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篇】

　　李金华：江湖渐远，硬汉依旧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回到2004年的审计风暴中再次审视，当年李金华和他的审计署最重要的并非炮轰部委的大胆举动，而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开始实行。从两页纸的新闻通告稿，到每年厚厚的一本公告，李金华是背后的重要推动者。

　　几乎是靠一只眼睛工作——另一只眼睛因青光眼视力微弱——原审计长李金华忠实履行了国家财政“看门狗”的职责，并在2004年成为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那一年，李几乎是众望所归，央视等媒体都把年度最高的殊荣授予了他。

　　2008年3月，卸任的李金华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华网在显要位置推出评论，题为：《国家重用李金华是正义的胜利》。

　　在中国，审计并不独立于政府而是政府的一部分，在这种世界上少有的特殊体制之下，李金华以其能动性令这种内部监督发挥到了一致赞叹的地步。“得罪了所有人，就谁也不得罪了”、“不断后路难当审计长”、“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位官员人性化的语言，至今言犹在耳。

　　2003年，李金华获得连任时所作的审计报告，第一次被媒体冠以“审计风暴”，那些在公众看来高高在上的中央国字头部门，一一被点名批评；2004年，李金华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更有分量的审计清单，报告中的18项内容，每一项都足够震撼。这使公众开始相信：审计风暴不是偶发事件，已成为有规律可循的季风。

　　风暴让李金华等审计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光，并赢得人民的巨大支持。但回到2004年的风暴眼中再次审视，当年最重要的并非炮轰部委的大胆举动，而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开始实行，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重大项目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发布公告。如今，这一目标已然实现。

　　2008年，李金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我离开之后，审计风暴还会继续下去。”他说，现在，审计已经形成了一种资金用途的制度，一种监督政府的行为。

　　李金华的制度遗产

　　李金华能在2003年和2004年掀起“风暴”并非偶然。坚持如实、全面报告，是他从上任之始就秉承的理念。一开始，是面向人大；后来，审计报告对公众也不再是秘密。

　　在名满天下的前4年，李金华就已经在政府系统内部一鸣惊人。1999年6月26日，当他作完上一年的报告后，掌声四起。报告中称，在被审计的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中，发现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该报告被称为“多年来最好的一个审计报告”。《中国审计》也发表诗作：《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1998年，李金华升任审计署审计长，至2007年，他担任两届共10年的审计长，历经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任同样有个性的总理。

　　李金华曾回忆，是否需要向人大常委会如实地、全面地作报告，当时在审计署的党组内部都有不同看法。反对意见认为报告可能影响太大了，得罪人太多。而他则坚持如实报告，据理力争。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跨越。”李金华接受《湖北审计》专访时说，获得的影响力也是他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只是他的这些努力，当时尚未被公众所知。

　　从上任伊始，李金华就开始同步推动审计报告对外公开。在李金华任审计署审计长之前，每年的审计报告也是向公众公开的。不过，那只是很简单的新闻稿，只有两页纸。而李金华上任后的第二年，就建议说要缩小新闻稿和审计报告之间的差别。

　　从2003年始，每年度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的审计报告都按照审计法被要求全面公开。

　　在李金华当选本报年度人物的2004年，审计署接连7次发布审计结果公告。他那时的目标是：当他卸任之时，除少数真正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所有的审计结果，一旦做出都要向社会公告。

　　从两页纸的新闻稿，到公告制度被巩固下来，李金华是背后的重要推动者。也正是因为这些审计报告直陈时弊，公众才能较为详细地了解到长江堤防再现“豆腐渣工程”、重大灾害的救灾资金被挪用截留等等。

　　如今，两页的新闻稿早已成为过去，每年的公告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这是李金华任期内所沉淀下的制度遗产之一。

　　硬汉从来敢言

　　今年3月，李金华做客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一位网友问道：“敢说敢做是您的风格，但是您到政协以后感觉低调了不少。”

