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围观
有不明真相处,必有围观,必有打酱油者,所幸群众尚还情绪稳定。但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文/潘滨
围观《大迁徙》
营救谢朝平
一部发在网上半个月只有十来个点击量的报告文学,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进京抓捕,成为各阶层关注的热门读物。这本35万字的《大迁徙》,是五十多岁的前检察官、前记者谢朝平历时3年、前后6次去陕西渭南采访写成的反映“三门峡移民”苦痛的纪实文字。
“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办错了我不怕!”渭南警方为此专门成立了“8.9专案组”,7名警察以“非法经营罪”的名义,拷着谢朝平,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和《大迁徙》书稿及上网卡、U盘等,奔回陕西。
一场不可谓不凶猛的网络声讨,令陕西官方始料未及,众多媒体和知识界人士也参与其中,微博上群情激昂,发起第一期冲击波;众多媒体接力第二波,提供详实调查细节;知识分子继续第三波,老作家铁流发起“营救谢朝平”的倡议,获得数百知名人士参与,杜光、茅于轼等意见领袖纷纷响应。
拯救谢朝平的“言论大军”最终取得成功。30天之后,谢被渭南官方用飞机送回北京。
围观韩峰日记
要日不要记
本年底,广西检察机关办了一个预防职务犯罪巡回展,其中最显眼的展台是为韩峰制作的,一位来宾市烟草局处级局长,他的香艳日记被摘贴在两张大展板上,题目是《日记泄天机烟草局长丑闻败露》。看上去,这更像是教育参观的各级干部,别去写日记。
韩寒在评价他本家的日记时,用了褒奖手法,“半年时间内仅仅受贿6万元,这是我近几年第一次看见受贿两字后面跟的是一个5位数”;“在他已玩,正玩,稳定的玩和待玩的那些女人中,无一人属于包养性质”;“这位局长不赌博,不嫖娼,不贿赂上司。在公共场合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就是两个小时”;“他玩女人多次,但是陪老婆逛街等也有25次,给父亲购买手机”;“他会自己安装电脑软件,爱好数码,爱好摄影,爱好体育”……
在深入围观、研习了这本日记之后,舆论也开始逐渐转向,网民由最初的惊奇、愤怒和唾骂之后,开始觉出韩局长的可爱。从生动简洁的文字里,评论家甚至看出韩峰有鲁迅文风。
韩峰最终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网友的宽容更多是因为韩峰之外的腐败现象过于触目惊心。韩峰之后,又有多本“干部日记”、“拆迁日记”、“教授日记”出水,同样牵出当事人落马。
围观曹操墓
又一个“周老虎”
就像“周老虎事件”一样,曹操墓真伪之争因为有政府背书而陷入罗生门。对于利益集团来说,确认曹操墓的真假并不是最重要的,古墓带来的商业潜力,预计每年带来的4.2亿旅游收入,才是最令当地政府部门心动的。争议未停,安阳已经操办了曹操诞辰1855年大典。
“说曹操,曹操到。”横空出世的安阳古墓,是一个几乎被盗窃得一穷二白的空白古墓,没有留下多少太有价值的佐证资料和贵重文物,但它仍能生动诠释一个新兴财路——考古经济学。它结合了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科学等多门类学科,成为中国式考古独特现象——决定墓穴真伪的因素不是实证,而是考古者的政府级别,“一切听国家级专家意见”。
围观曹操墓是对地方政府雷人决策不满的集中体现,从斥资300亿兴建孔子城,到西门庆故里之争;从构建南北分界线标志,再到复建夜郎古国……吃死人饭,不论臭恶,唯名声马首是瞻,以文化为经济先锋,最终导致一拨又一拨的围观,不知实际效果又如何。
围观车船税新方案
税务部门把私家车当“唐僧肉”
中国汽车市场已渐变成一块肥肉。2010年超过1700万辆的销售数字被赋予更多意义。其中就有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人们还没结束享受快捷生活的想象,就被“城市拥堵”问题迎头痛击。而伴随着通货膨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车船税征收改革,也在这个节点推出新方案。
新的车船税将乘用车按排量分为7个梯度,1.0升(含)以下的每年仅需缴纳60元至360元,和此前不做调整的版本相比,略有下降。从1.6升开始,税负逐步上调,最高一级为4.0升以上,其税额为3600元至5400元。
1.6升的尾气排量成为新方案的分水岭,这个占现有乘用车近四成的汽车阵营,主力为私家车,未来一年里,中国的私家车主,将会为社会交通贡献更多税收。草案公布后不久,新华社连续三次发文质疑车船税,称税务部门不能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不能使今年大幅度增税、明年推出新税种成为一种常态。
新的围观正在发酵,网络上已经形成讨论氛围,城市中产的日子将会更不好过,正式出台内容时有关部门会引进围观情绪吗?
