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儒舌战

　　摩罗十年来走过的心路历程，曲折而惊险，诚如一位名为楚望台的网络作者所言，有三个不同的摩罗：“一个是充满罪感的耻辱者摩罗，一个是充满无力感的彷徨者摩罗，一个是将国家奉作了偶像的得道者摩罗。十年后的摩罗，旗帜鲜明地宣判了前两者的死刑。中国站起来，摩罗开始跪拜。”

　　2010年10月，华东师大学者许纪霖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

　　讽刺的是，正是在《读书》杂志上，摩罗当年发表了无数打动读者的“耻辱者”文字。

　　“楚望台”也在另一文中写道，“很不客气地说，摩罗并不适合触碰这样的话题，他的视野和他批判的这些人并不在一个档次上。在经世致用之学上他是无知的，在意识形态建构上他是无力的。仍然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用一种文学式的笔法来发议论。但是离开了个人的生存体验，连以前那种文学式的道德美感都失去了。”

　　“接这部书稿时，我有过这个顾虑。摩罗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不足。尽管他书里有些不完善的地方，还是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应该怎么反思西方化？一开始做这一命题，肯定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我们不能不完美就不去做它，不能等知识备全才去做它，不能因为遭到质疑、责骂，我们就畏葸不前。”陈智富在电话中说。

　　他还强调，摩罗在书中高度评价五四先贤的启蒙意义，抨击的是80年代以来，主流知识分子的被西化、洋奴现象，“很多批评家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他在书中认为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洋奴’，又说没有否定他们的贡献，这让人怎么读懂？别忘了，很多年前我俩开玩笑，我常说‘什么五千年文明史不文明史的’，他也是推崇认同的。”

　　摩罗的另一挚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连连发问。去年7月底，他在网上发表了《与摩罗先生谈爱国》，源于摩罗的博文《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令他大跌眼镜，实难接受。

　　“摩罗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一个。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出了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他说。

　　1998年，萧瀚还在北大读研，认识了摩罗，渐为至交，他也是摩罗儿子的干爹。

　　他写道——“那时的摩罗，还沉浸在对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以来精神沦落的痛惜之中，他带着一点情绪，仿佛有点发狠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实在太匮乏，所以我用‘无赖’这词——无所依托，这跟俄罗斯不能比，哪比得了俄罗斯啊，你看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怎么比？’说的时候，脸色就又阴翳沉重起来。”

　　电话里，他恳切叹道，“谁不知道西方殖民史血淋淋，但我们这个民族自身就不存在问题？作为这个民族中一员，我批过它，不也是为它好吗？”

　　萧瀚还猜测，摩罗的转型是否与他从事文学评论过久有关，“毕竟与第一线的社会现实有点隔。而且来京之后，他在城市生活，更使得他对当代中国大量底层生活失去了痛感。”

　　摩罗则淡然回应，“我在任何场合，都永远表白——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就是个农民和文盲。我从来没有自卑过。”

　　而不多会，当他与记者闲聊，得知他尚未深知来自底层的某些负面“社会新闻”的时候，他真切地嗫嚅：“这个，这个……”

　　吴洪森在《评摩罗》中斥责——我觉得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表面狂热的语言只是为了遮盖他的理性选择。……刘梦溪把他调到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之后，他贷款买了房子，又有了儿子，如果坚持原来那一套，再次失业的话，他可能连生路都没有了，况且他非常喜欢孩子，总是想着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在巨大的经济的心理的精神压力之下，一个跟头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了。

　　有学者揣度，刘梦溪是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极度崇尚国学。摩罗跟随他学习，许是受其影响，“国学中存有大量的集体主义、家族主义，与集权主义天生的亲近。”

　　“我也不同意他这本书里的看法呀。摩罗关注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建构，我看过他的几篇文章确实有才，加上人品好，这才将他从印刷学院调进来。”刘梦溪简短地说，《中国站起来》翻了几页后，他便闲置在家中。