　　李金华回答说政协不再像审计工作那样直接去检查，而低调是因为工作性质的改变。“我更多地是做一些调查研究，然后通过调查研究，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实际上，李金华受关注并不止于2004年，亦不止于2007年他卸任审计长职务。他的曝光率显然少了，在被认为比人大更活跃的政协会场里，每每发言，仍是焦点中的焦点。这位前审计长至今保留了一些公众曾经熟悉的气息，而且敢于触动当下最热且敏感的重大话题。

　　2008年3月，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金华就点评了被喻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把改革放在发改委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

　　他还痛批：“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

　　在到政协的两年间，李金华已经向中央和国务院写过八份专题报告和建议，包括对农民工、农民的融资等问题，“农民和小企业，是现在贷款最困难的两个弱势群体”。

　　他为农民和小企业的境遇感到不平，农民一般都能如期还款，“比国有企业的信誉要高得多”，但银行却不给他们贷款。

　　而对国企，他则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李金华认为，现在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越来越强，特别是对资源和资金的垄断。小企业贷不到钱，但国有企业却欠了很多。“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地王’都是国企？因为他们垄断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他说，这掩盖了国企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现在国企出去搞慈善基金会，我觉得很奇怪，这些用的是谁的钱？”他说。

　　在和网友交流时，李金华坦言：现在反映官员财产的总信息是不完整的。官员的“灰色收入”账面反映不出来，若申报制度的设计不具操作性，即便官员申报财产也不会暴露。

　　不仅仅是审计改革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金华，发言范围已不局限于审计或是与之相关的财政议题，特别是，他对中国的整体改革议题尤为关注。

　　李金华对更宏观、深层的改革问题有过思考。“中央恐怕要考虑组织一些人深入研究体制改革到底怎么走，不光是政府要改……还包括党的机构、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的改革。”他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时说。

　　今年李金华再次提出：“2010年，很多方面的改革措施还要加强，坦率地讲，如果改革不继续深化，只是靠增加财政收入，给点钱，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实际上，在审计署时，李金华就为改革鼓与呼并付诸行动。

　　2006年6月3日，李金华在中国科学院发表演讲，语出惊人：“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的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还脱离了政府的监督。”

　　“改革有些问题要喊3年至5年，可能才有回应。比如部门细化预算，审计机关提了5年，最后得到了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采纳。虽然明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很难做到，但是我们也准备喊5年，甚至喊8年，要一直喊到大家都重视，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它，目的就达到了。”李金华说。

　　李金华一直关注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呼吁尽快修改预算法。从每年审计查出的问题看，因部门利益而违法违规的情况越来越少，大量的不规范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不完善。

　　事实上，从李金华进入公众视野至今，在他的言语中，总有几个高频词：“阳光”、“老百姓”、“公开”、“监督”等。一言以蔽之，他相信权力来源于纳税人，是他们在委托政府花钱，因此政府也必须向前者有所交代。

　　无争议，不仇和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是个性官员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但来自外界的担心一直存在，经济学家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低调再低调，“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依然躲不开“争议”。

　　3年来，昆明城处处留下市委书记仇式“铁腕”的施政痕迹。除了让官员压力倍增心惊胆颤之外，“仇旋风”甚至波及了老百姓家阳台的防盗笼。在宿迁，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就曾把街边打麻将的人追得四处逃窜，违章过马路的妇女被吓进了厕所。

　　实际上，仇和的“昆明新政”与他在宿迁推行的激进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责令官员招商引资，推行问责制，甚至包括种树。他在昆明公开了官员们的电话，其实在宿迁他早这么做了，但依然让人觉得新鲜。

　　仇和的个性施政其实始于上世纪末。2004年2月南方周末的报道，使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与“仇和现象”成为社会焦点。现在，他所受到的关注度仍不亚于当年。与仇和类似的个性官员们并非孤例，但很少人能像仇和这样，一次次受到非议又一次次得到拔擢。

　　作为一贯的作风，仇和讲求效率，希望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好的结果。现在，他创造的“昆明速度”最能“眼见为实”：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日压缩至两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

