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陈铁梅 王媛媛 向婷婷

　　他们都只是“小人物”，在某一年，因为某些突发状况被关注，成为舆论焦点。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进程，尽管时间短暂，力量却未必微薄。若干年过去了——

　　刘亮

　　围绕一枚彩票的名利场

　　刘亮最后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是2008年到汶川灾区当了一回义工。不过，报道的兴奋度远不能与此前四年相比。

　　2004年，18岁的农村青年刘亮刮到一张价值一辆48万名车及12万现金的中奖券，却被宣布为假彩票。为维权，刘亮爬上了7米高的广告牌。在媒体的蜂拥跟进下，陕西体彩的交易黑幕得以层层剥开，刘亮开始被称为“揭黑英雄”。

　　但接下来发生在刘亮身上的故事，不再关乎彩票，转而集中于追逐着这枚彩票的名利场。

　　亲友闻风赶来借钱，一拨拨上访者登门求助申冤，嗅到“揭黑英雄”身上商业价值的企业纷纷携合同而来。刘亮最终接受了杭州一家汽车公司的邀请，以两万八千元的报酬，做其三年形象代言人。

　　同时，仅初中毕业的刘亮还被汽车公司安排到西安外事学院学习两个月。他的入学欢迎会同时是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校的待遇是两名保安时刻随同，再又引来大批媒体追逐。

　　环绕“揭黑英雄”的名利场在刘亮被曝涉嫌嫖娼风波后骤然消失。被终止合作的刘亮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本报记者最近一次见到他是2009年，彼时，他做过建筑工人，谋划过办猪场，但都无疾而终。因涉嫌嫖娼风波，加上家里至今还没有像样的房子，24岁的刘亮至今单身。

　　宅男胡戈最近一部新作恶搞的是《动物世界》，这部2010年2月推出的八分钟短片，模仿赵老师沉缓的磁性音讲述了关于一群“宅居动物”在人类的“关怀”下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故事。

　　比如，由韩寒扮演的整天思考人类的雄性，发表文章时挨过了漫长的第一道审查后，开始喜迎第二道审查；而胡戈亲自出马演的另一只雄性，文章不仅没通过审查，还直接被破门而入的人类给抬出去“优胜劣汰”了。

　　胡戈

　　“人就是可以无耻到我这样的地步”

　　自处女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后，胡戈继续宅在家，每天下午三点起床吃俩隔夜包子，开始捣鼓。

　　捣鼓出的第二部片叫《鸟笼山剿匪记》，一如既往的很贱很好玩。比如，其中一个角色是鸟笼山新闻发言人，穿着打扮模仿萨哈夫，一本正经播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鸟笼山旧闻和废纸摘要栏目”。

　　另一个活宝角儿叫“傻大木”，一脸大胡子神似萨达姆，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有气场，“人就是可以无耻到我这样的地步！”

　　陈凯歌5年前先是拍了《无极》供胡戈恶搞，接着骂他，最终成就了他。

　　最近两年，胡戈拍了七八个网络广告，让自己宅得衣食无忧绰绰有余，眼下正在捣鼓一部科幻片的剧本，找得到投资方就弄成院线电影，不成就走网络收费。

　　不过，在江湖上，胡戈仍是当之无愧的骨灰级恶搞师爷，门下还有成千上万菜鸟大虾各色物种追随着。在恶搞界，胡戈像个英雄，但其实是这个搞不动的世道，成就了恶搞。

　　孟氏兄弟

　　继续卑微与隐忍

　　这两天，孟宪有的女儿放假回家了。三年前他和哥哥孟宪臣被困井下时，女儿、儿子都在上高中，如今，他们都考入了大学。“这就是我们当时拼命想活下来的原因。”他说。

　　2007年，矿工孟氏兄弟在几无外援的情况下，依靠简单的工具和双手，经过130多小时的挖道，从死寂漆黑的矿井下自救逃生。

　　奇迹生还后，孟家兄弟对生活中的困境却不那么强烈了。他们至今不但没有获得任何赔偿，而且当年的两三千块钱的工资都还没结。有人怂恿他们去告窑主，孟宪有不干，“老板不是坏人，当时他也在尽力救援我们。”

　　刚被救出来时，兄弟俩都还憋着一股气，打算等身体养好了去给自己讨个说法。如今再提及，孟宪有说早就不想了，他们连往返北京的钱都出不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对本报记者说。

　　2007年，在某杂志的颁奖盛典上，当被问到恨不恨那些做出井下无生还可能判断的专家时，孟宪有答，“不恨，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

