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融，让国企增值14万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苏睿

　　“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事业无怨无悔。”2010年8月2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第一任主任李荣融，在卸任感言中如是说。

　　1944年1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的李荣融，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1968年7月毕业后，他一直在江苏任职，直至1992年进入经贸委。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做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5个月后，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委，正式挂牌成立。

　　2003年春节长假过后的第一天，温家宝总理告诉当时还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经贸委”)主任的李荣融，国务院决定让他去领导国资委。后来，李荣融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没底”，“总理那次大概也急了，荣融，你职能当中最后不是有一条‘国务院交办事项’吗？就算我交办给你的！我说哎哟，那不敢当，我一定把它承担好，您交办的我还说什么呢！”

　　国资委成立之初，旗下有196家央企，主业种类繁多，工作没有头绪。李荣融坦承“当时很压抑”。而且，人们都担心大权在握的国资委会成为“婆婆加老板”，而央企将成为“受气的小媳妇”。对此，李荣融说：“绝不会！那种‘小媳妇’日子我过够了，我绝不让我的企业吃第二遍苦。”

　　上任后，李荣融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2003年10月31日，国资委正式公布《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以摸清“家底”，核实资产质量。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最初遭遇到了重重阻力。有人曾善意地提醒他“别太认真”。但他坚持花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清理完毕。2005年10月17日，在他的主持下，央企首个董事会试点——上海宝钢董事会试点设立，此后逐渐得到推广……

　　李荣融喜欢别人称他“李老板”。在这位“老板”管理的7年间，我国的国有资产从7万亿元增值至21万亿元；进入世界500强行列的央企从6户增至30户；196家央企经过调整、重组，减为123家……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李荣融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感。事实证明，他多年的努力，的确得到了回报——在2008年开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平稳增长，靠的就是央企的稳健发展。这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不言而喻。

　　如今，66岁的李荣融已经淡出公众的视野，但作为国资委的元勋，他的功劳将被历史铭记。

　　王传福，“全球电动汽车教父”

　　他说：“未来引领世界汽车市场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孙夏力

　　随着《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1年—2020年)》草案日前出炉，未来10年，中央财政将投入1000亿元，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到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和市场规模将达到全球第一。对王传福来说，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个人正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伟大的事情。”美国著名投资银行家芒格曾这样评价王传福。而王传福的同事、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建钧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他眼里，王传福是个务实、低调、敢做敢当、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现年44岁的王传福，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1987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后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院成为一名研究员。1995年，他下海经商，用借来的250万元注册了一家名为“比亚迪(BYD)”的公司。这个名字源自英文“Build Your Dreams”，意即“实现你的梦想”。

　　比亚迪最初从事的是手机充电电池制造业。当时，这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但王传福不信邪。经过潜心研究，他有了自己的电池生产技术。现在，比亚迪已成为继日本三洋之后，世界第二大手机充电电池供应商，占据全球近15%的市场份额。

　　2003年，王传福进军汽车市场，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77%的股份。王建钧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当时，国内外各界都不看好比亚迪的这个举动，但我们坚持下来了。如果没有王总的执着，比亚迪也许会错过中国车市最好的发展时代。”王传福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电动汽车将是未来全球汽车行业的一个发展大势，因此早早成立了电动汽车研究部，全力打造电动汽车。他曾雄心万丈地说：“(在研发电动汽车方面)我们比日本整整提前了20年，到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市场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

　　据说，为了提高比亚迪汽车的质量，王传福曾买来好几辆宝马车，让技术人员拆开研究。见大家不敢下手，他抡起锤子就砸了下去，然后说：“你们可以开始了。”这一锤，为比亚迪的生产模式定下了基调——仿制。尽管这一做法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比亚迪汽车实实在在地成长起来了，每年的销量增速都超过100%。2007年，王传福豪言：“比亚迪计划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

