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看世界：埃及局势成农民谈资
这是一份春节前就布置好的作业题：从家乡看世界。借着回乡的机会，好好打量那个我们曾经如此熟悉而今却有些陌生的地方。
这也是最难书写的文字，近乡情怯啊。对于大多数都来自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本报记者来说，家乡的世界元素又往往充满太多的“不可写”。
但这又是观察中国的最好舞台，当中国GDP一路高歌猛进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那些中国最基层地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又与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
于是，带着归乡的喜悦，还有沉甸甸的任务，本报十几位记者汇入了春运大军的滚滚人流。我们惊讶地发现，小小的iPad专卖店已经开到了秦岭脚下，梁山好汉当年聚集的地方如今据说拥有了毁誉参半的“亚洲最大汽车交易基地”，而埃及的局势也成了湘中山区农民的谈资……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其中的六篇回乡记录。这是中国与世界相连的最朴素的民间读本，其中的矛盾与碰撞，沮丧与激情，茫然与希冀，更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山东梁山：凤竹的婚事
坐在一旁默默听他们聊天，话题十分索然而无味，我在心里暗暗期盼他们能聊起凤竹——堂大伯唯一的女儿，但是没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发自梁山 这次回家，听说堂大伯从县里回来过年，跟着父亲去探望——初见时，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眼望去，竟然就是个老人了。
坐在一旁默默听他们聊天，话题十分索然而无味，我在心里暗暗期盼他们能聊起凤竹——堂大伯唯一的女儿。但是没有。
想必在堂大伯心里，女儿凤竹仍是不可触碰的话题。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达成和解。这也是堂大伯多年来的心病，他总是怕乡亲们问起凤竹的事。
而关于要不要讲述凤竹的故事，我亦曾犹豫不决。
作为习惯以他者身份完成叙述的职业者，每一次试图描述故乡的尝试，总是如此艰难。而几乎是在提笔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这片沉睡在鲁西南边缘的土地——甚至说来可耻，我竟从未因自己是一个梁山人而真诚地、从心底涌起欣喜和自豪。所以，关于自己的故乡，以及她和这个世界曾经以及正在发生的某种微妙的联系，我一度无话可说。
幸好还有凤竹的故事。她把我从失语的深渊中打捞上来，并以个人的传奇帮助我完成对故乡的再度认知。
故事的开始总是明亮和欢乐的——堂大伯年纪轻轻跃出农门，成为县里最好中学的校长，凤竹是他唯一的女儿，亦十分争气，先是不负堂大伯的厚望，远赴首都北京读书，成为当年梁山小县城里的佳话。后来大学毕业，就在众乡亲为她将要吃上“国家饭”艳羡不已时，她选择留洋，去日本。
那是1995年的事。整个村子几乎沸腾了一夏天，那个时候，无论是县里还是村里，对于出国这件事依然抱有充分的好奇与谈论的热情。凤竹出国了！多么值得骄傲。
那几乎是堂大伯最为风光的时刻。他的人生在乡亲们踏平门槛的探望中达到巅峰，而我对凤竹最深的印象便是来自彼时——逢年过节，村里人排队去县城堂大伯家走亲戚，凤竹姐最怕见客，却每每被堂大伯喝令出来倒茶拿瓜子，于是，我常见的便是一个长发瘦条儿的姑娘，垮着脸出来，肤色微黑，村子里的人常说：凤竹不好看，忒黑。但当时我偎在父母身边远远看着她，却也有种奇异的美。
那时候，堂大伯还是乐于说起女儿凤竹的。对于女儿出国，他最初并不十分赞同，但凤竹性格同样倔强刚烈，况且留洋不是坏事，至于发现凤竹想去的是日本，早已生米煮成熟饭，堂大伯也便无话可说。然而，他在众人那里，总是刻意回避凤竹去的是日本这一事实——彼时在农村，孩子们骂人的词汇里，“日本鬼子”同样是一个不容原谅的词语。
但是，第二年，一向甚少音信的凤竹突然来信，令堂大伯十分恐慌。她在信里淡淡写到，有个日本男同学在追求自己，但至于自己的意愿，只字未提。堂大伯十分紧张，连夜去信警戒女儿，不准与那日本男同学产生感情。不知是堂大伯的喝止起到了作用，还是凤竹本就无此意愿，总之这件事情没再提起——准确地说，凤竹再没来信。
直到三年后，毕业时分。凤竹来了一通电话，再次令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凤竹在电话里说，她已经与那个日本男同学结婚了。如果堂大伯想去日本看看，他们着手筹办，如果不想，他会携夫君回国。
据说当时堂大伯几乎握不住电话，沉默半晌，只说了句，让我想想。然后，他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下床后，便决定，去日本——这种事，张扬不得，与其让女儿带个日本人回来被乡亲们在背后戳脊梁骨，不如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办了。事实上，后来听父亲讲，那次堂大伯去日本，早已破釜沉舟：就是以死相逼，也要把凤竹弄回国。
