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篇】

　　李昌平：对自己有点不满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十年后，他想《再向总理说实话》，但“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2010年7月，李昌平将他十几万字的书稿整理了一次，命名为《再向总理说实话》。他觉得已经完成了80%，然而剩下的20%继续被搁置。

　　之后的几个月，他不曾打开那个文件夹。他说：“纠结，矛盾。”

　　十年前，他上书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全国震动。

　　当时的诉求，在5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然而中国农村反而日渐被新的问题困扰。“不解决的话，会比2000年前的情况更严重。但我找不到简单的表达来达成共识了。现在很多东西是错的，可是被广泛接受，我无能为力。”

　　一

　　十年，李昌平的角色变过四次：

　　2002年脱离体制南下闯荡，在珠海某公司任职数月，“别扭，茫然，不知该做什么”；

　　接着投身媒体，到《中国改革》杂志做副主编，接触“三农”学术圈，“知道了他们都在说什么、争什么”；

　　又两年后，成为香港乐施会扶贫项目官员，在国际NGO工作至今；其间受聘担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并没有更大的起落。2002年脱离体制时的无奈、迷茫以及因此受到的关注和他自己对未来的深切忧虑，都已成为过去。

　　2002年，他在《读书》杂志发表《我的困惑》一文，直白地发问：“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发展乡镇企业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根本出路吗？”“私有化是灵丹妙药吗？”……

　　以资本和技术主导、产权划分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话语，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但所见所闻，不断提出挑战。

　　他在现实中看到“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克扣农民，“国有企业如此对待农民，我们凭什么指望私营老板让利于农民呢？”

　　他在一所大学提出问题：技术推广能增加农民收入吗？几百个人大笑起来。他说：“第一，使用技术是要钱的，钱由谁付？农民。第二，使用技术会增产，增产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减收。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支付了成本，全民得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

　　在乐施会直接操作扶贫项目的几年，无疑对他影响重大。“(云南、贵州)和我家乡的农村完全不同，刺激我去想很多问题。”

　　他曾在没厕所的村庄积极地帮助修建厕所。山里人历来是把牛粪、猪粪分散晒干了背上去，修了厕所以后，粪便集中，反而苍蝇蛆虫丛生，很臭，变成一个糟糕的东西。

　　“我在云南扶贫，感觉好多地方如果没有分田单干，会比现在好得多。矿产收益被资本拿走，环境恶化水土退化，不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无法应对。”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一些事情理所当然，但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教育你。今天很多国外的人给中国出主意是一样的。中国有云贵，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北京。”“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数年游历，他还去了东北、西北、朝鲜，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亲眼看见了那些付出代价的人。

　　二

　　《再向总理说实话》的困境是：“很难找到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现实，问题更复杂了。”

　　这十年，是中国农村再次掀起剧变的十年。2004年开始惠农新政，2005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中央财政投入增加14%，温家宝表示中国进入“城市反哺乡村”阶段。2006年全国免除农业税，粮食生产开始享受财政直接补贴。几乎同时，征地矛盾频发，小产权房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公害和生态灾难不绝于耳，18亿亩耕地红线经受严峻挑战，各地“维稳”成本不断攀升，金融危机后两千万农民工返回家乡，接着兴起让农民集中上楼的城镇化新潮。

　　农村丝毫不平静。

　　10年前，李昌平一举闻名，是因为将农民负担问题一嗓子喊破了天。“现在来看，十年前的诉求都实现了，但没想到的是走向了农民共同体的瓦解。”

　　他一度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像2000年那样，引发高层关注。然而，这些都没有在现实政治中留下印迹。写文章的心，也渐渐冷了。

　　“如果农村治权是完整的，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现在只能把问题往上交，上访会越来越多，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很多事情都没法收拾。”他说。

　　他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很不乐观，“中央财政投入这么多，但一半以上的钱得拿去征地”。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问：“有这么复杂吗？”他感喟：“你没有农村的感受。”

　　他深切怀念乡镇工作时的一些方法：“到了年节，干部都下去结‘平衡账’”，修路挖沟、盖房调田，往来得失有一个综合的平衡。地权是平均的，承包地、宅基地是不平均的，“征用地的钱大家平摊，多占宅基地多出钱，就算一次没解决，二次调整也能平衡过来。不存在钉子户的问题，也没那么多上访。”

　　这一切以农村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而他在近十年间不断目睹的现实是：农村共同体遭到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税费改革’被简化为取消税费，瓦解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等于永久取消了村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

　　有一次，参与制定“一号文件”的一个人问李昌平：“什么叫结‘平衡账’？”他无言以对。他觉得，“城里人对农村越来越没常识。”

　　但与10年前相比，他的声音倍显孤独。

　　三

　　李昌平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十几个合作金融试验点上。

　　他家近旁茶室的小姑娘，都知道这个常来喝铁观音的中年人叫李昌平。这个冬天，他正装修在平谷租下的一处乡间小院，准备在那里度过更多时间。

　　他说：“北京如果能给我一个户口，去香港去台湾不用回湖北办手续，我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作为公认的农民代言人，他曾繁忙地出席各种会议、研讨。现在“很少出去开会了。实在没什么新东西。自己走路、跟人聊天，更有收获”。

