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九江：那些匆匆的年轻人
江西九江：那些匆匆的年轻人
在外界疯传世界工厂“用工荒”的今天，我所眼见的家乡青年仍执着地打包行囊，似乎从未想过有其他选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九江 过完大年初三，我的堂哥权就要离开家，回到他原来打工的城市。
我去送他，他3岁的儿子震震跟在后面哭。小鹏回头望了望震震，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他要赶车。权的父亲冲着他远去的背影骂了一句：你这个当爸的就像在家挂了个号，一年到头也就是打个转。牢骚之后，老爷子去哄小孩了。
我的家乡在赣北农村，村子里几千人中，有一千多人在外务工，其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的年轻人大规模背井离乡，虽然在外挣到钱回来盖新房，但眼见着新房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少。
于是，儿时的伙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聚在一起。在家，除了聊天，就是一起打打麻将。农村确实没有多少可供娱乐的方式，连一个篮球场也没有。
堂哥说，他就像村里的过客一样。
他16岁初中刚毕业时便外出务工，用他的话说，在外工作的经历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他一直在东莞鞋厂打工，工厂换了几个，但工作没变，一直在流水线上。2006年，24岁的他和厂里一位女孩相识并结婚。
2009年，随着东莞鞋厂向内陆转移，他也跟着转移到江西，并在江西赣州的一家鞋厂继续打工。由于有工作经验，他升为组长，月薪达到2500元，包吃住，这在农村受到了族人们的肯定，而他为此付出了十多年时间。
作为同乡的老木则没有这么幸运。七年前老木进了东莞的一家眼镜厂，做眼镜的首道工序——切模。几年来，他的工作一直不变，工资也不见上涨，“每天重复这样的动作其实很枯燥。”老木比划着，就是把一些塑胶放到机器里让电锯锯，“我们厂每个人都做成了熟手，岗位不是经常调动。”
去年，老木的级别从一级普工升到二级，但工资仍徘徊在2000元左右。家里不甚宽裕的他希望复制权那样的结婚路径，“从外面带个女孩子回家”，但一直未能如愿。
临行前，老木的家人希望他呆在农村，因为去年村里种植的棉花籽棉价格最高时冲到了六元每斤，一亩棉花田平均亩产500斤左右，一年种十亩地可以有三万元的收入，不过老木认为这与外面打工仍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农村的收入没有刨除生产资料、劳动力等成本，“明年棉价如何很难说，再说在外已经呆习惯了。”
“等这些年轻人离开，村里又剩下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冷冷清清的。”村里的妇女老人在聊天时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但他们并没有透出什么悲伤。
但有人为此感到难过。我的中学教师黄斌回忆说，当年学生退学时往往会把桌子和书一齐搬走，“看着教室里的桌子一张张减少，我的心情忐忑不安。”黄老师说，何况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就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读好书，外面的世界并不如想像中精彩。
已经为人母的娟子正在为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到后悔。和多数农村女生一样，娟子在初中毕业选择到沿海打工，她先去了广东、再去福建，24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外省的男孩，于是结婚生子，把家又安到了县城。
娟子也还会谈起初中的理想，但她说生活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实现理想的机会，因为她的理想在农村社会反而成了缺点。
而那些原本对打工犹豫不决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呆在家里是没有出息的”，邻里乡亲这样的聊天刺激他们选择外出务工。
所以，即使在外界疯传世界工厂“用工荒”的今天，我所眼见的家乡青年仍执着地打包行囊，似乎从未想过有其他选择。
但事实也是，农村好像再也回不去了。
小林是村里一位老实本份的青年，他就有这样的感触。在外打工近十年，先到福建，后到浙江。2008年遇到金融危机，他成了几百万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回到家的小林突然发现在家如此不适应，“没有网吧没有商场只有麻将，重要的是同龄人都在外打工，没个伴。”
