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姜晓明）

　　决别自我

　　年近五十的摩罗，曾经被誉为与权力绝不妥协的“精神战士”，如今却彻底决裂昨日之我，与现实和解，一头扎进了祖国妈妈的怀抱

　　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王蔚冉 　发自北京

　　“摩罗，你老了。”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电梯口，对视两秒钟后，段学俭脱口而出。2010年隆冬北京，两人已暌违12载。

　　在这位上海教育出版社常务副总编的眼里，作为自己青年时代的读研同窗、一批人的精神代言人，摩罗书生气依旧，只是深色的呢大衣映衬了沧桑，还有他的微秃。

　　“这是好事，说明我是一个正常的人。不然，岂不成妖精了？”笑声落定后，摩罗话音一转：“网上可都在传，这个老妖精怎么变了？”

　　年轻时，摩罗就相信，写作是一种自恋，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作者，有福之人。

　　“不是吗？写了几篇文学评论，就被赞好。”他反问。1999年，他的随笔《耻辱者手记》一炮走红。

　　“我们也许有一百种理由喟叹我们的历史境遇过于严酷，可是，我们不是更有一千种理由反思我们自身的软弱、自私和卑污吗？”

　　“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与灵魂，所以也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这部成名作中，摩罗一面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独自黯然，一面狠狠咀嚼其“不自知的耻辱”。

　　为此，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毕生研读鲁迅精神的钱理群第一次见过这位文弱书生后，就甘愿为这本书作序——《“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2010年年初，摩罗出版了他自称“大众读物”的《中国站起来》，书内三大篇章：崩溃—呐喊—崛起，惊人之语迭出，引起中国知识精英一片哗然。

　　文中写到，“一百年来，一些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原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是一些五四的精神领袖们惹下的祸……”

　　“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仅看他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

　　“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志在必得。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于是，“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摩罗在清算摩罗”、“摩罗从‘精神界战士’滑向‘国家主义者’”；

　　“摩罗，你还是没说清楚你的改变。”单位旁的饭馆里，吃到中途，段学俭终究难抑心底的疑惑。

　　“很少人再叫我‘万松生’了。”摩罗搁下碗筷，环顾左右而言他。

　　1986年，改名“摩罗”

　　“摩罗”的首次出现是在《深的山》上，其笔调哀婉——

　　那一年，刚刚时兴考大学。考取了的人中，有这山沟里的我。而且，我所在的那个中学里，只考取了我一个。山里传开了新闻。……母亲走近来，伸出右手，塞给我一包东西，说一声：“别让你爹知道。”便急急去厨间，那系围裙的两半截布带子，乌黑乌黑，在背后摆动。母亲塞给我的，是一只钱袋。用破袜子剪下的一截圆筒做的，酱油色，纱已稀松，像蚊帐。针线缝住了一端口子，从另一端倒出来，是叮叮当当一堆银毫，闪闪着、亮亮着。五分的，两分的，一分的，全有。数一数。刚好一百分，一块钱……

　　1985年冬，摩罗将这篇中篇散文体小说寄给正在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读研的老朋友吴洪森。

　　数日后，吴来信道：“我已将作品推荐给《上海文学》，即将发表。你把底层人民的命运描绘得这么真实，我庆幸自己最早读到它。”

　　“摩罗与吴洪森在师专同桌3年，受其影响极深。前几年，他还在说吴洪森是他的偶像。”作家丁伯刚在信中忆道。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丁伯刚、摩罗、吴洪森一同考入江西九江师专。

　　现在丁在九江市《长江周刊》当编辑，而吴洪森定居上海，长期活跃在媒体，维系创办数年的真名网。

　　摩罗在第二本文集《自由的歌谣》中流露：……那时候走上讲台给我们讲课的人，基本上都是可怕的文革中荒废学业整整十年，从而也可以说是荒废了整整一生的人。他们不但早就给命运抛到了人的尊严之外，也给抛到了专业知识之外，而且，他们满身心都是那个荒唐时代所加给他们的枷锁。他们纵使愿意，也没法走到枷锁之外来给我们传道授业。

　　一次，汉语课讲师给他们谈到“体”字时，先说“身体是人的根本”，随即警觉，“当然，人真正的根本是政治。”

　　“指望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呢？3年我听课极少，算作‘专业听众’，学习全靠阅读。”他曾笑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成为了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以文学的熏陶和精神的启迪的，恰是知青那一代人。在那些大龄同学中，在那整个灰暗、荒芜的环境中，最最光彩照人、熠熠闪光的人物，当然就是吴洪森。……我不记得那是一次散步还是在教室里的聊天，……他对我说：你搞创作肯定能搞出来，因为你有一种内在的气质……

　　“我不想再提起这些事情。”吴洪森急促地打断，连声说后挂上了电话。《中国站起来》发表前，摩罗曾给他打过电话。电话中，他毫不留情，一通痛批。

　　而当年，他俩曾在班上组织过叮咚文学社，编印了文学刊物《叮咚》。彼时的摩罗专情于卢梭——“没有哪个英雄像卢梭，更能激起底层人的自尊、野心、激情与强烈得无以复加的正义感。”