围观公务员提拔
拼的不是钱,是爹
银川团市委招考一个职位,488人报名,马晶晶独占鳌头,显然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其母丁兰玉,出任银南地委委员时年仅23岁,现任吴忠市政协主席,其父亲系宁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甘肃省图书馆典阅部职员王鹏是马晶晶大学同舍同学,知道他有很多门课程不及格,怀疑招考作弊,遂发帖举报。结果,王鹏被宁夏吴忠警方刑事拘留。
山东新泰是泰安下属的县级市,春节后政府网站上贴出公示,集中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网友经过“人肉搜索”发现,1986年出生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准局长,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准儿媳……
这只是本年度关于官二代被提拔或录取案例的一部分。
在固有的体制面前,起点公平如果不能保证,带给整个社会的将是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现阶段,微博之光照耀到王鹏、李盟盟身上,但制度缺口还一直存在。
围观各种强拆
强拆拆出一个新中国
砖头摆在楼顶的各个方位,一捆装好汽油的啤酒瓶整齐站立,广西北海许勇家的四层楼顶上,摆成战斗阵地,数百人的拆迁队伍兵临城下,钉子户们严阵以待。为了应对政府强拆,村民们甚至举行了一个带有示威性质的防拆迁灭火演习。
江西抚州拆迁自焚事件还没平息,就又传来北海银滩白虎头强拆事件,与此同时,在贵阳城区,发生了四百多人强拆刑警宿舍大院的事件。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正如宜黄官员所说的那样,“强拆拆出一个新中国”。
拆迁引发的恶性对抗此起彼伏,专家学者紧急呼吁,中央部门三令五申,但是拆迁事件仍旧时有发生。网络寻求围观成为不少维权者少数选择之一。网络围观拆迁始于重庆钉子户,最终以钉子户获得上千万补偿金的完胜告终。民意的力量得到集中体现。
但是随着强拆事件的增多,围观疲劳度增加,必须有更极端的案例出现才能获得解决,于是钟家自焚、杨家剖腹、辽宁青年刺死拆迁人员等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2010的强拆围观,显得更惨烈了。
围观世博
向七千万观博者致敬!
理想照进现实,上海世博会终于迎来了那个火热的数字:参观者累计突破7000万人次。新华社为此发出热烈的呼喊:向7000万观博者致敬!向烈日下、风雨中排着长龙的观博者致敬!向热切拥抱世界、触摸未来的观博者致敬!
上海做好了一切能做的准备,世博会期间,我们看到一个作为城市标本的大上海。城区交通便捷通畅,世博园干净有序,围观者乐于排队。这中间除了政府大手的强力安排,做出最重要贡献的还有上海市民,只有他们,才能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世博会是一个全球化演习场,在这里,刚刚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人,开始试着用一种自信饱满的情绪,打量这个微缩的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也试着透过这扇窗户,了解古老的东方发出的新枝叶。更多的青少年,在这里见识到“大场面”,这种全球化的人文洗礼,应能带给他们探索这个世界的更大动力;更多的中国中老年人,感觉到圆了一代人的兴盛梦想……
世博会是中国人集中拥抱世界的最大机会。7000万人围观世博,数字之外,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共同经历了全球化头脑风暴。
围观任志强
从人民公敌到知心大叔
在金融街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任志强坐在搜狐主席张朝阳身边,拿着iPad上新浪微博。等他发言的时候,任志强直接拎着iPad上场,边说话边翻微博,可谓深度“微博控”。在他进门之前,现场的大屏幕上刷出网友微博“任志强来了,脸色依旧铁青”。只有调侃,没有鞋。
两三年前,因为屡屡发出令无房或房奴一族苦痛的声音,任志强位列全中国最想揍的人前三甲。他也自我调侃为“人民公敌”。现在出席论坛时,他发言照样夹枪带棒,毫不给同仁留余地,但在微博上,他是一个柔情脉脉的“强哥”。不但发些激励年轻人的哲理语丝,还耐心回答各路草根网友的提问,尤其是一个叫“小蝶”的貌似女网友。
他不端架子,发博平易近人,不光谈宏观房地产政策,还事无巨细,向网友汇报生活细节。他发自己办公桌照片,跟潘石屹互相调笑;他发会议论坛实况,晒商业活动明星合影,他发女儿和妻子的照片,秀公司家庭温情……他已经由众人拍砖的“最讨厌者”,变身知心大叔和青年导师。
“围脖”接力寻人
微博成新型慈善工具
“找到了,找到了,上来报喜。”
对很多失散家庭来说,没有什么比与走失多时的亲人团聚更令人感到激动了。微博正在借助转发的力量成为新型慈善工具。随着成功次数的不断累积,“接力寻人”已成为一道独特风景,所有转发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接力,能让他人获得圆满。
今年8月,媒体人董崇飞看到河北女孩小君寻找妹妹小娅的微博,他的转发随即引来了黄晓明等名人的关注,连河北省公安厅都介入其中,最后顺利帮助小君在广西桂林找到了妹妹。
今年10月,网友孙浩元在汕头的医院看到遇车祸昏迷15个月的无名氏,他开始在微博上帮助寻找亲人,经过万人大接力,最后,他的亲人找到了他,全家人团聚,无名氏的名字叫郑志林……
据美国红十字会新近报告称,在遭遇紧急事件时,网民会使用社会化媒体为自己或他人寻求帮助,几乎在每4个受访者中就有3个表示,他们期待在Twitter或Facebook上发出第一条信息后1小时内获得帮助。在中国,这样的感人故事时有发生,明星们也纷纷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传播这些寻人信息。
围观港府
香港人反高铁
菜园村只是香港元朗的一条小村庄,与深圳南山区隔着浅浅的海湾相望。2010年年初,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引起了全港民众的关注,成千上万的人,为它走上街头。因为修建广深港高铁,需要拆迁这条小村,不料却掀起一场近年罕见的群众运动。
47岁的高春香是菜园村原住民,港府拿出拆迁补偿方案后,她率先成立菜园村关注组,并自任主席,成为反建高铁关键人物。其后,因各种利益诉求不同,又有多家村民组织成立。村民们不愿意搬迁,并不是因为补偿价格。在后物质时代的香港,人们更不愿意失去乡村生活方式,“我们不是要钱,是希望留住菜园村”。
港府拿出的高额造价方案是其他民众走向街头的主因,毕竟高达700亿的开支,摊派到民众头上,每人需承担一万港元,而两年前,这个方案刚开始制定时,还仅有300多亿元。另外,民众对于香港身份的焦虑是深层次原因,人们不愿看着香港因与大陆进一步联接,而成为“另一个大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