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只讲鲁迅？

　　贺雄飞同摩罗的相识，完全由于《火与冰》的作者。

　　1996年，贺雄飞在北京创立了“草原部落创作室”，出版了《火与冰》、《深呼吸》、《铁屋中的呐喊》等书。

　　一次，校友“很狂”地对他说，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方面惟一能和我的文章媲美的年青学者只有摩罗。

　　“《中国站起来》发表后，他宣布与摩罗绝交。想当年，他们惺惺相惜，彼此视为同道。”讲到这里，贺雄飞笑了笑。

　　他饶有兴致，拿来了摩罗的稿件：“那一夜，听着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的曲子，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只感到隐隐作痛，口中的咖啡的苦涩余味无穷。”

　　这部书稿就是后来的《耻辱者手记》，入列贺雄飞1998年策划出版的“黑马丛书系列”，丛书一纸风行，大获成功。

　　某论坛ID号曾为“崇拜摩罗”的韩立勇，写过《我的自白——关于名字》，多少解释了《耻辱者手记》的走红——“在我初中毕业时，曾经有过一段和父亲的打工经历。在工地上，一个老板当着父亲的面直呼我为小崽子，我能想象父亲当时的心理反应。……一个人的尊严就为了保存自己起码的生活条件而被扼杀了，这合理吗？……在读摩罗的书时，我受益最深的就是他那博大的感情，是他那高贵的感情挽救了我……”

　　“很少人像在《耻辱者手记》里说话，那时读来，符合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说。

　　“相比丛书里的其他作家，摩罗性格深邃，外表谦和，但骨子里很清高。”贺雄飞记起，那年12月份，他带领丛书的作家们在全国十多家大学巡回演讲，宣传售书。摩罗在众人中，“讲了半天，台下的人也未必听得懂”。

　　尽管日后因为“不值一提的龃龉”，伯乐与他的黑马分道扬镳。但贺记得，他曾驾车载上摩罗，到过内蒙古大草原，“摩罗酷爱骑马，望着这个瘦弱单薄的躯体策马扬鞭的背影时，禁不住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个不住地咳血的瘦弱老头鲁迅。”

　　1998年，北京印刷学院现代文学教师摩罗，已名列中国十大青年思想家。

　　“他在校内从未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摩罗的老同事，学院出版系教授叶新谈到，摩罗调职前，已被彻底边缘化，“他也是平心静气。思想上的犀利与在校的安逸守法各不相冲。”

　　叶新见过摩罗上课，“随便坐在那里，手里一个普通塑料水杯，侃侃而谈，叙事紧抓学生心理，极具感染力。”故而，从95届到97届的学生中，摩罗拥有一大批粉丝，这也为他招来了“麻烦”。

　　“有一段时间，他因和有些敏感人士走近，使得校方大为紧张。”叶说道。学院采取了相应措施，派出一位经济学老教授监听摩罗的讲课。

　　现代文学的讲堂上，摩罗为学生们深入讲解鲁迅。第一次、第二次……老教授终于按捺不住，当面质疑他：你为什么老讲鲁迅？现代文学又不止一个鲁迅。

　　“我认为现当代文学史上，只有鲁迅可以讲。”摩罗慢条斯理回复。

　　于是，摩罗被停了课。

　　你真的幸福吗？

　　摩罗直笑，仿佛往事如风。

　　现在的他，“特理解一个政府应该怎样做”——过去的他，“还套在知识精英圈定的语境里，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简单地意识形态化。”

　　餐桌上，他开悟般：“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白拿纳税人的钱，活了这么多年，就应该自觉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我以往的际遇属于中国特色，那其实是中国精英文化教育人的不实际一套，专门抵触这些事情。他们怎么不看看美国还夺去全世界的言论自由？”

　　当天下午，餐馆店员们每天必行的企业文化培训、集体扭洋舞、振臂励志中，摩罗也在宣讲他的《中国站起来》。

　　他要说，是鲁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一批中国五四精英们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遗留给后人一个伪命题“国民劣根性”，从而导致国民在精神建立上，怀有强烈自卑感，现有不少知识分子全盘西化，沦为了“洋奴”而不自知。

　　与此同时，他通过对西方殖民史的研究，惊悉西方强国血淋淋的发家史、文化上的极度虚伪、政略上的霸权主义。西方在用武力、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向中国入侵，侵占中国的利益。“中国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膜拜，就无法崛起成为真正的强国。”

　　他坚持，他耻辱的实质没变，只是经纬度在扩充——“写《耻辱者手记》是站在作为弱者的个人立场，面对强大的国家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中国站起来》是站在作为弱者的被殖民、被掠夺的民族立场，面对强大的国际霸权维护自己的尊严。”

　　末了，他告诉段学俭，他的变化始于四五年前他钻研人类学。

　　也在四五年前，王晓明来过北京，住在摩罗家。一天傍晚，摩罗与他外出散步。交谈中，他明显感觉，摩罗在信仰基督。

　　但当他听说，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对基督教的疏离与批判，声称从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掠夺全世界资源进程中，基督教充当了开路先锋，编撰了一个“欧洲优越论”的排他文化；还有摩罗表示“佛教才是与中国老百姓恰切的精神文化”时，他不由费解了：