　　听到吴洪森批自己，摩罗干“嗬嗬”了两声。尔后，他对武大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所写的《读“摩罗”的自审》耿耿于怀。

　　早年，邓晓芒曾赠书给摩罗，只为欣赏《耻辱者手记》。而在这篇文中，他对《中国站起来》的前言所写逐条批驳，还在结尾处揶揄——摩罗的种族主义(当然是“正向的”！)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历史观甚至世界观，他和他的那些同道们正勇往直前地向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迈进。祝他好运！

　　饭馆里，摩罗大声道：“中国知识分子是被我们的纳税人养得太轻松的一个群体。什么实际问题都不用面对，白拿纳税人的钱玩概念，建立自己的道德崇高感。

　　“邓晓芒祝我在体制内混好，光荣地批我是这里面的走狗。他为了建构自我崇高感就不承认基本事实，他不是在体制之内？谁给他发工资、评职称，让他开课，难道他还做过一件政府不允许他做的事吗？

　　“最近30年，知识分子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在毛时代为什么不说？是现在这个政府需要从毛时代里走出来，需要你这么说才成！你放屁都是政府让你放的，还吹嘘个什么！”

　　邓晓芒闻后，倒不动怒，“他主要是功底太差，又急于出名，两头距离反差太大，所以落入这种两难的境地。我承认我是在体制内，我也从不认为知识分子就比一般人崇高。知识分子也有卑鄙献媚的时候，也有仗义执言的时候。我认为思想上，他比较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属于被‘招安’型。‘骂’是有风险的，尤其‘骂’得不好是会坐牢的，但唱赞歌是没有风险的。”

　　“中国知识分子分化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能相容。其实都还没有跳出毛时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观点有争执是正常的，但问题是怎样争论。我们现在不是认真地讨论，而是情绪化地表‘站队’。”钱理群语重心长。

　　12年前，5月6日，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他带着摩罗观看学生们自发排演纪念蔡元培的话剧。过于简陋的小舞台上，真挚的表演让他们何等心潮澎湃。

　　摩罗还激越抒怀，“蔡元培作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不仅是北大人的歌谣，也是全体国民的歌谣。”——而那已是昨天的歌谣。

　　母亲的信仰

　　我能理解他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不高兴》的变迁；事实上，他没有真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一些“朋友”确有误读。

　　思想或观念对摩罗来说从来不是真理问题，而是一种人际关系——“耻辱”的对象是身边具体的人，“不高兴”的对象也是；然后在抽象世界把他们“报复”出来。

　　2010年12月底，作家任不寐在电子信件中写道。他与摩罗的决裂，昭示于2002年两人公诸网上相互攻击的信中。

　　摩罗一位不愿曝光的朋友说：“摩罗对人真心实意。但他有一个缺点，比较自以为是，不易接受他人的意见。当初，他考研到上海后，起初生活上不适应，他的老朋友张闳批评过他。他在《自由的歌谣》里，为张闳化名，所写内容让程景等人很不满。”

　　“2001年前后，摩罗与任不寐合办文化公司，出品了《新语文读本》。夸张点说，他俩那会‘好得像一对同性恋’。每次外出演讲，摩罗都把任推到最前沿。他交口称赞，任具有原创性思想，笔力深厚。

　　“摩罗是单纯地想干事，拜访作者，请客联络，勤勤恳恳。而从种种迹象上反映，任办公司是想赚笔钱，过点舒服的生活。日子一长，俩人必起冲突。

　　“或许，这也是促成摩罗思想起变的一层原因。他不再喜欢那帮道友，也就不会再与他们同道。”