　　他现在常读的是邓小平、陈云年谱，注意琢磨他们晚年的表述，从中寻求他们当初对中国走向的判断。“偶尔做做股票，不做长线——了解一下股市。”

　　他最大的兴趣，是在农村作合作金融的试验。他自己做的试点，在湖北有一个，在河北有一个，在河南有十几个。

　　他乐于自己干自己的。“找个团队推行我的方法，可能强人所难。”于是他要去村里做试点，就打电话找朋友、找学生、找各种可能感兴趣的人。用大致两个月的时间，启动一个金融合作试点。

　　李昌平对这样的状态颇为满意，失去符号，也不想要符号。

　　这个没有符号的人，一边感到“写文章不起什么作用”，一边因为“消极”而对自己有点不满。

　　10年过去了，李昌平的外表变化不大——他依然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封面上的那个敦实的中年人，甚至没有怎么显老。

　　他把十几万字的书稿搁置在电脑里，心里明白：今天，农村问题在公共语境中边缘化了，社会价值感更加分散，即使出书，再也不会像10年前引发轰动了。

　　代课教师：一场原本可以将错就错的爱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悦

　　1980年代，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是“自由恋爱”。然而新时代对教育者要求更高，“出身”就成了“感情破裂”的诱因。

　　历史的终结

　　“最老代课教师”王政明在山路上护送一队只有七八岁的尕娃放学回家。1958年，张家堡小学建立的时候，学校里只有他一个教师。2006年的下半年，他被清退。他的工作经历几乎和共和国农村代课教师的历史等长。

　　那天，校长通知他，“上面的精神”，他明天不用来上课了。

　　他比预料中平静。“当初民办教师是合同工，后来是临时工，既然是临时工，让我们走就走吧。”他说。

　　王政明老师被清退一年后，其他代课教师重复了王政明同样的命运，一样的电话通知，一样的台词：上级通知，你明天不用来了。“上面的精神”指的是2006年教育部作出的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要把余下的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对于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参加当地统一组织的新聘教师公开招聘，取得正式教师的资格。“上面的精神”只被执行了半截，在大多数地方，没有代课教师被转正。

　　被渭源作家寇倏茜称作“张家堡小学守护神”的老人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他48年前亲手建立起来的学校，他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历史罪人一样被扫地出门。

　　2006年，“清退”一词一经名字与王政明只有一字之差的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之口说出，立即引起很大争议。两年后，王旭明卸任的时候，他说“在深深地反省自己、检点自己，传达政策时，是不是再人情化一点，再温情一点”。

　　“这些年最难受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从小被人看不起。”王政明说，为了保两个儿子读书，这个经常苦劝村民一视同仁让女娃娃读书的代课教师竟然忍痛让自己的女儿辍学务农养家，至今他都愧对后来远嫁陕西的女儿，那是他一辈子的痛。

　　但他说这辈子教书没有留下遗憾：他一共培养了八十多名大学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他将之视为他留给这片土地的最大遗产。

　　他的教学水平是年轻人的标杆。过去的王老师、现在的王老汉说起他的学生中有很多在北京、兰州等大城市工作，甚至有现在美国的博士后。于是，一种曾经有过的笑意，掠过了他那张好像刻满了渭河文明古老文字的脸。

　　刘炳章的爱情

　　王政明一谈到刘炳章这个后生就觉得造孽。这个34岁的大龄青年到现在连女孩的手都没拉过。几年前接受采访时，他正在全村最破烂的土房中混猪饲料，灰头土脸，全然没有过去的为人师表。

　　被清退后刘炳章也有足足两个月不能安心做任何事，心里不平衡，尤其是学生上操的广播传来的时候，他敲骨吸髓般的难受——他一直是张家堡小学给学生带操的老师，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应激反应般，他的身体没法不随着节奏动起来，第二秒钟，他的意识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去做如今显得徒劳可笑的动作。

　　刘炳章一次一次去学区讨的却不是说法，而是奖状。他上学期带的五年级毕业班和一个三年级班像往年一样都是全区第一。“我没钱，看重的只能是荣誉。”新分配到学校的几个公派教师抢着带刘炳章的班，谁抢到了很容易完成达标任务评上职称。

　　他曾经爱上学校的一位女教师，但对方是公办教师，工资是他几十倍，“难道让她养我？”他强迫自己放弃了这个念头。熬过年关，他就准备外出打工，带着那段隐秘的爱情远走他乡。

　　后来在东部的一个大城市他还找过工作，但他没法适应，很快回去了。没过多久，学校人手不够，让他回去再去代课一年。

　　再后来，有个美籍女华人看到了刘炳章的故事，写信给他，有表露愿意跟他恋爱的意思。刘在撺掇下居然愿意去尝试。如果这事成了，真是一场在各方面都很错位的爱情。就像代课教师，1980年代，师资力量的短缺，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两者是标准的“自由恋爱”；2000年之后，新的时代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了，“出身”就成了错了，甚至在一些地方公办教师配额公然叫卖到三四万元的时候，嫌贫爱富也成了“感情破裂”的诱因了。可现在，公办教师在很多农村学校呆不住成为基层教育最棘手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大量优秀的代课教师被清退，不由让人感慨，多么希望这能继续是一场将错就错的爱情啊。