　　“如果摩罗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或基督教徒，都不可能写这本书，更不会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这些传播普世价值的宗教里，‘国家’的概念不是重要的。起码，佛教的基本定义是一切有情，所有的生命一律平等。”

　　摩罗对韩立勇否认了他信仰基督教。他坦言，1999年前后，他需要某种精神支持，尝试寻求宗教信仰，关注过基督教。

　　韩立勇想来，这也与他研究人类学相关，“他谈宗教时，是跟‘民族’这类符号联系一起。”

　　作为摩罗作品的长期拥趸，韩是从摩罗的书中察觉到端倪的：“2002年，摩罗发表的文集《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里，已透露出信息：他从前经历的苦难来源于努力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后来，他发现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能给他归属感，反而对这一群体产生怀疑。”

　　就在两年前，一次聚会中，摩罗一反从前——“大体上，他在批驳鲁迅。说鲁迅批底层人时，自己跑到国外留学一类的话。讲得头头是道。”因是闲聊，韩立勇的犹疑一晃而过。

　　那时，贺雄飞编了一套《青少年读本》，收录了摩罗的两篇旧作。

　　“我给他送稿费时说，你看你第一本书是《耻辱者》，你觉得在中国社会，人活得像非人一样没有尊严，所以你要‘咀嚼耻辱’。可你现在又《因幸福而哭泣》，你真的幸福吗？你还有《不死的火焰》，证明你的‘火焰’还是没死呀，所以你还是不幸福。”

　　面对贺的略带讥诮，摩罗默不作声。

　　摩罗真的感到不幸福，从那时期的文字来看，他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人性的礼赞、信赖，越来越显得不真实，显得苍白无力。人根本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意气风发，灿烂辉煌，也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对于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幻灭感深深地折磨着我。这种折磨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企图从宗教世界汲取营养，……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使得我们与宗教隔得太远。”

　　“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这不是摩罗个人的内心疑惑，乃是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心灵困境，”学者许纪霖在《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一文中写道，“曾经支撑了80年代‘后理想主义’一代人的心灵鸡汤到90年代开始失灵了。90年代同样是一个反思的年代，但80年代反思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社会主义，而90年代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本身。原来人的理性并非启蒙描绘的那样一片光明，理性一旦虚妄与无限膨胀，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从个人角度，有论者提出，摩罗一切的忧患只是在寻找安全感。许纪霖教授说，“更准确地说，摩罗寻求的是群体的皈依，是对更大的‘自我’的精神认同。最早在江西孤军奋斗时他认同的是知识群体，渴望被知识分子接纳，待到上海来读研，发现知识人是如此丑陋，转而崇拜尼采式个人，但又害怕孤独，忍受不了精神的寂寞，于是去皈依基督。但他又无法从宗教那里获得终极的认同，最后在中国崛起的感召之下，索性从一个极端跳进另一个极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一头扎进了祖国妈妈的怀抱。”

　　2009年8月的一天，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陈智富在电话中，问摩罗近期是否有书要出。

　　摩罗兴奋告之，他这天刚刚完稿，名为《崩溃与呐喊》。这本书的诞生，始于他进行一部批判“国民劣根性一说”的学术性著作时，“过程很焦虑，有过很多思索，写了五六万字随笔。等著作完工后，随笔无法编入书中，浪费很可惜。就把它写成十来万字，做成通俗版，讲点浅显的道理。”

　　出差途中，陈智富在火车上将“通俗版”一气读完，认为“书内传达的思想令人震撼”。

　　陈智富对原稿作过处理，“谈五四的部分，我删掉了一些。比如有一篇涉及鲁迅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过于偏激，不够客观。再就是文中某处写得像喊口号，一讲到中国的精英群体，用词就显得打击面太大。我在改的时候，经常要加上‘有一些’，范围尽量缩小。至于‘崛起’篇章，他写得较单薄。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加上了谈自由市场、全球化、经济一类。”

　　“书差点不能出版。一二三审遇到很多不同意见。领导层中多反对，摩罗质疑五四先贤精英。很多老同志嘲笑我，你这本书完全大逆不道嘛，怎能批评鲁迅、蔡元培他们呢？”

　　3个月的筹划中，陈智富想了几十个书名，“要响亮，要把摩罗思想的震撼力充分体现出来。”

　　“大崩溃”、“大崛起”、“中国强硬起来”，……他很想起名“中国别跪着”，摩罗觉得不够积极向上，最终敲定——《中国站起来》。

　　后记中，摩罗还不忘添上一笔——“本来我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界线，在批评百余年来国人崇洋迷外思潮时，避免‘洋奴’这个词。但是，那些激烈的谩骂让我觉得只有“洋奴”这个词才能准确概括那种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我因此冲破了这条自设的界线。我似乎应该感谢他们赐给我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