　　“以上种种都是他人在各自的语境里，对我的评论，我不作任何回复。”北京望京的家中，置身于儿子满室涂鸦中，摩罗一派君子风度。

　　摩罗究竟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他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一个人的发展是一个很漫长的、很暗藏的经历。任何人没法把自己的历史真的完全准确地诉说一遍，能说的只是挑出印象深刻的、认为构成重大影响的。我坚持让我思想产生变化的有两件事。因为它们是在我整个潜在的、没有完整认识到的许许多多事情中，清晰地认识到重要的两件事。我把它们罗列出来，如果有人不满足，我没有办法。”

　　这“两件事”，一件指他由母亲的信仰引发的对中国底层的再认识，以及对五四精英批判中国传统的怀疑；第二件，就是他在西方殖民史的研究中，对西方的罪恶有了全新认识。

　　“我觉得，很多人针对我的书发表批评意见，真是抬举我的这些文字了。”摩罗保持矜持的微笑，金丝镜片后的眸子偏冷——

　　所有骂我的文章里，有一个人骂得很对，他说，摩罗的实力与他的名气不相当。

　　《耻辱者手记》成功后，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短暂的喜悦后，便有所迷茫。后来几年里，我在各种场合遇到读者称道它，内心都忐忑不安。

　　……

　　我现在也不是否定这本书，它是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层面，但是人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层面。就像从事文学评论，我把时间都耗在上面，永远读不完的当代作品，写不完的文章，感到这条路越走越窄，我需要从中抽出，也很庆幸及时抽出。

　　我常说，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这些年来，每当我进入一个知识分子圈中，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从不觉得比他们少点什么，而是多了什么。我好像背着一个沉重的行囊，它让我在这个生存环境、文化语境中，还是出现了认同上的困境。

　　那个行囊就是我的家乡——江西九江都昌县大鸣山万家湾村，我们村里的父老乡亲，我活在我们村的命运中。

　　我母亲是村里一位普通、善良的老人，一生信奉拜菩萨。哪怕文革时，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都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

　　我母亲一度出现过信仰危机。那是我的二哥在39岁时因意外事故不幸去世，那之前，她和我二哥都参与过建庙。我搀扶着我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仪式。她老人家日夜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几年前，我回到家乡探亲。发现母亲重新亲近菩萨。母亲带人上香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神龛里供奉的菩萨——竟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偶。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据我查后，那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

　　从那一天起，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既拜菩萨，那就应该是佛教徒。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对我父母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我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一直按照书中的说教在批判我父母的信仰，一直把祖祖辈辈的信仰，视为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文化，越发否定我的父老乡亲们的信仰习俗。这件事引发了我对五四一些精英群的怀疑，按照他们说法，中国的底层人文化是愚昧的、落后的、保守没落的、迷信的等等。甚至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我曾像所有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阿Q、闰土、祥林嫂、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而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些每天挑水种地，将我养大成人的人。这是我一直在犯的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对自己的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

　　回到饭馆里，茶足饭饱，摩罗的一番放言，算是回答了段学俭最早的疑问：

　　“老子拼到快50岁，终于把自己混成了一个精英，也被洗脑了大半辈子，把我洗得拿精英话语来批判我的父老乡亲。我念这么多年书，没为我们的村民鞠躬服务，反而批他们的文化愚昧。我为什么对五四精英的说法有意见？按他们的说法，中国落后的责任都推给像我父母这帮人，实际上我父母他们什么社会资源都不掌握。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不能忘本。我要站在我父母的文化立场来维护他们。

　　“这个过程中，我阅读西方人类学著作，又不经意读到了一部惨绝人寰的西方殖民史。我的情感世界和内在的精神秩序所受到的震撼、崩溃、颠覆简直是无以言表。我中断了人类学学习，一头扎进了与西方殖民史相关的问题研究里。我又发现了另外一层权重关系，原来吃亏的不仅是我的父母，包括精英们——我们整个民族在西方人面前的境遇，跟我父母在中国的境遇一样。他妈的，老子还容忍这个……”

　　“可你还会再叫‘摩罗’吗？”我不禁问。

　　他轻“噢”了一声，埋头继续吃着。菜汤微烫，薄气隐约爬上了他的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