　　眼下，为了供孩子上学，兄弟俩各自背有数万元债务，尽管体力在被埋后大不如从前，孟宪有仍给自己定下目标：在孩子毕业前把债务还清，“孩子将来找工作、买房、花销，压力很大，我不能给他们添包袱”。

　　陈晓兰

　　停不下来

　　陈晓兰今年57岁了。跟过去十多年中与“敌人”誓死抗争的绝决精神气相比，她低调了许多。

　　2009年秋天，CCTV某栏目编辑给她电话，想颁给她一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有关的个人荣誉，希望她可以出席颁奖。陈晓兰斟酌许久，最终还是回绝。

　　彼时，作为两位死难患者家属的代理人，陈晓兰正在准备着对上海一家医院的诉讼，不想分心。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被她的打假对象当成明晃晃的眼中钉。

　　陈晓兰越来越倾向于给人以这样的错觉：她已经折腾累了，渐渐消停了。

　　陈晓兰原是上海一家地段医院普通的理疗科医生，十年来，她一直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打假，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二十多种，其中八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陈晓兰因打假而触及医院利益，不但“被”成为上海远近闻名的“精神病患者”，还两度失去工作。

　　幸而，近年来她的行动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登上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颁奖台后，更是声名远播。

　　但此后不久，她一度想请媒体朋友帮忙发表一篇报道，宣布陈晓兰偃旗息鼓，不打假了。这逐渐由一种斗争策略演变为她的真实想法。近两年，陈晓兰陷入深深的焦虑——暴露出来的医疗问题越来越多，“对手”也越来越强大，他们与保护伞的结合更紧密，相互间也结成各种利益联盟。

　　但2010年9月，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爆发患者眼科注射治疗引起不良反应事故后，陈晓兰马上又开始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发往国家药监局与卫生部。

　　曾有官员感慨地问陈晓兰：眼下像你这样的医生多不多？陈晓兰答：我并不孤独。

　　她始终相信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的未来会好起来，只是那时，她发如雪，鬓已霜。

　　超女

　　造梦童话

　　4亿多总决赛观众、数千万短信投票、15万报名参与者……这就是2005年度的“超级女声”，它引爆的“全民运动”至今无人再出其右。

　　李宇春凭三百多万短信投票拿了“超女”头名，周笔畅、张靓颖紧随其后，还有何洁、纪敏佳。此前，她们都还只是无名小辈，长得不算漂亮，老爸也不叫李刚。

　　如果没有进入这个造梦空间，她们走的路与其他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毕业前夕，找一家不错的实习单位，争取留下来；如果仍怀音乐梦想，那只能上北京漂着，在市区住地下室或五环外租个便宜的房，每天耗两小时在往返的路上；弱弱地问每位面试官，请问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告诉我……

　　这条道路并不一定能通达梦想，且一点都不浪漫。在一个缺乏梦想与浪漫的地方，这个舞台无论对于参与者还是围观者，具有不可抗拒的引爆性与燃烧力。

　　想想当年女孩们在台上有多么“不上道”：张靓颖面对评委要她按“标准发音”再唱一遍的要求保持沉默；李宇春断然拒绝主持人要求“穿一次裙子”的起哄；叶一茜在抽到模仿小燕子的即兴表演题目时，佯装落泪把主持人吓到了，事后她解释说，小燕子不是我的菜……

　　好在掌握投票权的民众就喜欢她们“想唱就唱”，而非“德艺双馨”。回看当年狂热的粉丝走上街头拉票的图片，都不太敢相信彼情彼景真的在中国的街头上演过。

　　五年过去，张靓颖获奖无数，一年前开始做老板；李宇春作为天娱当家花旦，刚在续签现场获赠北京豪宅一套；周笔畅发行的两张专辑在内地艺人排行榜中均占首位……

　　但童话的结尾，并不是每个公主都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知名度不高，发展也不太顺的“超女”王贝，一个多月前丧命整形手术台，大家很不理解：已经很好看，为啥还要整？“超女”，不就是“做自己”吗？

　　余放

　　人不叛逆枉少年

　　回顾四年前发生的这一幕，我们仍旧会被故事里的主角震撼。这不是宣扬价值的好莱坞电影情节，而是一名17岁中国男孩在化学奥赛上的真实故事。

　　2006年，湖北宜昌夷陵中学高三(14)班学生余放在奥赛考场上面临着他人生中第一个最需要勇气的抉择：他发现拿到的试卷，题目与赛前一天夷陵中学奥赛辅导老师艾宏国亲手交给他的“习题”一模一样。