　　实际上，仇和更像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官。回顾过往，仇和的施政起点，都是由“治官”开始。在宿迁，他扳倒了前沭阳县委书记等贪官，撤换了不作为的干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员因“影响软环境”被问责。

　　他的“以官治官”逻辑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却遭到舆论和学界的批评。一位开会打瞌睡的官员遭免职，被归结为仇式“人治”之举，事后证实仇和并未作出罢免指示；某县就出台1号文件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而被批“唯上级论”，其实仇和只是在饭桌上提了一句倡议。

　　官方澄清了上述“误解”：它们与仇和无关。但下属“跟偏”，其实问题不在“偏”，而在于“跟”。

　　激烈批评者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请到昆明实地考察，惊诧于“上上下下对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权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间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却也是批评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担心。2004年，被认为性格温和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发表评论《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说，“我们不忍心批评这个人”，但“仇和的无限权力让人感到恐惧”。

　　蔡定剑的答案是，中国需要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他认为仇和使用“治民之术”而非“民治”，想成为人民救星，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会对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口号，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开宣扬。恐怕也只有仇和，不轻易向舆论乃至民意妥协或迎合。

　　仇和习惯于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发展观充满自信。仇和被公认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他保持每天必看40页书的习惯，熟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世界通史》。

　　“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2004年，仇和这样回答南方周末记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许多逻辑看起来充满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仇和的许多“激进改革”，实用主义色彩鲜明。他现在的搭档、昆明市长张祖林说，“有人认为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仇和承认自己强硬，但否认自己不民主反法治。仇和成功施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实验，并获得成功，有的还成为执政党的制度。政改体现了仇和的胆识。曾两度赴美学习的仇和认为，中国不能搞党际竞争，但完全可以搞党内竞争。

　　今年9月，一家企业歪曲仇和的批示，诈骗3亿元购房诚意金，一度令仇和面临前所未有的名誉危机，不过事件最终被澄清。实际上，仇和一直有着中国式“清官”的道德形象。在昆明的就职演说中，他曾发表了“无亲无故”、“无私无畏”等“八无”感言，他的七个兄弟姐妹至今都在老家种地。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个性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离开宿迁之后的仇和，在媒体眼中，少了“仇和”而多了“求和”色彩。支持仇和的舆论认为，批评者应该减少争议，多善意的建议。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尧在为2009年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序时指出，有争议是好事，如果通过反思与总结，使这一个案更具典型意义，实乃民主政治建设之幸事。

　　姚洋教授获得与仇和对话的机会，他了解到，昆明并未全民招商，滇池也正积极治污，仇和“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批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比如，他认为“强力招商是把政府重新带入市场的微观运行”，并对昆明想一步跨入电子产业时代持保留态度。

　　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打虎网民：打的不止老虎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对于公共事件的调查，专业媒体的客观还原和相关调查机构的介入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随着网络舆论的蓬勃壮大，调查的第一棒越来越多地从网民手里传来，打虎网民无疑正是网络时代舆论监督模式的发起者。

　　2010年的岁末，一个名叫钱云会的村委主任之死，再次挑动中国网民敏感的神经。

　　愤怒的源头是新浪微博上的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工程车硕大的车轮下，钱的脖子被碾断。

　　钱云会所在的浙江乐清官方很快将其定性为一桩由无证司机引起的“交通事故”。这个结论让网民怀疑，大家纷纷化身福尔摩斯在微博罗列案件疑点，并以10的N次方的速度向外转发，之后，传统媒体记者陆续挺进事发地，乐清县所属的温州政府旋即表态，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短短一天之内，一个村委主任的意外死亡，就这样演变成一场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这一媒体事件的ISO流程，似曾相识。无论是周久耕、韩峰日记等网络反腐典型，还是宜黄自焚、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等社会事件，概莫能外。

　　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正成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矛头直指事件背后被滥用的公权力，而在微博在中国诞生之前，网络监督的登峰造极者，非打虎网民莫属。