　　李小峰讲到，自己13年前是如何在高考前因父亲病逝欠下债务，而被迫留在村里教学点上做唯一的复式代课教师，如何因为工资低还债遥遥无期而去城里打工，但因为没有人愿意到村里教书而学生被迫停学，又被村长从城里请了回去，他还讲了家长和孩子对他是如何的好，他自己出钱修理教室。娶不到媳妇，村里人如何帮他找对象，以及婚后有了孩子因为贫困而孩子营养不良等等。李小峰作为一个31岁的男子汉，几次哽咽。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低沉地说道：“面对他的境遇，我们谈更多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

　　秦岭中的教室里，李小峰的一节语文课已经上了一半，这是一节典型的复式教育课——五个年级17个孩子在一个教室上同一堂课，先教一年级学生生字的读写，然后让他们练习；然后为二年级温习昨天的课《假如》，并留思考题：假如你有一只神笔，你会为爸爸妈妈做什么；之后是为四年级接着昨天的内容上《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李小锋提问：你们像周总理那样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四年级的同学一个个回答，“当医生”、“当军人”，这时一个叫穆茜的女孩站起来说，“当老师！”李小锋问，“那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穆茜说，“要当一个和老师一样的老师。”李小锋眼睛一红，抿住嘴示意穆茜坐下。

　　下了课，李小锋说，前一天他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候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哭了。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都有这么清澈的眼睛。

　　那些大孩子已经是李小锋的朋友，他说他注意从小培养他们的平等意识，他告诉他们天赋人权，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山里人还是城里人。有的村庄有乞讨的传统，代课教师却坚决不让自己的学生跟着家人外出乞讨，说，只要我当老师一天，我宁死也不让自己的学生去跪活人。

　　自古蓝田山中出产美玉，有玉之处烟霭蒙蒙。而人们只见山中烟霭，不知玉在何处，美玉如同沧海遗珠一样无人赏识。

　　不少人在推动时代的进程。然而，对于代课教师来说，恰恰是这个时代的进程推动了他们，或者说，推倒了他们。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网友称之为“被时代踩在脚底下”的人也正是时代的垫脚石。当人人敬畏时代的巨轮呼啸而来的时候，不要忘了，你也可以仰视这脚底下的尊严。

　　钟南山：敢说真话不孤独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陈铁梅 冯飞

　　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是过去七年里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大成绩，此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应急机制的建立动因源于 2003年SARS危机，而钟南山则是当时勇于坚持真理的斗士。

　　SARS之后，中国人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多了几分从容。

　　2004年，禽流感；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七年来，病毒们不曾安分，新的传染病名称不断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词。不过，人们再也未曾有过SARS流行时的恐惧，政府也不再手忙脚乱，瘟疫肆行时的每日报告不过是电视上的常规新闻。

　　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是过去七年里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大成绩，此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信息的公开透明。七年前，SARS流行的情况一度被瞒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是勇于坚持真理、呼唤信息公开的人之一。

　　时势造英雄。当云遮雾罩、真相不明、人心惶惶的时候，说真话的钟南山就成了英雄。

　　时过境迁，SARS阴霾散去，应急体系建起，但说真话还没有成为社会常态。时至今日，74岁的钟南山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SARS改变公共卫生体系

　　2003年，钟南山至少有三次发言被人铭记至今。

　　一次是在SARS最严酷，医护人员也开始军心不稳时，钟南山主动要求：“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另两次则是冒着风险说出与权威声音相左的事实：反对认定衣原体是SARS病因，反对“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官方口径。

　　在4月份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语惊四座：“控制什么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他还补充说，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据说在那次发布会之前，有关方面给钟南山打招呼：“讲话要注意一下”。谁知，院士肚里的真话还是没憋住。

　　如今回想起来，钟南山当时并无畏惧，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事实依据。他也并不认为“上面”会给自己造成压力，他的压力全来自寻求真相、治病救人。“当我否认衣原体说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说不是衣原体，那应该是什么？’这就是压力，我要尽快找到真正的答案。”钟南山说，“要想明哲保身，受害的一定是患者。”

　　SARS疫情平息后，钟南山又在“两会”等场合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积弊提出批评——条块分割，基础薄弱，信息不畅，危机管理乏力……不过他也认为，SARS给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

　　现在，全国各地都制订了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将突发疫情分为四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采取何种防控措施、保障措施，由哪一级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均有了详细的规定。

　　这一切在2003年前还是空白。“SARS之前，基层医院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安徽省一位县级医院的负责人说，“当年SARS让全社会到了草木皆兵的夸张地步，也是因为缺乏系统的防治体系。”

　　SARS之后，一个共识开始深入人心：防治传染病并不单单是医院的事，更是政府的事。国家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安排了专项资金，仅2003年至2006年，总额就超过140亿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火速出台，提供法律依据。我们甚至可以在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上看到：财政局、教育局、交通局、民政局、计生办、邮政局等各单位在突发疫情出现时应承担何种职责。

　　关键的疫情信息传递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之前的打电话、拍电报变成了网络信息直报，而且必须在当日报告，否则将负法律责任。除了传染病疫情外，每一个在医院死亡的病例也都要上报，即便死者是车祸后被送至医院不治身亡。

　　新的信息上报体系通过疾控中心直达省级政府和卫生部，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基层政府的瞒报冲动。

