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7日晚，上海延安路高架严重堵车。

　　上海拍卖“最贵的铁皮”

　　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制度，催生了“全世界最贵的铁皮”，也导致了外地车牌在上海的泛滥，但应承认，拍牌制度虽然没有根本解决拥堵问题，但推迟了小汽车在上海的使用，为公共交通建设赢得了时间。

　　南都周刊记者_沈玎  实习生_郜艺 吴思凡

　　12月18日，上海迎来了2010年最后一个月份的私车牌照额度拍卖活动。为此，陈俊很早就做起了功课。

　　参加投标的人，必须本人在每月倒数第二或第三个周六，到福州路108号的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办理投标卡。投标客户可以选择在投标当日到位于安亭镇曹安路5551号的上海二手车交易市场现场投标，也可以选择电话或网上投标。

　　整个过程分为两道程序，第一轮，拍牌者根据自己的心理价位出价；第二轮，根据竞价情况，拍牌者可以修改报价，修改幅度为上下300元。

　　可是，连陈俊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最后时刻，他会选择放弃。因为在他看来，2010年1月的上海车牌平均成交价为38311元，此后一路攀升，到2010年11月，平均成交价达到三年来的峰值45291元。

　　再加上12月是汽车购置税优惠取消前的最后一个月，陈俊预期在这个月，将有大批的车主集中竞标。与其这浑水，不如坐守来年1月的清静。

　　然而，世事难料。拍牌结果公布的当天，陈俊说他被“吓”到了。最低中标价10400元、平均中标价15970元，分别比11月下降了34500元和29321元。创出了近7年来的最低均价。

　　“上海汽车牌照”，这张号称全世界最贵的铁皮，以其自身的“幽默感”，捉弄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怀有汽车梦想的人。

　　像炒股一样炒车牌

　　有几组数字也许有助于理解上海车牌中标均价的骤降。记者查询到，12月的私车牌照额度拍卖投放量为9000张，是投放量相对较多的月份。横向比较可以发现，2009年12月的车牌投放量为8000张，2008年12月甚至仅为4500张。

　　而与此同时，12月实际投标人数为11224人，创下了今年投标人数的最低值。纵观2010全年，有7个月的投标人数都在16000人以上。业内人士分析指出：11224人投标9000张牌照，较高的中标率(80.18%)拉低了价格。

　　但这个解释并不能让人满意。实际上，一直以来，上海车牌的中标价格始终没有显示出与中标率的反向相关性。其中，2007年1月的拍卖过程最具代表性。当时的牌照投放量为6000张，而投标人数只有6587人，中标率高达91%，然而最终的平均中标价仍高达40974元。

　　要理解这个诡异的拍卖价格走势，必须得先弄清楚整套拍卖制度背后的逻辑。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的报道：车牌拍卖当天，在知名的QQ拍卖群上，中午11时55分05秒，有人留言说“目前最低价还能中”，20秒后，有人留言：“39700元，目前最低价格”。一个牵涉如此多人群的封闭式拍卖，居然有人能够拿到实时的内部消息。

　　《上海市私人、私企客车额度投标拍卖须知》明确规定，个人必须本人、企业必须本单位经办人进行投标。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代理投标现象。实行了十多年的拍牌制度，让上海汽车市场养活了无数寄生在灰色产业链条上的人和公司。在曹安路5551号的投标现场，时常能看到有人手里拿着一长串的投标清单在往电脑里输。

　　“代理人在投标前，会一起讨论价格的走势，并最终按照讨论的结果集体出价。”牌照“黄牛”张权告诉记者，“这些人的身份，多是一些汽车经销商的工作人员、黄牛，以及拍牌代理公司。”集中代理的结果，造成了投标人间的合谋。

　　而一家大型汽车销售公司的经理则向记者否定了“合谋定价”的可能性，“我们有安排人员估算价格。参考数据包括投放量、竞标人数，和当月公司销售车辆数额、当月购车以及意向购车的人数。”

　　对此解释，张权反问记者：“经销商相互之间不通气，你信吗？”据《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的调查，在上海的永达、东昌、和平等大汽车集团，都有一个牌照价格委员会，他们定价的依据是二手车市场“黄牛”的报价，以及相互之间打听的价格。

　　而“黄牛”的定价，则参考当月二手车牌的价格。“一般‘黄牛’是根据收购二手车牌的额度来考虑价格。”张权告诉记者，“‘黄牛’通常以稍低于平均拍牌价的价格收购二手牌照，然后许多‘黄牛’同时加入当月的牌照拍卖，抬高牌照的价格。”

　　再回到2010年12月18日车牌拍卖过程的诡异“跳水”，张权向记者分析指出：“由于前几个月的拍牌价持续走高(9月、10月、11月中标均价依次为42180元、43271元、45291元)，二手车牌照交易价格也随之上升，可能有些黄牛已觉得无利可图。”

　　虽然对于具体过程张权表示并不知情，但“黄牛”的大量退出兴许是牌照价格骤降的因素之一。“这就像一种市场调整，车牌中标均价下降后，二手牌照的收购价才会降下来。”而一些没有反应过来的“小黄牛”，现在是最郁闷的时候，有些人不惜割肉抛售，有些人甚至选择“捂牌”盼涨，“就和炒股一样。”张权说。

　　一张牌照够抓200次

　　早在1994年，上海即开始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随后几年，该政策屡经变更，一直到2000年1月，上海才宣布取消原有政策，改为国产生活用小客车上牌额度无底价竞购，每月拍卖一次。