　　王传福的创举，赢得了巴菲特的青睐。2008年，巴菲特以18亿美元认购了比亚迪10%的股份。之后，他曾多次自称“比亚迪员工”，还对只能认购10%的股份感到遗憾。

　　有人说，如今的王传福，已经成为“全球电动汽车教父”。这无疑是他受到众多欧美投资人追捧的最大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带给其他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更值得关注：中国企业要敢于离开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底层，因为“西方所谓的‘技术优势’其实只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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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川，不想跟美国思路跑

　　坚持人民币汇率要根据中国自身的需要灵活调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周小川的影响力毋庸置疑。自从2009年3月23日那篇震惊全球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发表以来，他在国际上的称号就从“人民币先生”变成了“世界元先生”。世界各国的银行家、企业家乃至领导人，都想见他。

　　2010年11月30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一场内部讲座中见到了周小川。一开始，他就带着惯有的微笑说：“我知道大家都很想了解央行货币政策的走向，但我今天可不能说。所有的货币政策调整都是要通过特定途径宣布的。”果然，12月25日，央行公布了2010年第二次加息公告。或许在演讲时，周小川就已酝酿好了这次加息行动。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周小川上任以来一直为人民币殚精竭虑。这从他日益斑白的头发中就能看出。

　　“与其说是官员，不如说是经济学家”

　　周小川出生于1948年1月29日，祖籍江苏省无锡市的宜兴。在宜兴，周氏被称为“江南世家”，兴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20岁参加革命，长期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建南担任过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等职。周小川曾谈到家庭对他的影响：“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周小川是家里的长子。他1966年高中毕业时，“文革”开始了。两年后，20岁的他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下乡”去了黑龙江。1982年，他成为清华大学系统工程系首批招收的两名博士生之一，主攻经济问题。1985年，他以《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一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1986年，周小川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时这里会聚了一大批坚决主张“市场化”的青年学者，被视为“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就是在那时，周小川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整体改革的思考。

　　1987年7月，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史称“钓鱼台会议”。会上，周小川见到了“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国际最先进的经济管理思想，向他打开了大门。他和其他学者一起，开始为国企改革规划新的方向。

　　此后，周小川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过数十部专著，曾两次获得国内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业内人士评价说：“具有学院派气质的周小川，与其说是一名官员，不如说是位经济学家。”

　　“人民币先生”诞生

　　1986年，周小川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1991年调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他早年的同事评价道：“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他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

　　1995年，周小川成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以下简称“外管局”)，次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

　　此后，他相继担任过建设银行行长、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主席等职，直到2002年年底，出任央行行长。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汇率由国家实行严格管理和控制，1953年开始实行单一固定汇率制。改革开放后，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1995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在做生意、寄钱等小事中，将人民币自由兑换成所需的外汇。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

　　周小川初掌央行时，美国正掀起一股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浪潮，使汇率问题成为他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此时的他，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对汇率制度和金融危机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这表明他已经有了主意：人民币汇率要根据中国自身的需要灵活调整，决不会跟着美国的意思跑。

　　做好准备后，2005年7月 21日晚，周小川宣布，人民币汇率放弃盯住单一美元，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浮动。随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缓慢升值。由于这次汇率改革对促进中国经济平衡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有积极作用，周小川因此被媒体称为“人民币先生”。

　　“勇敢地捅了美国人的马蜂窝”

　　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周小川一面调动各种手段稳定国内金融形势，一面提出了具有全球眼光的应对之策。2009年3月23日，就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召开前几天，他发表了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中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文章引来西方媒体的惊呼：“周小川想用‘世界元’取代美元，终结‘美元时代’。”“过去可以称他‘人民币先生’，现在叫他‘世界元先生’更合适。”国内财经界人士则说：“周小川勇敢地捅了美国人的马蜂窝！”

　　在周小川和央行的努力下，人民币经受住了金融风暴的考验。2009年年底，《亚洲银行家》杂志向周小川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危机之年卓越领导特别奖”，理由是：“这位行长审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之时成功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英国《金融时报》则据此把周小川誉为“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员”。对于这些赞誉，周小川谦虚地说：“我们只是坚决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份工作。”

