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杂志2010011期封面

　　突破皖北

　　策划人语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奔流不息的淮水，不仅孕育了多样性、包容性的淮河文化，也给安徽北方烙下了一个家园性符号——皖北。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块充满灵性、坚韧和血性的土地，给了我们太多的感慨和感动。这里是道家文化的起源地，诞生了老子、庄子、管子等一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思想家；这里是中国的大粮仓，包括皖北在内的淮河流域以不足全国2.8%的土地面积，生产着占全国13%的粮食，养育着占全国1/8的人口；这里是华东的“工业粮仓”和动力之乡，江浙沪地区的电灯中，有一半是皖北点亮……

　　这是一片焦灼的土地。

　　滔滔东流的淮水，在带给这块土地富庶与荣光的同时，也带来了贫穷与苦难。十年九涝的洪灾，战祸连连的蹂躏，谋求生计的迁徙……千百年来，皖北儿女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不懈奋斗，书写着波澜壮阔的篇章。

　　当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化交汇、碰撞之际，由于开放的空间差、改革的时间差等诸多因素的交集，皖北的发展一时滞后于先发地区。发展差距的压力引发了这块土地对快速崛起的渴望与焦灼，而焦灼的背后，则是各界的殷殷厚望和内部长期积蓄的对加快发展的强烈诉求。

　　这是一片希望的土地。

　　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差距引发出动力，焦灼催生出希望。

　　经过多年发展能量的积蓄，皖北崛起正呈现出迸发之势：百丽、杉杉等知名企业纷纷落户；“新老十条”、结对帮扶等政策鼓点密集；大片厂房和林立的塔吊散发着一股工业文明的气息；皖北人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言谈中流露出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突破皖北”已经看到了曙光。

　　焦灼的皖北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三个同样的阿拉伯数字用不同的顺序组合，会呈现出什么？

　　3.28亿VS2.38亿，这是2009年泗洪县青阳镇与泗县全县的财政收入之比。

　　泗洪、泗县与泗阳，曾同属古泗州，因为一条行政边界，分属两个不同的省份；随着区域格局的变化，又被划入不同的经济板块。在经济发展的演变中，不经意间却发生着一场剧烈的落差。2009年，泗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亿元，正好是泗阳县150亿元的一半，是泗洪县140亿元的53.5%；在财政收入上，泗县财政总收入是2.38亿，泗洪与泗阳分别是20.82亿、16.76亿，是泗县的近9倍与6倍多。

　　数据是区域经济变化的“晴雨表”，也是竞相发展的参照系。而泗洪、泗县、泗阳之间的数据对比，仅仅是皖北在区域格局变动中的一个侧面。

　　从这三个苏皖毗邻县域扩展开去，就是宿州、宿迁；再扩大就是皖北、苏北。细心的人会发现，三组地名对比，都是一字只差。但其背后的经济差距却是用“倍数”来衡量的。

　　实际上，数字只是区域经济格局变动的一种反应。在数字的背后，是苏北经济振兴的铿锵步伐与皖北经济寻求突破的焦灼。

　　皖北突破的焦灼来自哪里？首先是来自发展的压力。有哪些压力呢？还是让我们从区域格局变动中的经济数据说起。

　　周边挤压

　　改变时刻都在发生，或是不经意间的细微变动，抑或是突然迸发的震动。

　　当我们把经济数据排列在一起时，区域竞争能够让发展的压力显露无遗。

　　首先，从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城市来看，2009年，徐州、济宁、临沂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分别达到2390亿、2280亿、2100亿；同年，盐城、淮安、枣庄等市突破1000亿元。这就是说，在苏北5市、鲁南5市中，已经有6个城市突破千亿。

　　而在皖北地区，到2010年还未有一个千亿市出现。不仅如此，经济数据还显示，苏北的最后一位宿迁、鲁南的最后一位菏泽，在2009年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7亿元、953.64亿元，比皖北任何一个地市的经济总量都要高。而且，宿迁与菏泽的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3.5%、14.1%，也都超过皖北振兴重点扶持对象的阜阳、宿州、亳州。