　　说真话的政治

　　疫情信息的发布已被制度化，钟南山已无须冒风险说出被隐瞒的疫情真相，但针对疫情防治，他依然有话要说。

　　2008年春天，钟南山质疑广州市一处禽流感疫情：“(3月)13日就发现鸡只出现非正常死亡，而16日农业部才公布确诊为高致病性禽流感。为什么几个小时就可以监测出来的结果，足足拖了3天？”

　　2009年，他对甲流疫苗大量接种表示异议：“我觉得还需观望，疫苗安全性问题的观望时间还要更长一点。我们不能像1976年美国接种猪流感疫苗那样，疫情发生后疫苗仓促上阵，结果造成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不过，当不良反应人数的统计数字公布后，钟南山改变了看法：数据显示，甲流疫苗是安全的。

　　同年，他还批评个别地区为证明甲流防控做得好，对甲流死亡病例隐瞒不报。他甚至说：“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

　　钟南山坚持认为，信息公开是疫情防治的重中之重。“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的信息发布越是透明，公众就越是稳定，诚实永远是上策。”

　　SARS期间，钟南山接受《面对面》王志采访。王志问：“你关心政治吗？”

　　钟南山不假思索：“我想我们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像你们作为一个采访者，作为一个工作，你把你的采访工作做好，而且人民喜闻乐见的，对你们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你在你本岗位上，你能够做得最好，你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

　　回答这个问题时，钟南山并未考虑王志的提问动机。后来他明白了：“为什么他那样问我？因为别人不如我直接。”“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当初可能卷入了政治，但我压根儿认为把真相公布于世有利于稳定。”钟南山说。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程东海认为，钟南山确实与政治发生了关系。SARS期间，钟南山曾经以科学家的身份，以理性的表达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抗击SARS的过程，既消除了国际社会的误解，又证明了真实的重要性。

　　为什么只有钟南山？

　　说话直接的钟南山近年来不仅针对传染病疫情说话，还屡屡针对其他公共事件发言，让相关政府部门很尴尬。

　　2006年“两会”，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劈头盖脸就问：“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一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钟南山说，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立刻飙升。“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2008年的一次论坛上，钟南山批评珠三角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

　　2009年“两会”，钟南山在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时直言：“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对自己歌功颂德。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这样的发言自然极受公众欢迎，但也有个别时候，他的发言换来的更多是批评。2006年，钟南山的手提电脑被抢，之后他针对广州的治安状况提出建议：不应该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此言引发激烈争议。至今，钟南山也认为自己没有多大错，“可能我讲得不太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毕竟是我的心里话。”

　　在钟南山看来，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就是发自内心的心里话，虽然有可能是错的，但却是最可贵的，“讲真话的群体一定会是一个和谐的群体”。

　　钟南山提倡大家说心里话，但显然，说心里话还没有成为社会的常态。所以，他不过是说了些心里话，就被媒体封为“炮手”。钟南山本人很反感这个称呼：“炮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没有原则地乱轰，但我是有的放矢。另外，‘放大炮’是为了吸引大家注意，想要走到舞台中心，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钟南山传》作者叶依的说法则是：钟南山有一种天然的公民意识，“他对社会的推动，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秉性使然。”跟随钟南山工作多年的陈思蓓医生认为，他的敢言跟他的科学家身份有关：要有科学的态度，为事实负责。“他很纯真、正直，说白了就像那个点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说话不会顾着什么人的情面和脸色。”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说，如果钟南山对某事表示了赞赏，就证明他确实认可了，“否则，打死他他也不会恭维你！”

　　SARS之后，钟南山成了全社会推崇的标兵和模范。在广州，曾经有一段时间随处可见他的照片出现在公交站台广告上，旁边的大字是“全国道德模范”。

　　钟南山本人也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人和事。今年9月，广州医学院开设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南山班”，推行精英教育，他亲自担任班主任，在课上以自己的真实经历教育学生：要真诚坦荡对人，老老实实做学问。

　　说真话的钟南山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舆论的赞赏，有网民说“我就信定他了”，有媒体称他是“医学界的良心”，说他“唤起了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但赞赏声之盛却也反衬出真话之匮乏和英雄之孤独。

　　钟南山认为自己并不孤独，因为“讲真话到哪儿都还是有很多人支持”。

　　孙志刚：因一人废了一项制度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钱文迪 陈铁梅 冯飞

　　有打工者赶到孙志刚老家的墓前祭奠，他们说：孙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一则报道成了一项实行多年的制度被废除的导火索，这在中国新闻史实属罕见，也代表了一种公民参与机制的形成趋势。

　　“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2010年12月底，广州的亚运气息尚未散尽。市区东部的黄村街，间或有公交车驶过，不少车身上写着“广州欢迎您”五个大字。

　　七年前，这座城市向外地人敞开的欢迎怀抱还没有现在温暖。那年3月17日，来广州谋生的年轻人孙志刚在黄村街被警方带走，三天后死于收容人员救治站。导致他被收容的直接原因是，刚来广州二十多天的他还没办理暂住证。

　　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舆论抨击，学者上书，决策者从善如流，多方形成合力。仅仅过了3个月，温家宝总理就签署国务院令，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收容所亦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黄村街的居民也许并不懂得什么法治进程，但他们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查暂住证这回事了。