　　袁隆平，一粒种子造福世界

　　为解决国人吃饭问题和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走进远离闹市的湖南长沙马坡岭，很远便能看到“隆平高科”的大牌子，这里就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也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袁老现在每天至少还要工作7个小时”，2010年12月24日，采访袁隆平时，他的秘书告诉记者。几十年来，袁隆平就是靠着这样的坚持，培育出一批批杂交水稻，为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和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伟大科学家”日常的工作就是“守田”。他说：“我的工作就是试验田，越是打雷、刮大风、下大雨，越要到田里去看看，看禾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几十年了，只要田里有稻子，我都会坚持下田。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算出来的，而是长年累月蹲在田间地头一点点摸索总结出来的。”

　　不迷信权威的“杂交水稻之父”

　　1930年，袁隆平出生在北京。小时候，一次去园艺场的参观经历，让他对农业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毕业，他选择了农学院，对农业知识进行系统学习。1953年，大学毕业后，为了追求心中的梦，他来到了偏僻的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在那里他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他的“水稻”。

　　“当时，全国都是一边倒，农业科学也是倒向苏联，特别迷信米丘林等科学家的学说。”因此，在科学研究上，袁隆平被他们误导了很多年。直到1961年，一次，袁隆平在试验田里观察水稻时，突然发现其中一株，穗大粒多，籽粒饱满，杂种优势现象十分明显。“可是，这与当时的经典遗传学教科书上所说的完全不符。”为了探明究竟，袁隆平做了多次试验，结果证实水稻确实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存在着‘天然杂交稻’，那我们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能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来。”袁隆平坚定了信心，开始研究培育。杂交水稻育种首先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的稻苗。从1964年到1965年，在水稻开花的季节里，袁隆平和助手们每天都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观察寻找，最终找到了6株这种稻苗。

　　此后，袁隆平和助手们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100%达标的水稻来。面对各种质疑和一次次失败，袁隆平没有气馁，他总结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重新选用材料，提出了“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通过一次次的实验，袁隆平在1995年成功研究培育出两系杂交水稻。目前在我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仅用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增产的粮食，“每年就能解决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袁隆平说：“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不能害怕冷嘲热讽，不能害怕标新立异，否则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首富科学家”的简单生活

　　2000年，中国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上市。8年后，名誉董事长袁隆平所持有的股份，以市值计算已经过亿。从此，袁隆平又多了个“首富科学家”的名号。而他身边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却很难把这位老人和“富翁”联系起来。

　　“他哪里有富人的样子。”袁隆平的学生们笑着议论。在学生们的印象里，袁老师永远黑黑瘦瘦，穿一件软塌塌的衬衣或T恤衫。在一次会议上，袁隆平坦言：“不错，我身价2008年就1008亿了，可我真的有那么多钱吗？没有。我现在就是靠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我今天穿的衣服就50块钱，但我喜欢的还是昨天穿的那件15块钱的衬衫，穿着很精神。”袁隆平认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搞科研？搞科学研究就是要淡泊名利，踏实做人”。

　　在工作人员眼中，袁隆平其实就是一位身板硬朗的“人民农学家”，“老人下田从不要人搀扶，拿起鞋套，脚一蹬就走”。袁隆平说：“我有80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 20多岁的肌肉弹性。”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还给记者展示了一张他的“好身材”游泳照片。袁隆平的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钓鱼、打排球、听音乐……他说，就是喜欢这些不花钱的平民项目。

　　2010年9月，袁隆平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当时，他许了个愿：到90岁时，要实现亩产1000公斤！当记者问他：“这个愿望能实现吗？”袁隆平信心满满地笑答：“今年我们的试验田里估计有3块亩产量可以超过900公斤。”袁隆平说，目前正努力将杂交水稻向全球推广，如果全球50%的稻田种植杂交水稻，每年可增产1.5亿吨粮食，可多养活4—5亿人口。“我想再努一把力，过两三年时间，便可以达到1000公斤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