　　再从不同板块之间的经济总量上来看，2009年，皖北地区生产总值为2993亿元，全部财政收入331.85亿元。而同期苏北5市地区生产总值7196.89亿元，财政总收入1396.2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540.9亿元。鲁南经济带上的5市，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406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91亿元。两相比较，皖北经济总量与苏北的差距超过4200亿元，与鲁南相差4413亿元。同时，鲁南经济带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还超过皖北全部财政收入60亿元。

　　即便是经济实力最弱、山东省重点扶持的菏泽，在2009年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60.6亿元，分别是阜阳、宿州、亳州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倍、3.2倍、3.5倍。与鲁南经济带相比较，皖北地区的财政收入在速度上高于鲁南5市，菏泽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最高是20%，其他4市都没有突破20%。而阜阳、亳州分别超过30%，稍低的宿州也达到了21.1%。

　　但是，与苏北相比，皖北各市的财政收入在总量和速度上都稍逊一筹。2009年，徐州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最高，达到164.34亿，分别是阜阳、宿州、亳州的5.5倍、8.6倍、9.4倍。2009年同期，徐州市实现财政总收入318.8亿元，与皖北六市财政总收入331.85亿元仅仅相差23亿元。而宿迁作为苏北地区经济实力最弱的市，2009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63.07亿元，与阜阳、宿州、亳州三市地方财政收入之和65.75亿元基本相当。

　　最后，从人均GDP上来看，2009年，苏北5市的人均GDP是23835元，接近3500美元。而在皖北，宿州、亳州、阜阳，分别在2007年、2008年、2009年突破1000美元。相比全国2003年突破1000美元、安徽省2005年达到1000美元，分别迟了6年和4年。

　　通过以上经济数据的对比就会发现，皖北地区在整个区域大格局中，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承受到来自周边的挤压。但挤压并不代表没有机遇，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皖北惟有奋起直追。

　　内部诉求

　　如果与安徽省内相比，皖北又是什么状况呢？还是用数据来说话。

　　以安徽省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来看，工业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撑力，皖北六市的工业增加值总量是1076.8亿元，只占安徽省总量的1/3。同期，包含合肥在内的皖江9市完成工业增加值2599.9亿元，皖北与之相差1523.1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后劲，尤为重要。皖北六市在前三季度是多少呢？统计数据显示，皖北六市固定资产投资之和为1601.3亿元，与合肥市2215.6亿元相比，差距超过600亿元。同期，不含合肥在内的皖江8市固定资产投资为3810.2亿元。与全省总量相比，皖北六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全省8265.4亿元的1/5。

　　在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项重要经济指标之外，就是财政收入。统计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皖北六市的财政总收入为353.8亿元，与合肥市的332.6亿元相比，仅仅高出21.2亿元；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上，皖北六市之和是162.1亿元，相比合肥一市的164.2亿元，竟然还少了2.1亿元。同期，不含合肥在内的皖江8市，实现一般预算总收入615.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11.1亿元，大约是皖北地区的2倍。

　　统计分析还发现，“十二五”期间，如果要做到皖北振兴重点扶持的阜阳等三市七县人均GDP与安徽省绝对值差距不拉大，三市七县经济增速与安徽全省之比就必须达到1.97:1，即安徽年均增长12%，三市七县就要增长23.6%。这是一个难度不小、压力显而易见的挑战。

　　但这种压力，更体现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诉求上。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批，在遥祝皖江的同时，皖北也在急切思考、寻求自己的出路。

　　在随后召开的安徽省“两会”上，一些来自皖北的人大代表，将“皖北地区腾飞靠什么助推？”“发展之路在何方？”等问题抛向“两会”，谁都能看出皖北的焦灼。

　　随后，这种焦灼更进一步传递到了全国“两会”上。2010年3月，由全国人大代表、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景龙领衔，苏皖豫三省6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建设贯通豫东、皖北、苏北，直达上海的“淮海铁路”，引起广泛关注。