　　“《忏悔录》从文学趣味、写作态度上给予了我新的塑造。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虽读得似懂非懂，但感觉里面每句话都说得好，还连篇累牍地抄在笔记本上。它规范了我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模式，使我总是用一种不平等的体验和要求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像我这样从农村底层来的人，势必非常看重‘平等’。”

　　文学社中，他年纪最小，第一期社刊上，他的小说《少年阴魂》也最富争议性。他的第二篇习作《小凤的生日》，则因“政治气氛小有风波”，期刊停印，被无奈地搁置。

　　“文学社后被取缔。师专毕业，摩罗分至都昌一中教书。在那里，他尚读鲁迅，还与好友建立了‘猫头鹰读书社’，这又受到当局的密切关注。”丁伯刚写道。

　　“某年月日，他们把我从一所破败的中学驱赶到另一所更加破败的中学。这所新的中学像文革时期对待监督改造的阶级敌人一样，对我百般敌视和欺辱。我在那份压抑和孤独中度日如年，精神的消耗和伤害实在太大了。”摩罗被赶到了乡下三汊港中学教书。丁说，此事对他打击尤大。

　　那会，他大把时间扑在写作上，少与同事言语，只与社会上的文学青年、杂志社频繁交流。僵滞的氛围中，他自显怪异，校方时常无缘由扣下他的信件，他几度提出抗议，不被理睬。

　　他的一个学生还记得，“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上课也是很少有笑脸。”

　　摩罗的爱情也在那时的都昌。

　　他在江西的老友程景说，摩罗的妻子是都昌人，属他的学生辈，应在汪墩中学教书时认识。之前，他还有过两个恋人，一个是他的学生，另一个则是他在一中的同事——小斤。献给小斤的《过客之爱》里，摩罗满怀歉疚：“她不但给了我温情，而且给了我鼓励。在所有他人都视我为异端时，她率先承认了我。”

　　80年代中期，某个黄昏，就在小斤的屋里，有一个“颤抖、干泣”的摩罗。

　　他沉浸在鲁迅的作品中。阿Q、祥林嫂、孔乙己，鲁迅笔下的众生，还有“我们的现实，以及现实中一切丑陋的人们，都一步步地，齐刷刷地向我压来……”，“人为什么会被摧残到这一步！……我深深觉得出生为一个中国人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前面已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

　　“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

　　钱理群写道：“……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

　　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圣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

　　“摩罗”来自《摩罗诗力说》。这部文言文的思想启蒙之作，是五四前夕，鲁迅作为革命派所作，译为“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

　　颠沛岁月

　　1988年夏，摩罗来到海南，幻想另辟新途。

　　“流浪”——丁伯刚在信上形容，他在那里睡过公园，叫卖过报纸，后在《海南风采》杂志当记者。这家刊物并不正规，没过多久他被解雇，便到餐馆里端盘洗碗，又在另一地方玩一种“扣子游戏”，以求谋生。

　　那年冬，摩罗离开海南回到都昌。在县城里，他承租了一家旅馆，盘算赚足钱后，继续求学。

　　旅店却惨淡经营入不敷出，还有两位文学青年在店里白住。数月后，他不得不举手投降，自己根本不是从商的料。为了生存，他一度折回三汊港中学。

　　第二年春，摩罗来到修水，在丁伯刚曾教书的中学旁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专心写作。

　　丁写道，“因为一起‘特殊事件’，他回到都昌被抓。放出后，摩罗重新教书，先后到过北炎与汪墩中学。”

　　“告诉你一个秘密。过去在村里，我们吃完饭，碗里总会留下一点给小动物。从牢里出来，我会把饭吃干净。”

　　说时，摩罗朝颗粒残余的碗中舀进汤水，小心地吹着、匀着。

　　1990年，他快满30岁，前方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写作，二是考研离开江西。

　　他思忖，“写作有一样缺点，就是命运不由你掌控。哪一年能写出像样的作品，能受到多大的承认，你一无所知。也许十年二十年，也许一生都写不出好东西。”

　　“他自此专心考研，声称考到80岁也要考，因为别无出路。”丁伯刚说。

　　1993年，摩罗考入华东师大攻读文学硕士。在江西的好友张闳比他先考进来。

　　张闳曾将《深的山》介绍给在中文系任教的王晓明，王读后赞它“很不错”，由此与摩罗通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王晓明在电话中不免感怀，“那个时代，校园内外热烈讨论各种问题，比如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我俩常常通宵达旦，持续辩论。我们这代人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深。特别是摩罗，他的小说是以乡村知识分子的视角诉说苦难。对于专制、压迫、黑暗，他非常敏感，这也是我与他不同的地方。”

　　在上海读书，摩罗患上胸积水肺结核，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妻子留在江西，自己独自应付。

　　除此外，他的毕业分配也不顺利。王晓明透露，这与他的“特殊事件”有关，“80年代末，摩罗在都昌县邮局以拍电报的方式，直截了当批评一位高层领导，还署上了自己的真名。”

　　几经周折，摩罗最后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求得教职，这所学院在北京大兴郊区，但还是比他回家乡可能得到的工作和人文环境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