　　黄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村里见缝插针地盖满了三至五层的“握手楼”，吸纳着来穗谋生的中低收入群体，其中不乏与孙志刚相似、刚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外地毕业生。比起孙志刚，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无须办理暂住证，更不会被收容。

　　一位在黄村住了十几年的外地人曾经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过3次。以前，他在路上走着，就很可能就会被人喊住：“喂，把证件拿出来！”“但现在不会这样了，只是摆摊的可能会被城管管得严点。”

　　发生孙志刚事件的黄村街派出所，已经搬了家。2003年8月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到此视察，留下了“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的指示。随后，派出所的墙上贴出了这四句话，还加上了三个“假如”：“假如我是一名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受害者”，“假如我是一名求助者”。

　　2005年，这家派出所荣升“全国一级公安派出所”，是当年广州唯一获此称号的派出所，也是天河区首个“全国一级”。

　　现在，黄村街派出所已经嗅不出孙志刚事件的气息。这里的民警大多表示自己“不知道”孙志刚。”

　　在遥远的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孙志刚的家人也已逐渐抚平悲伤。弟弟孙志国开了餐馆，结了婚，了却了哥哥生前的记挂。父亲孙禄松想起大儿子的死，依然有些痛苦，但想到儿子换回了法律的进步，让之后的打工者心里更有安全感，孙禄松心里也觉得安慰。曾有打工者专程从广州赶到孙志刚老家的墓前祭奠，他们对孙禄松说：感谢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晚上出去再也不怕了。

　　“你肯定是喝多了”

　　如果没有陈峰对新闻线索的敏感和坚持不懈的调查，孙志刚的死也许会不为人知。

　　陈峰当时是刚刚加盟《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的记者，他在西祠胡同BBS上看到孙志刚之死的消息，决定开始采访报道，但他对报道的发表前景存有疑虑。

　　“没有谁说过这样的案件不可以报道，但是，在内地工作多年以后，我已经习惯于先去衡量一个报道的风险，而不是这个报道的新闻价值。”在一篇公开出版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后来，记者王雷参与了报道的采写。4月20日左右，王雷拿到了法医鉴定结果：孙志刚确实是被打死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证据，两名记者开始了最后的采写，稿件于25日见报。

　　七年之后再回顾这篇《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陈峰认为自己做得并不算非常深入，也没有拔高升华，只停留在一事一议。“成功的地方在于写作，文字干净，不掺杂情感，对于证据的运用到位。”他说。

　　陈峰和王雷都没有想到，这篇稿件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再难以企及的高度。一则报道成了一项实行多年的制度被废除的导火索，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所罕见的。《南方都市报》当时的编辑一开始就认为，报道的目标非常清晰：最好能导致制度的反思和修改。在饭桌上，他跟两位记者说起自己的看法，陈峰笑道：“你肯定是喝多了。”

　　事实证明，编辑的判断并非虚妄，但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解决得这么干净利索”。他认为，这显示出当年决策层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陈峰和王雷也提及：“政府在SARS中面临了考验，但采取了开明务实的态度，展现出听取民意的姿态，形成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陈峰说，这是孙志刚事件迈向良性轨道的重要条件。

　　“奇迹”难再复制？

　　如果没有“三博士”和“五学者”的上书，孙志刚也许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在收容所的中国人。

　　2003年5月14日，三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

　　9天后，五位法学专家同样以公民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五学者”呼应“三博士”，给予了舆论上的支持。

　　“五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是上书的主要倡导者，他并没有想到上书在一个月之后就有了结果。他认为，决策层反应迅速的原因是中央当时就有对旧制度进行改革的想法，而且在人口流动率升高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收容遣送这种人口管制措施已经不适应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此外，民意压力亦是一大促进因素。

　　另一名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则指出了当年解决方式上的一点不如意：学者们曾经希望由全国人大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项制度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并告诉公众详细情况，但最终，还是国务院出面执行废止。“这印证了我们所处的行政主导体制，让全国人大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比较难堪。据说，温家宝总理连夜发出指示，为了废止这个条例，国务院忙了好几个晚上。”何海波说。

　　尽管没有100%的满意，但学者们认为，此事件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它是2000年立法法通过后，公民用违宪审查建议权获得成功的第一个事例。”沈岿说。

　　2009年，沈岿等学者再次采取上书的方式，要求对导致许多强拆、血拆的老拆迁条例进行审查。然而，这一次的上书并未带来迅速的制度改良，新拆迁条例难产。今年12月底，学者们再次上书。“相比于拆迁条例，收容遣送制的利益链比较简单，制度变革不会形成很大的牵动。”沈岿说，拆迁条例涉及了土地制度、财政体制、中央地方关系等诸多难解的问题，这是2003年的上书和2009年的上书得到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如果没有宽松的舆论环境，如果没有冷静克制的报道，如果没有网络民意的沸腾，如果没有法律学者在制度层面的推动，如果没有政府高层的决心，如果不是相对简单的利益链条……这太多的如果让孙志刚事件成为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奇迹”。

