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后的众生相

　　本刊记者/孙欣 综合报道

　　乘着拆迁的“东风”，他们手握巨额拆迁款，摇身变成了“富人”。靠着这些祖宗钱，他们选择了怎样的生活？

　　出租为生

　　对于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大白村村民王先生来说，2009年是一个“发财”的年份。

　　因当地政府搞开发，王先生原有的宅基地被征用，他为此得到了100多万元的拆迁款。在得到补偿款的同时，按照人均60平方米的标准，王先生加上老婆、孩子一家三口人还分到了两套90平方米的回迁房。

　　“确实比以前强多了。”说起拆迁后的生活，王先生的语气很轻快。因为前几年在别处已经买了房，王先生已将在大白村分到的两套房子出租，仅租金这一项，一年至少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原来，他一年只有几万元收入，现在手里一下子有了100多万元。有了本钱，他现在与别人合伙做起了建筑承包生意，一年有十几万的收入。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新村村民赵明远是个“地主”。在密密麻麻的房屋招租信息栏里，就有他张贴的招租信息。赵明远以前靠种菜为生，土地被征用开发后，他分到了一块地皮和几万元征地补偿款。于是，他利用地皮和手中的闲钱，建起了一幢6层的楼房，开始了依靠收租金过日子的生活。2009年，赵明远房子旁边又新建起了一条宽敞的马路，他为此又有了新的谋划，他想把另一套空置的房子改造一下，改成写字楼或公寓出租。其余的时间，他就打打麻将看看电视，落个清闲自在。

　　在水南新村，像赵明远这样靠房屋租赁获利的人还有不少。

　　自主创业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的一些拆迁农民，则把资金变为资本，开始了创业。

　　该镇于2005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拆迁，至今京开高速以西辖区基本拆迁完毕，共涉及11个村2000余户农民。这个镇紧邻城区，又有高速公路在旁的便利，脑筋活泛的村民在拆迁后，用拆迁款进行了各类的“投资”。

　　找一家门脸办起小餐馆或者小超市，是比较稳妥的方式。投资不大，二三十平方米的租金一年下来也就几万元，家族式经营，一家两三口再添一两个帮工，一年的利润也有几万元或十几万元。“拆迁款坐吃山空，多少挣点儿是个营生。”薛靖家开的小餐馆在周边小有名气，主顾基本是回迁农民和附近小区居民。

　　还有一部分人买下运输车，附近工厂、企业多，交通也便利，跑运输，比开黑车拉客踏实多了。而更加有商业眼光的人，则进行了更大的投资。

　　这个镇的拆迁户王义，把房子和车置办好后，还剩下30多万元。他和三个朋友，在其他镇租了五亩土地，盖上厂房，按照每平方米每天四毛钱的价格出租给有需要的企业，“有个三四年就能回本，之后就是净赚”。由于地段好，厂房价格实惠，不愁租户，算是不费心的买卖。据王义介绍，拿拆迁款租地、租厂房后再出租的，西红门镇还有几个。相比于拿钱买房，一套该地两居室每月1500元左右的租金收益，显然回报更大。

　　另有京开高速西红门段西侧，一幢营业面积1100平方米的商业楼里面，一家超市开得红红火火。而这座楼的租金收益则属于西红门镇三村的村民“股东”。“以前种地带着大家增收，现在没地了，也得帮着村民致富。”该村的村干部说。

　　2008年，已经拆迁完毕的三村开了一次村民会，村集体要购买商业楼，资金有一部分缺口，面向村民募集资金，自愿入股。一下就募集了1600万元。商业楼后来租给超市使用，年租金可观。2009年，村集体又出资数百万元、募集300余万元购买了一处600余平方米的商业楼。

　　到2009年年底，村集体资金收益、商业设施分红以及其他福利，三村村民人均分配得16500元。“一家三口人就是啥都不干年底也能分四五万元。”不仅如此，这种投资号称“零风险”，向村民募集的资金由村集体担保，风险由村集体承担。项目的考察也由村民代表集体决议，充分民主。