　　微博的力量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打虎一号人物“小鱼啵啵啵”的踪影，他曾经并肩打虎的战友们说他打怕了，早已退隐山林，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忘记这位山东网友的致命一帖。

　　2007年11月16日清晨，“小鱼啵啵啵”在色影无忌华南虎论坛发了一组华南虎年画，揭穿了陕西农民周正龙拍到野生华南虎的谎言，这为历时一个多月、千万网民参与、线上线下联动的打虎战划下句点。

　　这个将网络空间的讨论热度几乎延烧到沸点的华南虎事件，是中国网络监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华南虎事件大大提振了普通网民的自信。”最早追踪打虎报道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谭人玮回忆，“大家忽然发现，网络的力量原来可以这么大，而原来网民也不是只有那种瞎起哄的人，其中很多人都很有理性，很有专业素养。”

　　经此一役，碰到类似鉴定，网民们如探囊取物。和陕西林业厅一样，南京房产局长周久耕的一世英名也毁在一张照片上。2008年的年末，据传是周久耕的同事上传了那张广为外界熟知的照片：油头粉面的周手里夹着支烟，手上戴着块表。火眼金睛的网民很快发现，他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戴的是10万的江诗丹顿。

　　这些年，因为网民人肉而倒下的官员远不止周久耕一个，网民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不断膨胀。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皇帝新装里的小男孩，更希望凭借自己的参与干预事件进展，甚至司法走向。

　　邓玉娇案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原本被警方抓走的邓玉娇，最终被无罪释放，与网民的压力不无关系。

　　民意背后的愤怒情绪，在2010年的微博诞生后，被迅速放大。微博时代，一个人就是一个通讯社，谎言、暴力、丑闻被更迅速地大白于天下。唐骏的假学历，周立波的海派粗口，万载县委书记那句“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强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都已经成为浮云。

　　比起Web2.0时代，一些普通的社会问题在微博的推波助澜下也会更加迅速地被上升到公共事件。如果没有微博直播，很难想象宜黄拆迁中的钟家姐妹最后会被如何处置；如果没有通过微博发声，很难想象被浙江警方通缉的经观记者最后会面临怎样的下场。

　　微博元年正成为公民新闻时代的里程碑。“在美国，微博是人际交往的工具，但在中国，微博是人们伸张正义的舞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张志安说。

　　这意味着个人和消息都不再孤立。“这种自相连接、自我净化和自由讨论会在极大程度上促进公民意识的成熟，并且也会对社会和政治形成有效的监督。”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杜骏飞认为，“如果以后各大微博系统打通之后，形成一个统一的论场，未来社会的权利更大，社会跟国家的二元博弈当中，社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要民意，不要民粹

　　虚拟的网络在伸张正义的同时，也留下一个致命弱点：真实性和公信度都要大打折扣。微博兴起后，这个弱点和它的正面作用一起被无限放大。

　　“我爸是李刚”，已是2010年中国最流行的黑色幽默，但李刚之子在什么样的场合说过这句话，是冲着门卫悄悄说的，还是大庭广众之下叫嚣的，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考证过，似乎也没有人愿意考证。在戾气很重的中国社会，如果哪家媒体抛出一篇与“仇官仇富”的社会心态不符的调查，最终将可能被网民的口水淹没。

　　邓玉娇案中，一家媒体只是不带任何立场地还原了邓玉娇和她杀死的官员身前的故事，就被网民痛骂为“官方请来的狠毒的枪手”，“无良的屠夫”。因为在许多网民们眼中，邓是“烈女”、“侠女”。一位网民甚至直接挖苦道：“这篇小说描述的是一位因幼年丧父，新近失恋接近性格分裂的女人，如何去因为一点小事而杀死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悲惨故事。”

　　前不久被网民痛斥“脱险后不谈哀悼殉职民警、先讨论如何搞好媒体公关”的复旦18名学子其实也第一次品尝到网言可畏的滋味。他们之所以背负这样的骂名，源于这样一个帖子：“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看出复旦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会有很好的效果。”