　　要么“完美”作答，以优异成绩换取直通名校的通行证；要么坚持诚信，检举自己的老师。对于绝大多数孩子而言，这是基本不存在的道德困境。与光明前程比起来，所谓诚信底线又算什么？

　　这是艾宏国们对中国少年上的人生教育第一课，想想在他们成长途中很可能早已耳濡目染的选择吧：父母带家人外出吃饭或出行，在发票上开的是“单位”；平时用的文具都是姑姑从单位里拿回来的；舅舅从病人那收到很多红包，他说不收病人更抓狂……

　　在这场奥赛考场里，同样获得泄题的学生在利益与诚实之间做出了最常规的决定。

　　我们至今仍没办法复原余放彼时的心理挣扎，只知道他最终提起事前准备好的红笔，在试卷上写了一百多字的检举信。信中最后一句是：“荣誉是我向往的，但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是我鄙视的”。

　　类似的话在我们小学的思想品德课堂上就曾反复被老师称颂，但当它应用在现实里，引来的却是沉默与尴尬。

　　事后，夷陵中学老师要么对余放保持沉默，要么含糊地说他性格内向、偏激、叛逆。余放的家人也日夜守在孩子身旁，坚拒一切采访。

　　我们不知道余放最终考上了哪所大学，在今后的人生中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坚守常识。如果这种坚守也算叛逆，那就附议塞林格说的，人不叛逆枉少年。

　　黑砖窑母亲

　　她们还在寻找

　　一些失散重聚的家庭已经恢复或试图恢复平静。

　　张文龙的父亲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打错了电话”，与他家一直保持联系的郑州人辛艳华说，张文龙被红砖烫的伤疤已经恢复了，但有段时间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眼下全家正在张罗给他找对象。他们不愿再提过去。

　　张文龙是2007年黑砖窑奴工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在被被骗沦为奴工之前，他是个二级厨师，但现在，他什么也做不了。数百个家庭正是因为陷入同一场骇人听闻的人性罪恶而破碎。

　　2007年，张文龙们的母亲，在寻子途中渐渐结伴而行，最终揭开当年震惊全国的奴工黑幕，也引发了当年最激烈的举国声讨。

　　杨爱枝的腿在三年前寻子途中劳累过度，一到冬天就肿痛，但她现在别无所求，儿子不但寻了回来，今年还考上了大学，在电话中，她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平安”。

　　但悲剧远未结束。

　　袁成是当年5位寻子家长中的一员，他的孩子现在还没有找到。过去三年里，他始终没有放弃，每到农闲便出山寻子，时不时会碰上其他寻子父母，其中一个叫老苗的60岁老人，为了寻子，把家都卖了，和老伴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平日以卖旧书、给人去痣为生。与袁成建立联系的类似家庭，大约有二十几户。

　　袁成说，寻子母亲在大街上很好辨识，“她们一见到流浪汉，总会凑上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吴苹

　　“我是公民，不是刁民”

　　时隔三年，吴苹强悍的气场丝毫未减。

　　2007年那场震动全国的维权行动完胜后，吴苹买了一款加长红旗车，还在重庆一家四星级酒店承包了整整两层楼开餐厅。间或有客人闹事，吴苹一出现，对方就被震住了，“这就是那个最牛钉子户啊！？算了，埋单！”

　　三年前因入选本报年度人物，吴苹在接受本报记者回访时，正忙着为她彼时新买的问题越野车与工商局反复交涉。

　　去年，很多记者又找到吴苹，请她谈谈对两会、改革开放30年及物权法周年的看法；更多时间，她继续维权，并且总是不断有新的纠纷让她挺身而出。

　　最近一桩是生意场上的纠纷，2007年底就已经判决生效了，吴苹是胜诉方，但法院判给她的150万赔偿至今一分钱没有拿到。她很气愤。

　　她似乎经常气愤。眼下与一家物业公司的纠纷也让她大发脾气，以至于影响到她原本想进军娱乐圈的打算。“从事这一行，需要好的心情。”她说。

　　如今，吴苹给自己的一个清晰定位就是“维权人士”。这一形象其实在三年前她孤身立于废墟之上时就已深入人心。

　　在待人接物上，吴苹给人感觉并不算好。比如，她太强势，总喜欢控制局面；耍小聪明，曾企图把自己包装成“名门闺秀”等。但她身上的亮点同样出彩，她敢于挑战公权力的执拗，突破了社会底层习惯隐忍的集体性格。

　　三年前，她对本报记者强调，“我是公民，不是刁民”。眼下，她总结自己的过去三年，“你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