　　2004年5月，时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的黄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引爆了关于“上海拍牌制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讨论。该法第二章第九条中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放机动车号牌……”

　　在上海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上海市政府法制办主任的徐强坚称：“经过请示全国人大、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各方都认为上海拍卖私车牌照的做法没有违法。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交通采取一定的特殊管理措施完全正当。”

　　这一“特殊管理措施”旨在应对城市拥堵，但国内更多的评论却指出，以高价买车牌的方式限制汽车增加，从短期看，对道路交通的改善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影响了汽车消费。上海汽车集团曾多次向上海市政府表达过对牌照价格过高的不满。

　　记者日前走访位于吴中路的上海太平洋虹桥别克店，其销售经理告诉记者：“在本店买车有地方保护措施，只能上上海牌，如果上外地牌将被罚款。”这一规定已经让很多无意上本地牌照的消费者扭头离去。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私车牌照拍卖的价格不断趋高，也影响了上海消费者的购车取向，并间接导致小排量汽车无法进入上海市场。“既然牌照那么贵，那买好车就上沪牌，买低档车就上外地牌，否则不划算。”上海一家奇瑞汽车4S店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目前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观念。

　　站在上海浦东大道上20分钟，基本上看不到奇瑞QQ等价格在7万元以下的小排量汽车，偶尔看到一辆，也是上着外地牌照。苏F、浙G、皖K、鲁Q……在街上跑着的汽车的牌照，涵盖了中国近一半省份。这种外地牌照的需求也产生了一条新产业。

　　“代办一张外地牌照，一般价格在1600元到10000元不等，这相比上海牌照4万元的价格，便宜不知哪去了。”张权告诉记者：“即使是最低1600元的收费，汽车服务中介公司还是赚了很多。因为这些牌照在当地办理，不过几百元。”

　　而与此同时，上海道路的负荷并没有减轻。

　　在上海有13年开车历史的吴先生，虽然自己有车，但平时上班、见客户基本上都是乘地铁。“在上海根本无法开车，昨天(12月30日)早晨去见一个客户，从沪嘉高速入口开到沪清平高速口，12公里开了1个小时，见客户都迟到了。”

　　最绝的一次是2009年，吴先生有天开车去上班，算好了油是够的，但是在延安路堵车很严重，开到华山路口时车抛锚了，最终只好托朋友拿着两个可乐瓶，装了3升汽油，开着电瓶车送过来才得救。

　　为了解决道路拥堵和外牌车的问题，上海市有关部门曾经出台了一些措施，如外地车牌每天上午7∶30至9∶00和下午4∶30至6∶30的上下班高峰其间不能上上海高架。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上下班高峰其间外地牌照车辆随意上高架的情况比比皆是。

　　上了江苏牌的李司机告诉记者，据他目测，高峰时期，高架上的外牌车与沪牌车的比例接近1比3。“我平时一般都走高架，沿着内车道开，一般不容易被抓住。”李司机说：“即使被抓住了，罚200块又算什么？一张上海牌4万多，够我抓200次的。”

　　为公交建设赢得时间

　　在第19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期间，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克劳斯·托普菲曾对上海实行的私车牌照拍卖制度大加称赞，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管理措施，既可有效限制私车数量，也很好地平衡了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

　　家住宝山区的车主童彬是在2008年年初拍下了他的上海牌照的。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等一个明确的信号，私车牌照拍卖到底会不会取消。“说什么政府马上要取消拍卖车牌，一点都不靠谱，照这个趋势，以后一个车牌涨到10万也不是没有可能了。”童彬告诉记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么一个消息，现在又开始鼓吹拥堵费了。我估计又是个空炮，上海的私车牌照价格，就和房价一样坚挺。”

　　不过，童彬也承认，身边有很多同事，确实也因为这张昂贵的“铁皮”，而对有车一族的生活望而却步。从数据上看，尽管拍牌制度饱受争议，但上海的汽车保有量远低于北京却是不争的事实。

　　截至2010年9月底，上海汽车保有量为167万辆—不到人口更少的北京的四成。上海市政府内部也有交通官员认为：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牌照拍卖制度，虽然没有根本解决拥堵问题，但推迟了小汽车在上海的使用，为公共交通建设赢得了时间。

　　以轨道交通为例，上海城市轨道交通起步比北京晚，但建得比北京快。迄今为止，上海地铁的长度在全世界的城市中已排名前三。目前，上海的轨道交通已与江苏接轨，而新一轮的轨道交通计划又已启动，形成了立体网状的结构，能够承载大部分的市民出行。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交通服务水平较高的国际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都相当完善，如轨道交通网的配设标准达每万人1公里。亚洲发达城市如东京、新加坡，对公交出行的依赖程度都非常高，香港高峰时甚至达90%以上。

　　在2010年12月23日举行的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成立25周年大会上，该研究所一位专家称，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上海不会照搬北京的模式，不会轻易采用“尾号限行”、“公车封存”等限行措施。上海将推进公交优先战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交通信息化和交通需求管理、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等措施。

　　上海治堵之所以能够比北京更从容不迫，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那块昂贵的“铁皮”。“回顾车牌拍卖制度走过的十几个春秋，这项饱受公众与法学专家质疑的制度依然得以生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法学博士曹坚感叹，“抛开法律因素，(车牌拍卖制度)确实也有其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和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权、童彬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