　　博客作者李承鹏根据这些网络言论，就此写下《复旦之下，岂有完卵》，痛陈新一代年轻人道德沦丧和教育失败：“复旦十八个学生冷漠的脸，让人觉得很王八蛋。”但后经本报记者多方求证，这个帖子并非18人所发，而是复旦一位校友发的。

　　上海民众自发献花的举动，经过微博的传播，许多网友看了之后相当感动，也很振奋，将其视为“一场自我觉醒的公民运动”，“一次无声的抗议”。但只要你亲临现场之后，才发现这不过是外地网友一厢情愿的意淫。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不过是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罢了。

　　“许多监督都是在不明真相、无法接近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离舆论的暴力只有一步之遥。”张志安说，网络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社会，它只是公共参与的最初级形式，“参与的网民还是以低收入阶层为主，不是社会最主流的中间阶层”。

　　但张志安也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很多焦点公共事件背后，网民的喧嚣也好，某种暴力也好，他们反映的社会民意是真实的。“好比老百姓拿出一个弹弓打树上的鸟，好像打错了对象，但老百姓对着树打是没错的。官员可能会被不必要的人肉搜索，政府也会背负过大的舆论压力，但这样的委屈应该承受。”

　　杜骏飞则认为，不能把网络失真的责任完全加到网民头上。“网民只是爆料，但是对一个事件的客观还原，需要专业新闻记者去做。第三棒是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展开对事件的调查。”

　　网络民意并非终结力

　　周久耕、韩峰们的接连落马，引得官场人人自危，《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而不断涌现的突发公共事件，也迫使官员们不得不正视网络民意，处理不好，乌纱难保。

　　地方政府纷纷开设网络监督系统，微博兴起之后，各地警方也在微博开设“平安××”账号，回应外界质疑。例如钱云会成为公共事件后，乐清警方就在新浪微博开设了“平安乐清”，更新案件调查进展。而上个月，厦门警方还通过微博破获了一起命案。

　　张志安经常到各地给地方官员授课，在他看来，许多公共事件顺利落幕并不能说明政府更加谦卑了，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是“被动应付，主动控制”。“许多公共性事件，无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解决，而回到维稳的框架当中解决。网络舆论的压力，使得地方官员常常不得不弃卒保车，把事情的解决作为一个政治仪式，来告慰民众，而对事件的解决是否合理、科学，有所忽视。”

　　在张看来，各地新闻发布制度就属于主动控制。“从表面上来讲，它是公开的渠道，但其实它就是把信息的发布形式集中化、固定化、常规化，一切由政府主导。”张志安说，“我经常告诉地方官员，嘴巴说得再好听都没有用，最关键是你屁股是否干净。如果你的屁股不干净，说得再好都是假的。”“从历次网络案例的发展过程来看，网络民意一般都具推动力，是驱动整个事件向公共议程发展的良好的发动机，但它不是终结力。转向公共议程乃至政策议程中，就需要管理者有一个审慎科学的头脑，能够为各方意见配取权重。”

　　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如果伤害他们的外力不予限制，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面临工伤、构陷以及侵犯私产的威胁。

　　最近的一位身体维权者，应该是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麻匪六爷。为了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只该付一碗凉粉钱，六爷剖腹掏出一碗“粉块”给围观者看。这是1920年代的孙中界，他在精心设计的陷阱前无力自证清白，于是选择了刀子。刀刃对准自己。

　　多个影评人提到这个镜头的血腥：麻匪的鲜血喷注到几位看客的脸上。但这是现实世界里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的全部隐喻：他们在向法定途径寻找“说法”、“活法”撞壁后，被迫扮演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判处他们所遭受的强力，沾上他们的血。

　　这就是弱者的逻辑以及他们最无助时的做法。

　　比如18岁的河南籍上海司机孙中界，他砍断小拇指只是告诉“钓鱼”执法者自己十指连心的疼痛与无辜。

　　2009年10月14日晚上7点，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受雇于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职业“倒钩”陈雄杰，拦下了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司机孙中界驾驶的一辆金杯面包车。然而，这不到5分钟的善意之举，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几十个小时后，国字脸的孙中界，砍下左手小指自证清白。