　　不过，何海波依然认为，从长远来说，孙志刚事件仍然代表了一种公民参与机制的形成趋势。

　　石宗源：开明维稳之路

　　南方周末记者 何忠洲

　　“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中国近十年的群体性事件中，2008年“6·28”瓮安事件不是最为激烈者，也不算是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却是处理最为公开透明的一个。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表现，现今回过头来看，也堪称优秀。

　　在那场震撼世人的大骚乱中，石在事件平息的第二天即出现在瓮安街头。与传统处理群体性事件“高压”和“封锁”方式不一样的是，他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曾三次向民众道歉，并罕见地给自己打出50分的低分作为自我评价。

　　他断然放开国内外媒体对此事的采访报道，称：我也希望记者现在到瓮安县城去采访，不要通过我们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户。

　　他直言：若瓮安事件发生反复，自己将向中央请辞。

　　这些举动，一举扭转了之前地方政府的定调：“有组织、有预谋”“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

　　当2009年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吸取教训，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本报当年的评论称，“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这种突破，在一向斗争神经紧绷，视此类事件为禁忌的地方治理上，事后证明也是管用的：

　　瓮安在短期内就实现了稳定。2009年底，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贵州省瓮安县的群众安全感达95.57%，而2007年，这一数据为59%。

　　瓮安，群体性事件之始

　　瓮安事件后，本报记者曾与石宗源面谈其当时所思所想。石坦言，一些处理举措，亦是根据形势主动做出。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光鼐等人的研究无不证明：

　　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具有暴力色彩的群体事件，就是地方的上层精英制造出来的当地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而不是民众和国家的矛盾。他们并不具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既不“求官”，也不“干政”，无非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合法利益。

　　但对更多的官员来说，主观上，并不愿将其视为传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由开始对这类事件的不承认，到后来有了“群体性事件”的公开称谓。一贯的处理办法，仍然是对外的高度封锁，对内不顾一切的强硬镇压，这其实已然是一个极为固定的处理模式。

　　连之后的伊春空难，地方官员仍不惜以自己“是个粗人”为由扣押记者。而“抢夺尸体”，更在石首事件后成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经验。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瓮安之后，中国正在面临着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冲击。

　　征地、拆迁、移民……

　　种种不公正最后指向的，都是日益显现的官民矛盾。

　　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对本报记者称，1990年代后，县乡政府与农民形成了直接面对面的社会结构，在全面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后，县乡政府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由此和民众发生冲突。

　　2005年6月11日的河北定州绳油村事件、2008年7月19日孟连事件，无一不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滥用强制性权力的恶果。

　　而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于建嵘说，民众的维权行动传递路径就会发生转向和反弹，直接指向最高执政者，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

　　研究表明，对社会最不满、挫折感最强的人，还有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往往却是青少年。在瓮安、陇南事件中，年轻人的暴力行为都非常突出。

　　而值得反思的是，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矛头所向始终针对的是当地政府及其部门。之前发生的万州、汉源、黄石事件，以及前年的瓮安、陇南事件，都是针对当地政府及其机关，民众打砸烧的仅是政府机关，而对周边的商场、店铺秋毫未犯。

　　在瓮安事件后，北京开始进行三千县级公安局长大轮训。维稳更是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的群体事件还在继续发生，并呈现新的特点：

　　城市以80后和90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一代雇佣工人，开始不只维护已有的权利，还要伸张新的权利。

　　在大城市，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发挥设置议题和放大信号的重要作用。既有上海大火这样自发的大规模民众鲜花活动，也有最近几年的上海市民“购物”、成都市民“戴口罩”、厦门市民“散步”以及保定工人“旅游”，穿T恤锻练。

　　这些无不预示着，群体表达已成为一种常态。

　　于建嵘说，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

　　他说，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2010年8月21日，年届65岁的石宗源退任。

　　北川中学：平静下的伤痛

　　南方周末记者 冉金

　　经历了三届高考和重新招生后，新校园里的2000多名学生中，当年的幸存学生只有六七百人了。

　　但地震的伤痛依然在这所“看似恢复正常”的校园里潜伏着。

　　我希望，你们掌心的灯能在漫长的黑夜里为我们一直长明。

　　当我伤心的时候，可以静静地依偎在你们的怀里，倾诉自己的心伤，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哭泣的时候，你们会轻轻地擦拭我眼角的泪水，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跌倒的时候，你们会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陪我一直走过艰难的路途，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迷茫无助的时候，你们会轻轻地在我的耳边告诉我世界还很美好，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悲观绝望的时候，你们拉着我们的手一起仰望那片蔚蓝的天，一次又一次；

　　当我在……的时候，你们会……，一次又一次；

　　我喜欢你们的爱永存于此。

　　——北川中学2011届高三伤残学生 郑海洋

　　表面的安静

　　● “纷繁的世相已经扰乱了这些学生的心。”

　　——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

　　北川中学从未如此安静。

　　自今年9月以来，这所因地震而举世瞩目的县城中学，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浪，离开长虹培训中心拥挤的板房，回到了新址重建的北川，在投资两亿兴建的崭新校园里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

　　此刻，初具规模的新县城里，居民尚未入住。提前半年进驻的北川中学，被空荡荡的建筑群包围，几乎是这座空旷而寂寥的县城里，唯一的生气。

　　如今的北川中学占地25亩，建筑总面积72000平方米，可容纳5200名学生，但由于初中部分出去成立了永昌中学，只留下了高中。现在师生加起来不足3000人，分散在ABC三栋连体式的教学大楼里，使得整座校园也显得空旷而静谧。