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福建，重新寻找工作。由于以前一直在工厂，他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后来和同乡人在外做装修房子的汽工。
初中学历的小林，每天为揽活奔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世界。他所获得的信息是残缺和不对称的。他希望自己六岁的孩子好好念书，但有时，大学生就业难的消息让他又萌生出“读书无用论”的想法，他甚至对孩子说过，“读书没有用，送你到外面去打工。”但看到村里有学生读书找到了好工作，还开了小车回乡时，他又叮嘱自己的孩子念好书，这是唯一的出路。
小林说，在外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与他仍隔着一堵高墙。他说自己并不关注什么新闻，只是提到电视报道里说的“小龙虾中毒事件”，龙虾是他童年最常见的东西，这勾起了他对童年农村的许多回忆。他对我说，这样的快乐是城市无法给予的，但现在也在农村渐渐远去。
不过，无论感到怎样的不适应，小林、老木、还有权，他们都提到自己再过一些年还是要回家的，他们说：“现在在外面呆得很难受，有时会想家，现在怀旧，以后更会想念家乡。”
我的这些朋友们，这辈子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成为城里人，而落叶归根，陌生的“家”至少还是比城里好一些。
天津滨海新区：三个女人的故事
他们记不清从何时起，家乡的名字变成了“滨海新区”，也说不清这个新名称代表着什么，只是生活却在悄悄地改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威威发自天津 辛卯年大年初一夜，站在位于24楼家中的阳台上，面对眼前的万家灯火、满城烟花，我竟突然有一种陌生感。离家多年，间或回乡。来去匆匆间，竟与这个城市擦身而过一个时代。
我启动记忆搜索引擎，开始了故乡游历。从母校到老房子，从公园到街心花园，努力地寻找，却发现与记忆重合的地方是那么少。我拨通了儿时好友的电话，那头熟悉的乡音传来，方觉安心许多。看来，“人是物非”总要比“物是人非”好些。
“走，带你去开发区转转。”之前也来过几次开发区，当时最繁华的是第一到第三大街，三条不长的小街，公司、住宅、酒店、医院、学校、餐饮娱乐，倒也一应俱全，可是到了第四第五大街，就见不到多少住宅和办公楼，只是稀落的几间低矮厂房，天热时连个背阴的地方都很难找。如今，从第一大街一直向北，直通到十五大街，连绵不断的厂房、洋房和高档别墅区在路两边崛起。开发区百强企业旗帜飘扬在高架桥上方，工厂大门前悬挂着各色国旗，一时间，恍若置身联合国会议之地(事实上，200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就选择了位于开发区第五大街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作为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1995年，滨海新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开发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已有33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以摩托罗拉、雀巢、SEW、诺和诺德等跨国企业为代表，形成了电子通讯、食品、机械、生物医药四大支柱产业。这些企业为居住在滨海新区甚至外省市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服务于开发区，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外资企业需求量最大的岗位之一就是流水线操作工，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工种。冯萌(化名)就曾经是一个操作女工，只是这个女工身上多少有些传奇色彩。
拜访冯萌，是在大年初八，那天早晨降下了2011年京津地区的第一场雪。冯萌的家位于塘沽老城区一个普通居民区中，开门的是她母亲，一位六十出头的老人。一进门就听到婴儿的咿呀声，寻声而去，看到一位身穿紫红色家居服的女人正抱着婴儿站在窗前赏雪。见我进来，女人微笑地点点头，顺势在孩子脸上亲了一下，然后把孩子交给母亲，招呼我到客厅坐。
