了这个价格。

　　2004年，北京的房价还不高，三环边的商品房才4000元/平方米。之后，房价一路看涨，到了2006年，三环边的房价涨到7000元/平方米。但尽管这样，老赵的100多万元在当时也算巨款了。

　　拿到钱后，老赵在朝阳新城以3000多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不久，他们又买了车。有车有房，老赵一家也算是小康之家了。

　　但随着房价的水涨船高，拆迁户得到的补偿越来越多。2010年，有媒体报道，北京郊区的拆迁户甚至可以拿到上千万元的拆迁款。

　　这些消息让老赵越来越坐立不安了，因为搬入新家后，他跟妻子都没了工作，自己又有糖尿病，常年需要治疗，没有医保的生活，让他有坐吃山空的感觉。

　　再想想拆迁前，靠着10间平房，每月都有三四千元的月租收入。老赵越想越觉得，是拆迁让他变得“一无所有”。

　　想不通的老赵先后找了有关部门谈这个问题，希望再次获得补偿。但因为当年双方已协商好，并合理补偿完毕，因此，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于是，他想起一个“吸引别人的注意，帮我解决问题”的办法。

　　老赵的逻辑

　　最后，老赵吐露了他的愿望：获得其原拆迁地区同等面积的住房、一份工作及社会保险。

　　2010年10月18日上午10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老赵被法警带进法庭。他手里捧着一个水瓶，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法庭中央站好。

　　法警解释说，他有点低血糖，所以，才带着水瓶上庭。鉴于被告人的身体状况，法官表示同意。此后，老赵一边回答法官提问，一边坐在椅子上小口喝着水。

　　刚53岁的他，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掉了不少牙齿，显得苍老憔悴。

　　老赵家是老北京，原本应该亲朋环绕。但庭审当天环顾旁听席，除了媒体记者外，包括老赵的老婆和女儿在内，无一名亲朋到场。

　　老赵心中似乎也明了，在从法庭门口走向法庭中央时，并未见他瞟向旁听席寻找家人。

　　检方透露，老赵的家人从来没有来看望或者打听过他的消息，老赵也从来没提到想见家人的愿望，而且，他还尽力表示自己的事情与家人无关。

　　案卷资料显示，侦查阶段，老赵曾供述，汽油是从女儿的车里抽出来的。后来，他推翻了这个说法，说车是家里的，他自己也有车本。

　　法庭上，检察官宣读老赵女儿的证言称，老赵在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也没对家人说要去点鞭炮泼汽油。

　　征得法官同意，老赵赶紧补充说：“她的确什么都不知道，我家那辆汽车虽然是她开，但那几天我都偷着开出去灌汽油。这事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女儿是老赵的骄傲，这个女孩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顺利考上公务员，进入某办事处工作。提到女儿，老赵停顿了几秒后，突然嚎啕大哭：“她是我女儿，我有责任把她抚养成人啊。”

　　他一直强调，当年因为女儿上大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无奈才接受了补偿。而拆迁后，他失去了收入，这让他非常委屈。

　　他说，早在30多年前，他年轻不懂事，因盗窃罪被判入狱8年。出狱后，他一直规规矩矩做人，还把女儿送到法律系读书。

　　“我不是不守法的人啊，女儿就是学法律的。不是太无奈，我是不会做这事的。”庭审过半时，他突然捂住胸口，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药来，说：“法官，我感觉心跳太快，您容我吃片药。”随即，老赵拿着药包，晃悠地来到法官面前，展示给法官看，并说这是他为了保证当天能好好开庭，特意跟看守所要来的。

　　庭审时，检察官表示说，无论发生什么问题，老赵都不应该在三环主路上，以这样的危险方法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虽然他的行为没有给其他人带来伤害，但存在着极大的潜在危险。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量刑标准，老赵属于危险犯，量刑应该在有期徒刑3年至10年之间。

　　老赵的辩护律师认为，此案的缘由是拆迁补偿问题，老赵的行为不当，但值得同情。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所以，主观恶性不深。他选择了通风条件好的三环主路，对公共安全的危险较小，希望法庭能够从轻或减轻处罚。

　　庭后，检察官表示，“他本来有着温馨的家庭和安宁的生活，如今一朝冲动，只能换来法律的严惩。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都应该有理有节，采取合理渠道排解，不应该图一时之快，更不应该置他人权益于不顾，这样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承担的后果。”

　　有记者问及老赵：“比起那些在北京朝九晚五打拼、赚的钱不够每月还房贷的‘房奴’们，你们一家是不是幸福多了？”

　　“你要这么说，那还有好些比我强的人呢。人不能光跟不如自己的比，是不是？”老赵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还强调说，虽然女儿有收入，但这是两码事。不能因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在生活上拖累女儿。

　　最后，老赵吐露了他的愿望：获得其原拆迁地区同等面积的住房、一份工作及社会保险。

　　朝阳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此案。

　　链接：心理干预进驻社区

　　2010年10月19日，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心理专项活动——北京地区的心理干预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朝阳区常营地区办事处举行。常营也成为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干预示范点，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内，常营地区将针对“拆迁富翁”、“弱势群体”、“农转居”等不同类型的居民开展心理辅导和培训班，由心理专家进行讲座、心理咨询等活动，解决辖区居民的心理问题，促进家庭、社区的健康稳定。

　　首都医科大学心理专家杨凤池表示，因拆迁而暴富的居民由于没有思想准备，突然获得一大笔钱财，大多处于迷乱状态，很多人就去大肆消费，随后可能因钱财导致家庭内部矛盾重重，夫妻感情破裂，甚至还有因大额财产分配而导致家庭悲剧，这种情况必须受到重视。但这种情况是近几年的新课题，需要进行心理学方面的调研和分析总结。

　　此次在常营地区的心理干预项目中，就会有针对性地对“拆迁富翁”从心理层面进行调查和分析。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1月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