　　经历了迁校、媒体的再次聚焦和上级政府领导的频繁视察之后，北川中学似乎终于可以安静下来。

　　这是校长刘亚春一直期望的。

　　在刘亚春看来，震后纷繁的世相，社会过度的关注已经太长时间“扰乱了学生的心”。

　　他急切地想让这所历经磨难的学校摆脱地震的阴影，重新回到正常的教学轨道。

　　为此，不惜采取近乎军事化的严苛管理。从校园清洁、学生仪容、日常考勤、考试成绩等每一个细节对班级和班主任实施严厉的考评扣分，并将其与老师们的奖金挂钩。

　　数月的“整顿”，压力之下，如今的北川中学，校园干净整洁得近乎一尘不染，教学秩序井然。“如果看表面，这已经是一所正常的学校了。”一位老师感慨。

　　迁入新校园后，地震已很少被提及。经历了三届高考和重新招生，现在的两千多名学生中，属于当年幸存学生的，只有六七百人了。在刘亚春看来，现在的北川中学，面临的是“二次创业”，是如何不让那些曾经施予过帮助的人失望。“不能总拿地震当借口，北川中学如果办不好，以后怎么好意思请那些援建的人回来看？”他说。

　　但其实，地震的伤痛依然在这所“看似恢复正常”的校园里潜伏着，并不曾远去。

　　“其实我们并不坚强”

　　●“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坚强…… ”

　　——北川中学学生郑海洋

　　邓阳秋正打算坚持完这学期，就申请离开学校回家去复习。

　　地震让他单腿截肢。受其影响，去年高考不理想，他选择了复读。但9月初，来到新的校园。陌生的环境却让他倍感孤独。

　　身边的同学大多是震后新招的学生，现在的北川中学也被称为“新北川”。而最让他难受的，是被老师视而不见。“老师眼里，只有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成绩不好的，看都不看你。”

　　“学生应该是鼓励出来的，”他说，但他听到的，却只有“才考了290”。一次因为在英语课上做数学，英语老师丢下一句“人还是要有尊严”让他很受伤。

　　“地震后，这些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被地震打破的人际关系和生命意义的重建，而不是高考和学习。”北川中学“心灵花园”的建立者高岚教授说。

　　这学期考试结束，郑海洋就向班主任李军申请了回家复习。“他说天气太冷，学校不方便。”李军同意了。

　　这个原本品学兼优的男孩在地震中双腿高位截肢。他在夹缝中做手势微笑的照片，曾被当作坚强乐观的符号广为传播。事后，“夹缝男孩”也一度被媒体包围。

　　但从去年起，郑海洋就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即使是中央电视台和校长刘亚春亲自“敦请”，也坚决不去。

　　在今年5月12日一篇地震两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这个19岁的男孩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会在镜头前面表现得非常坚强，非常乐观，我们会对每一个陌生的人微笑，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的懦弱……其实我们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坚强……”

　　离开校园的郑海洋总是坐着一辆电动轮椅独自来去，将自己深深包裹。他跟物理老师唐高平说，我装出很认真的听课，其实只是在“配合”你。

　　回到家中的他，已无意高考和上大学。他将地震后的真实经历写成了一本纪实小说，他说自己的偶像是韩寒，他打算走一条文学之路。

　　老师李军只瞄了一眼郑海洋的小说就没敢往下看。他怕又勾起心底对女儿的伤痛。对于郑海洋的离开，他说“正常”。“但我自己也没有走出来”，谈及班上其他学生的心理状况时，他说，“他们都比我恢复得要好。”

　　二次伤害

　　●“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其实一直被忽视。”

　　——志愿者王志航

　　12月26日。张凤在心灵花园的“沙盘游戏治疗室”第三次摆下了沙盘。这是一种映射心灵的游戏。湖泊，草原，森林和各种动物。这是张凤前一天晚上内心涌起的愿景。

　　这个在地震中双腿高位截肢的女孩，一直是老师眼中和媒体笔下的坚强典型。校园里，经常能看到她戴着假肢一步一步艰难穿行的身影。她坚持不坐轮椅。

　　但10月，她却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现在的每一天都好疲惫，有种稍不留神就会坍塌的感觉……”

　　她经常去心灵花园。12月26日，摆完沙盘，指着一时兴起摆下的鲜花，她说，比起前两次，这一次，多了生机和希望。

　　但来自广州的心理咨询志愿者曾浩对此并不乐观。他敏锐地发现，每一次，张凤都在她的草原上放了一匹狼。问及原因，她回答：“再美好的草原都会有狼……”

　　双腿高位截肢的李安强返校之初，曾因为没有班主任愿意接收，被母亲推着轮椅在学校里徘徊等待了三天。

　　单腿截肢的刘敏则被一名“志愿者”深深欺骗过。这位“志愿者”起初对肢残住院的刘敏百般照顾，甚至认刘敏做了干女儿，却在突然的一天不辞而别。刘敏一度伤心不已，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干爹才不要自己了”；事后才得知，这个“志愿者”拿着媒体的报道换得了移民签证，举家移民去了国外。