　　由村集体作为牵头人，可以把散落在农民手里拆迁款的一部分集中起来，“化零为整”办大事，这比个体的“小打小闹”能够取得更大的收益。

　　不敢享受

　　征地拆迁前，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新村的村民毛家旺是做泥工的，一家四口人仅靠他和妻子到建筑工地上打工为生。征地拆迁后，他建起了两幢房子，除了自己居住外，剩余的几十间房子全部用于出租。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后，他也像邻居一样，每天过着收房租、看电视、打麻将、与邻居闲聊的生活。亲戚朋友都建议他利用手中的闲散资金做点小生意，但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也不喜欢。但是，在家赋闲了一年，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太适应这种生活。

　　于是，经过慎重考虑，他又做回老本行。“征地拆迁时，我还挺高兴的，新房建起来后不愁生活来源，一下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那段时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可我觉得人闲下来会出问题，就又干起老本行。”毛家旺一边忙着手里的事情一边说。

　　他说这样虽然累，但非常踏实。他认为自己的小孩子也不应该以出租房子为生，需要学点真本事。于是，他将一个孩子送到烹饪学校，另一个送到技工学校学习技能。

　　“我已经渡过了彷徨期，融入了新的生活。”通过几个月在饭店的打工生活，刘丽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刘丽敏是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白云村的住户，以前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2009年她结束了以租房为生的生涯，开始谋划新的创业之路。

　　在以出租房屋为生活来源时，刘丽敏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家有一幢6层楼的房子，第6层自己居住，剩下5层几十间房子都用于出租。自从房子出租后，她再没有到外面找工作，收取的房租就足够生活。她每天的生活是打麻将、上网、看电视，周而复始。她的人生规划简单而实际：收房租、结婚、生孩子。

　　单调的生活重复了几年后，刘丽敏感觉生活虽然舒服，但百无聊赖，由于没有追求，自己的生活完全被边缘化了。经过几个月的彷徨和犹豫后，在朋友的介绍下，她进了一家饭店学厨艺，几个月下来，底薪加提成可以拿到1000元。钱虽然不多，却给了她希望。现在她已租好了店面，准备开一家自己的餐馆。“虽然以前的生活舒适安逸，但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辛苦但却快乐，有成就感。”刘丽敏感慨道。

　　缅怀旧日

　　小谢今年23岁，却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没办法，没上大学，结婚就结得早了！”小谢家有一栋三层的楼房，家中4口人。以前，他家有几亩地，几年前，赣州市开发这片地方，他家就把地卖给了政府，然后用卖地的钱建了这栋三层楼，剩余的钱就做起了小生意。

　　小谢也有自己的忧虑：“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确实提高了，可同时越来越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以前更淡薄了。”据他说，以前人们没事总爱串串门，聊聊天。“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某某家做了平时很少吃到的食物，就算东西再少，他们都会拿去与邻居或亲戚朋友分享。碰到谁家做好事，那就更热闹了，做好事的那家人，一定会叫上亲戚朋友到家里聚上一聚。如果谁家需要帮忙，只要打声招呼，大家都愿意。”可现在就算有时间，大家基本上都在家看电视、打麻将，彼此之间很少再联系，感情已经变淡，更别提帮忙了。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村里的外地人口越来越多了，不少原先住在村里的人又搬到外面去住了，村里的人员结构越来越杂，导致许多人见了面都不认识。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互相打招呼，更不用说来往了！”小谢说。

　　挥霍一空

　　一名袁姓男子抱着一条棉被、拎着一双破鞋来到派出所，一再恳求民警让其去坐牢，“在牢里不会饿死、冻死”。

　　这名男子38岁，独身。前不久，他的房子被拆迁，拿到了8万余元补偿款。他将其中的2万元还了债，用剩余的6万余元买了一套住房。但由于手头拮据，他又把刚买的房子转手卖掉。时隔不久，卖房所得的钱被他挥霍一空。

　　在北京曾有这样一个村庄，在拆迁后，村民去团购奥迪车。农民拆迁户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但他们根本没考虑豪车养护费用高昂的问题。还有一些农民拆迁户，买辆帕萨特开黑车谋生，因为没人敢坐这种高档黑车，车上必须挂个“5元”的牌子招揽生意。

　　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了这些暴富的农民。洗浴中心有意招揽一些“把持不住”自己的农民拆迁户，还有人被赌博拉下了水。从法院传来的信息显示，有一些家庭，因为补偿款的分配，导致家庭破裂，亲人成仇对簿公堂。

　　对这些人来说，拆迁曾是一场“分钱”的盛宴，宴会散场那一刻，悲剧已在萌芽。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1月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