半个月后，堂大伯自己一个人回来了——身后并未跟着凤竹。然而其间在日本，他与凤竹乃至凤竹身后的那个日本家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从未说起，时间久了，也便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也便是从那时起，凤竹的婚事，成为堂大伯的禁忌话题，也成为家乡人人人皆知然而从未公开谈论的秘密。我每每问起凤竹的事，母亲总在对话结束时说一句：不要跟外人讲。
当然不用我讲，因为人人都知道。
此后的几年，便断断续续听人们说起，凤竹生了对龙凤胎，还寄了照片，堂大伯并不将照片摆出来，而是藏在抽屉里。只在没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我的父亲见过那照片，说日本的水土养人，凤竹白了也胖了，两个孩子的眉眼都清秀，只是皮肤却像凤竹，有些黑。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倒也不失为正常的人间轻喜剧，而堂大伯和凤竹之间，或许迟早会随着血缘的牵引而和解。
直到2003年，我高考结束，由父亲带着去堂大伯家里谢师。不想就是那一天，竟然看到凤竹。她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带着孩子也没有带着丈夫，果然白了也胖了，看上去是个平平常常的年轻少妇。那天，堂大伯接待我们，凤竹和她的母亲便走进卧室关起门来，许久，也不见有人准备午饭，忽然听见有微弱的呜咽从门里传出来。堂大伯重重叹一口气。
原来是凤竹离婚了。
就在堂大伯几乎接受自己的女儿嫁了日本人这一事实的时候，凤竹却再次带来另一个打击。“我没脸啊。”那天午饭，堂大伯喝多了酒反复念叨这句话。他觉得自己无法向众人交待——就像大多数山东男人，堂大伯爱自己的面子胜过关心凤竹在这场婚姻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事实上，新的事件同样令堂大伯陷入新的悖论——如果跟乡亲承认凤竹离婚，便首先要承认凤竹曾与日本人结婚这一事实，然而已经隐瞒了这样久的事情，怎么好开口推翻？最终，他决定再次选择沉默。
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挡凤竹的离婚再次成为话题。冬天的下午，人们聚在村头的石磨旁，懒懒的阳光佐着这个百说不厌的话题——凤竹早年如此出息，如今竟也是个二婚头。人们唏嘘着，惊异着外面的世界到底还有多少新花样。
此后，我便再未见过凤竹。而关于她的信息，也便止于这场失败的婚姻。她似乎再次出国了，但具体是哪个国家，也是版本不一。堂大伯依然坚持着他固执的沉默。
2007年回家，母亲突然问我，“还记得凤竹吗？”
她再次结婚了，是个德国人。“你大伯不同意，说还不如是个日本人呢，起码看上去跟中国人长得像……他也害怕外国人不牢靠，再离婚那就……”
据说，为了再次阻止这场婚姻，堂大伯大闹一场，差点掀了桌子。他的担心当然有其道理，正如村里人的议论，凤竹要是再离婚，倒不觉得稀罕，稀罕的是，他们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值得一提的是，到了这一年，即使是在农村，离婚这种事也已是稀松平常的家长里短。
而再后来，连时间似乎也魔幻一般地愈发匆匆。
这些年里，我的家乡一再顺理成章地发生着诸多离奇的故事——继早年错失借《水浒传》营销的良机后，小县城转投实体经济，迅速打出亚洲最大的汽车集散地牌子，短短数年，挂车厂之多和二手车市场规模之大令人瞠目，与此同时，梁山人行骗手段之狠也每每令外地买主嚎啕大哭；将农民赶出原始村落以实现土地商业化的“万人村”计划渐渐逼近，人们一点一点失去手中的土地，却也并不焦灼，拿到微薄的补偿金，转身走进遍地都是的挂车厂，总能混口饭吃；政府财政连年赤字，人均收入却居高不下，究竟是藏富于民还是另有蹊跷，谁也不会关心；昔日靠“下东北”盖房子发家的“包工头”们渐渐沦落，年轻的挂车厂主们则日渐发达，也有人将古董卖到了德国，并且休掉他守在农村的发妻；唯一的中学愈加破败，孩子们依然早早退学去打工，每年领回不一样的恋人；关于婚姻，再没有比钱更准确有效的衡量标准，而未婚先孕、一离再离亦见怪不怪——多年以后，就连我儿时的闺蜜，也在结婚前夜被曾交往过的黑帮男友以抢亲的方式了结一场孽缘。据目击者说，那晚真是月黑风高，全村的狗都在狂吠，一队黑色轿车静静开进来，把天都照亮了，精壮小伙子们下了车，手中的尖刀寒光闪闪，我那等待成为别人新娘的闺蜜，就这样被人扛进车里，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也未来得及发出一声叫喊。
一切都如此不可思议地发生着，好像生活本该如此，还有谁在乎凤竹的婚事呢？至于她嫁的是日本人、德国人、还是中国人，是离婚了还是又结婚了，人们渐渐不再好奇，也不再议论——更何况，这些年早已都是公开的秘密。人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村头的石磨上，整日蹲踞的渐渐只是无所事事的老头们。而年轻人都很忙，忙着赚钱、恋爱，忙着完成自己的婚事，完成自己的命运。甚至连妇女们也渐渐有用起来，随建筑工地上抹水泥的丈夫奔赴城市，谋一份刷盘子洗碗的工作，她们的日子，不再是纳鞋底唠嗑的消磨。
这一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读书无用论”的卷土重来、退休后的堂大伯，过着恐怕连他自己都无从想像的清闲生活，年底登门寻亲送礼的乡亲越来越少——孩子上学不再是唯一的出路，况且他已经退休。
所以，堂大伯终于回到老家过年。他坐在自己的小院落里，享受故乡给他的安宁，而院落之外，这片土地正在上演的活生生的悲喜与荒谬，似乎也与他并无关系。远在德国的凤竹会想像到这一画面吗？对于自己的婚事曾在这个小乡村里所一再引发的震荡，她恐怕同样不甚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