　　他们大多不愿接受媒体采访。张凤说，9月新学校开学时，自己恳请媒体不要再拍照，但每次都没人理会，依然被拍个不停。

　　他们需要的，是长期的陪伴

　　● “除了听他们在我面前哭泣，我什么都不敢说。”

　　——心灵花园志愿者曾浩

　　在北川中学服务了两个月后，曾浩准备离开。短短两个月，他已经感受了太多这些孩子心底复杂的悲伤。

　　遇上停电，陷于一片黑暗的他们仍然会想起地震而极度恐惧。

　　他们不愿再把伤痛撕开来给别人看，觉得会痛，而且没有人可以理解。即使身边的朋友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新校舍带给他们的不只是舒适的环境，也是压力。他们要求自己要为北川中学争光。

　　曾有一个孩子摆出令人恐怖的沙盘。沙盘上全是黑色的墓碑和坟墓，断头的人和断肢散布四处。而曾浩听到的，最让曾浩沉痛的一句话，是一个孩子痛哭失声的说：“我不就失去了一条腿吗，我已经得到的够多了。”

　　时至今日，北川中学依然没有固定的心理老师。心灵花园和中科院心理所“安心团队”的志愿者虽然驻守北川中学，但总是一批批地来来去去。往往是刚刚和学生建立起熟悉的关系，就走了。

　　在曾浩看来，这种的短期辅导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只是摆了一个姿态告诉学生，这里有心理老师，你们有问题可以来，仅此而已”。

　　这学期曾浩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在高一每周给学生上一节心理课。他希望能通过这个方式，告诉老师和学生，怎么认识自我，缓解心理的压力。但却总是听到“打扰了学生学习和正常教学秩序”的反对声。“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固定的熟悉的人，一个长期的陪伴与关注，一个连续的心理疏导过程。”曾浩说。

　　干妈

　　●“我始终执著地相信，他们需要我的爱。”

　　——志愿者王志航

　　这个被长期需要的角色，被一个54岁的女人扮演。

　　王志航，这个曾经卖保险、打麻将的成都女人，两次罹患癌症，在地震后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此后，她将全部的心力和财力，都投注于每一个伤残学生身上。她能报出北川中学120名伤残学生的名字，并与他们每一个都熟识。她也被这些孩子亲切地呼为“干妈”。

　　离高考还有半年多，李安强保送大学的资格终于被确定下来。当时在废墟下，因为不忍同学的疼痛，李安强顶着预制板，一直没有拔出跪着的双腿。同学梁欢的生命因此得以保全，李安强却永远失去了双腿。

　　他将自己废墟下救人失去双腿的事迹隐瞒了整整半年，直到被救的梁欢站出来反映才被人知晓。

　　获悉真相的王志航，不忍这件事成为影响这个孩子一生的心结。她写博客，邀请媒体报道，期望唤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最终在其帮助下，补评李安强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并凭此获得了一所重点高校的保送资格。

　　而让王志航最心痛无力的，是一个名叫秦睿婷的女孩。这个在地震中父母双亡、自己失去一条腿的小姑娘原本很有音乐天赋，会弹古筝、吉他，歌唱得很好，去年还曾和羽泉在当地同台演唱。然而今年，王志航惊悉，这个女孩离开了北川中学，后来又彻底辍学，去了镇上一家老虎机游戏房打工，自此长期不回家，负责监护她的舅舅在她工作的地方，发现了装白粉的袋子。

　　11月，王志航终于在老虎机房找到了秦睿婷。原本120多斤胖乎乎的女孩看上去只剩下了80多斤，又黑又瘦。抱着王志航，女孩一直痛哭，说自己每天晚上都在想念去世的父母。当王志航提出带她离开时，她却拒绝了，只回答了一句：“干妈，我已经飞得太高了……”

　　12月25日，得知郑海洋离校不想参加高考后，王志航特意赶到绵阳找到了躲在家里的郑海洋。

　　此前，看见贴在网上的小说章节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突然关掉了自己的博客，并拒绝了王志航帮他出版小说的建议。王志航感慨，这个孩子把自己包裹得太紧，她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真正走进他的内心。

　　每天除了上网，这个19岁的男孩将自己蜷缩在被窝里彻底封闭。电脑QQ的签名表达着他内心的感伤：“曲终人散，人走茶凉”。

　　郑海洋住的地方正对着地震之后他失去双腿的那家医院。当王志航问他，是否会让他想起失去双腿的伤痛，他令人意外的回答，自己反而在怀念那个时候。他至今记得，一个医院的小工硬往他怀里塞一瓶水的情景。他说，那时，一个陌生人给予的，也是最真诚的关怀。

　　最后，他勉强接受了王志航的劝说，答应她如果愿意读大学，就接受她的帮助。但转身，他又问记者，“为什么要读大学？我找不到读大学的意义。”问起未来的打算，他说睡一觉再想。

　　离开郑海洋的家，王志航说，她已为这些伤残孩子专门建立了一个叫“心灵天空”的QQ群。她希望，这些孩子在未来的日子能够相互关爱，相互扶持。

　　这些孩子是那场灾难最大的受害者和见证者。也是北川中学永远的痛。

　　今年是最后一批伤残学生，王志航说，明年我不用再去北川中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