坐定，我仔细端详了眼前的这个女人——高大、相貌平平、素颜、蓬松短发、宽松的家居服、略显臃肿的身材。如果不是随后利落干脆的措辞和亲切热情的语气，很难想像她是一位外企白领、三八红旗手、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选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沙发上，这位“家庭主妇”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初中毕业后放弃就读重点高中的机会，19岁中专毕业，应聘一家法资电力公司的流水线操作工，一干就是5年，业余时间完成了英语大专和本科的课程，并拿到大学英语四级证书。2000年因在公司派对上的英文演说引起了老板注意，擢升为领班，并被派到匈牙利培训。2004年，公司成立了“精益生产”项目小组，她被任命为负责人。在连续经手几个项目后，2008年，32岁的冯萌被提升为主管，率领技术部门进行新生产线的国产化制造，屡次为公司创造佳绩。
冯萌说自己年轻时是个缺乏人生规划的人。如果当初没来外企，不知道现在会做什么。她很感谢命运，感谢发现她潜质的两任法国老板。
其实，这种从操作工到技术部门主管的经历，在外企中也并不多见。冯萌作为项目负责人在法国出差时，她的法国同事听说了她的经历，都很惊讶。法国也有专门的技术学校，但那里毕业的人再努力和卓越也就是在技术方面发展，不太可能进入管理层。
冯萌可能并不是女工的典型代表，但是有她这样实实在在的存在，无数年轻的工人们看到了机械操作外的可能，外国老板们也真正认识了中国工人的另一面。
原先荒芜一片的滩涂如今建起成套的园区设施，而随着各地精英和外国商家专家汇集于此，房地产市场也顺势蓬勃发展起来。
卢晴是一家知名装饰公司的设计师。如果说“干一行爱一行”是工作的最佳状态，那“爱一行干一行”就是享受工作了。卢晴就是后者。春节相聚，互相问候后，她便津津乐道起刚刚接待的一个印度尼西亚客户。为外国客户设计房子，卢晴已不是第一次，可这个印尼客户却让她吃了不少苦头。
客户是被某央企聘请到开发区的印尼专家，卢晴受委托为其设计装修位于开发区的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这个印尼人中文说得不错，两人初次沟通很顺利，卢晴根据其要求，设计了一套东南亚风格的家居效果图。可是之后的麻烦就越来越多。先是这个印尼人对类似接线板、电路板等中文名词不理解。后来就经常出差见不到人。工期不能耽误，卢晴就利用晚上时间，通过网络和他沟通。但这个印尼人只会说不会写中文。两人只能用英文书写聊天。英文基础一般的卢晴为了把每一个细节都沟通到位，就不停地翻查词典，耐心解释，经常到凌晨两三点。除此，类似交水电费这样的杂事，她也都为客户代劳了。所幸最后终于一切顺利完成，客户也很满意。
经受了这一番折腾，卢晴觉得语言太重要了，决定过完年就报个外教班，学英语去。她说不管以后会不会再有外国客户上门，不管外国人会不会说中文，她都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流利地用英文与老外沟通。
外国超市、外国服装品牌、老外执教的双语幼儿园和中小学，在滨海新区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即便如此，能有机会和老外直接接触的人还是少数。
一份2008年底的数据显示，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202.88万人，其中大多生活居住在老城区。但全球化的春风在这个海滨小城可是挡也挡不住的，不经意间，它就吹红了你的脸颊。
孙阿姨是我家的邻居，旧房子拆迁，新居仍搬到一起，迄今比邻十余年。印象中孙阿姨是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素颜、干净、利落，清晨会起大早去菜市场，晚上按时回家做饭，闲时也会做做针线，串串门子。循规蹈矩，节俭朴素。她的家也是，从客厅到卧室都是暗沉的褐色调，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找不到任何有情调的装饰品，甚至鲜艳一点的色彩都很少。
春节到孙阿姨家拜年，真是新年新气象。家中不仅添了很多漂亮的小装饰品，还有处处可见颜色艳丽的杯皿器具。问其缘由，才知原来阿姨最近在迷恋韩剧，坐在电脑前一看就是一天。原以为只有少男少女才迷恋的情节竟也还暗藏着中老年拥趸。阿姨滔滔不绝地讲着韩剧中出现的韩国美食和美丽女孩们，幸福的样子不逊于十八九岁的少女。阿姨说她经常照着里面的食品，自制韩国美食，拌饭、大酱汤，也不知道味道正不正宗，好在家人都还喜欢，她就很开心。
孙阿姨说，自己初看韩剧只是因为退休在家无聊，后来越看越入迷：“你看人家韩国家庭里，老人慈祥，子女孝顺，小孩可爱。尤其那些女孩，漂亮温柔，对老人有礼貌，还聪明能干，知书达理的。要是我儿子能找个韩剧里那样的媳妇，那我得多有福气呀，呵呵。”
看到阿姨的笑容，我心里也觉得暖暖的。启程返京，看着车窗外，冬雪还未消融，但阳光却已暖暖地照耀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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