　　比如河南新密市工人张海超，他剖开自己只是为了证明郑州职防所此前是在“持之以恒”的“误诊”。2004年6月，张海超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郑州职业病防治所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尽管通过胸片便能诊断，但在走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之前，他为了证明自己掖着一颗装满灰尘的肺，已经折腾了3年。“麻烦您转告主刀大夫，把我开了胸之后，要注意我那肺上到底是啥。”2009年6月的一天下午，上手术台前，张海超异常平静地对麻醉师说。5个多小时后，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名参与手术的大夫告诉身上缠着绷带的他：“我们已经看了，你那就是尘肺。”

　　这便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我们所关注的原因。他们像我们邻居的兄弟一样倔强而善良，像我们自己的姐妹一样爱美爱生活。如果伤害他们的外力不予限制，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面临构陷、工伤以及侵犯私产的威胁。他们三人替所有普通人承受了疼痛以及死亡。

　　他们背后是一个弱者维权的群体。2009年，不是身体维权行动的起点——此前，曾有多起农民工自残讨薪事件，按理均属此列；也不是身体维权的终点——张海超、孙中界们的成功，反而给了社会某种示范效益。

　　自2009年11月开始，张海超接到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民工的多个电话，央求张海超跟当时开胸的医生说说，也给他做一个开胸验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们希望我能给出一些维权的妙招。”张海超说。

　　即使是张海超也明白，确诊他患有“尘肺”的不是医生的医术，也不是医院的设备，而是开胸验肺这一“行为艺术”造成的巨大社会压力。

　　这恰是身体维权最残酷的地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成为公共事件。张海超这种个体的极端维权方式，获得成功的，反而个案。

　　本报曾报道过，就在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同时，重庆万州大梧村11个尘肺工人，已有5个在漫长的维权路上陆续掉队死去了。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打着难有尽头的官司——其实就是想多要一些钱，以便让自己活得久一些。

　　这恰是身体维权者最为悲壮的地方。他们所运用的，是弱者最古老和最极端的黑色智慧：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他们以自己的死为筹码，用最被动、最没有尊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助。“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唐福珍对我们的工作不了解，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我们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职官员钟昌林如是说。人们注意到，在自戕维权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之后，舆论有各种分析解释。但作为官员，钟昌林的这番话，无疑从侧面呈现这一系列自残行为背后最根本的共同原因。“我可能就能再活六年吧。”但对于张海超而言，他目前面临的，不是陈晓平书记所谓的“吃什么”的问题，而是活多久。往前六年，23岁的农家子弟张海超开始进城谋生；往后六年，一个尘肺患者点算着余生。这便是一个身体维权者维权成功后的命运。

　　在获得六十多万赔偿后，张海超可以维持正常的医疗费用。他现在主持着一个“张海超网上工作室”，对外发布自己的最新动态，同时可以对需要维权帮助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导。“张海超网上工作室”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它依托中国劳动争议网运营指导，拥有强大的工作室律师团队进行专业支持。

　　今年6月底，四川煤工肖化中职业病赔偿一审开庭。张海超赶赴四川，旁听了庭审，他说，此行就是为了给肖化中一点鼓舞。

　　而孙中界，终于用自己的手指终止了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的一项恶法：钓鱼执法。这曾经是连一条人命都无法停止的。2008年3月7日，上海奉贤区头桥镇，受雇于当地执法机构的“钩子”陈素军，在诱捕21岁的司机雷庆文时，被后者用水果刀刺死

　　只是孙中界的手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伸直，看上去像个鱼钩。孙中界去年便酝酿注册一个“孙中界”商标，要专营各种渔具，包括鱼钩、鱼竿、鱼线、渔网。现在已拿到商标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可以使用了。

　　断指者孙中界、以及刨胸者张海超、自焚者唐福珍，是这10年中我们所有过的疼痛中最疼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