　　实际上，这是皖北地区在谋划基础设施功能升级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诉求。由于东西向交通动脉的缺少，从阜阳向东经过蚌埠、淮安到盐城港口的直线运输，至今仍未建立起来。由此造成的一种结果是，虽然安徽省距离出海口最近的地区是在皖北，但长期以来，皖北并没有沐浴到来自海洋的恩泽。

　　由此，皖北需要创新思路，从差距中找到新动力和突破口，从而在加快发展中收获信心。

　　负重爬坡

　　“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率低。”在安徽省“十二五”规划课题研究中，对皖北经济发展总体状况的概括，一语中的。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了皖北依然在负重爬坡，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找突破的临界点。

　　首先是工业化率低，2000年时，皖北的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33：32.9：34.1，第二产业竟然是最低的，而第一产业出奇的高。到了2009年，皖北地区工业化率增长到38.6%，仍比安徽省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其中，亳州、宿州、阜阳三市的工业化率分别只有27.3%、29.3%、30.2%，相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亳州、宿州，还没有突破30%。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超过30%才意味着进入经济持续加快的阶段，达到40%以上就能够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工业化率与三次产业结构是直接相关联的。以阜阳为例，2005年的数据显示，三次产业结构为32.3：29.4：38.3，二产是最低的。推进到2007年时，二产首次超过三产；到2009年，二产最终超过一产、三产，阜阳才第一次真正实现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阶段。

　　由于工业化率低，进而直接导致皖北地区的企业资源不足。一方面，能够实现爆发式、引领式、跨越式突破的大工业、大项目少，现有的一些大项目主要是成点状分布，没有串成线、扩成面，换句话说，在“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演进路径上，皖北才刚刚起步。以农业产业化为例，河南省食品产业龙头双汇集团2009年的总产值达400亿元，带动漯河成为“中国食品城”。而皖北地区恰恰就是缺少这种能产生影响力的“概念经济”。如果皖北六市五县能产生10个左右的产业名城与产业之都，就将搅动起整个皖北经济。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资源不足，导致金融存贷比低与上市公司少。2009年底的数据显示，亳州、宿州、阜阳等三市七县存贷比仅44.2%，低于全省25.8个百分点。同时，三市只有古井、金种子等3家上市公司，仅占全省63家上市公司的零头，而且，已经长达10年没有一家新上市公司。在安徽省82家后备资源中，皖北也仅有一家。

　　与工业化率低互动的，就是城市化率低。早在2001年9月，安徽省召开第一次皖北发展座谈会时，宿州、亳州、阜阳的城市化率分别只有16%、19%、21%。经过10年努力，亳州、宿州、阜阳三市2009年的城镇化率分别为33.3%、33.2%、32.4%，虽然超过30%，但比安徽省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以上。

　　其中，作为城市发展支柱的房地产业，拉动能力不足。统计显示，2006年-2009年，阜阳、宿州、亳州等三市七县房地产业投资仅占安徽全省8%，年均增长32.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工业化、城市化“双低”之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县域经济，皖北也是相对较弱，尤其与毗邻的苏北形成强烈反差，2009年，苏北有6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此外，在2009年安徽省县域经济分类考核中，21个一类县皖北只有3个，分别是凤台、颍上、濉溪，但是3个上榜的皖北县，产业结构都是煤炭资源开发型，不具有可复制性。在二类县中，虽然动态指数上以蒙城县为代表的“皖北军团”引人关注，但二类县的综合经济实力后十位中，有9个是皖北县域。可见，县域经济实力不强依然是皖北的“短腿”。

　　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是客观事实，但差距并不表明皖北没有崛起的希望。面对差距，皖北最需要的是发展的信心，只有奋起，才能走出焦灼。由此，“突破皖北”从差距起跳。

　　那么，皖北正在发生什么？改变皖北的力量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