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需要解决的七大难题
“十二五”时期需要解决的七大难题
在未来五年，政府要增强合法性，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众的更好认可，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强民主监督，把自己变成一个廉洁高效，努力回应民众诉求的政府
文|邓聿文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今次两会除了过往两会的常规动作如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外，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纲要，为未来的五年发展规划一个详细的蓝图。从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看，“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题和主线都已明确，就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主题，把加快转变经济方式发展作为主线。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实现富民的目标，我认为整个“十二五”时期，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大难题。
一是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从去年的情况看，通货膨胀已经超越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由长期外贸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而促成的基础货币增发，以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超量发行的货币，其后果将在未来几年集中显现。今年中国的通胀水平普遍预计在4.5%左右，抑制通胀成为今年宏观调控最重要的任务。尽管4.5%的通胀水平看似不高，但由于距上一轮通胀时间很近，实际物价涨幅尤其是与民众关系密切的食品价格涨幅巨大。从中外处理通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看，若应对失误，会酿成非常大的社会后果。
另一方面，尽管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复苏明显，但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始终存在再次发生危机的隐忧和可能，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问题。因为转变发展方式非一日之功，如果外部经济形势出现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势必会受影响。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坐二望一，但对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速，甚至是较快的增速。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平衡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会恶化中国的经济失衡。
二是建立起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而健全的公共服务，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主要由收入分配的不公而导致的贫富差距始终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这一问题还会继续恶化。解决贫富差距需要从分配的公平入手。这里的分配既包括我们一般所说的收入分配，也包括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后者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前者，着重是加大一次分配中的政府调节，包括推行集体工资谈判机制，强化工会的力量，以使劳动更好地参与收入分配。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还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和劳动者的素质问题。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其实更为迫切的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在这方面，政府有更大的可发挥作用的空间。
很大程度上，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由于我们未能建立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公共服务保障网络所致。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欠缺是导致人们致贫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当然之责，近年来虽然在这方面有所加强，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未能建立起社会的基本制度，它包括社保制度、医保制度、教育制度和住房制度等，上述几项制度关系到国民的基本福利，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建设。因此，未来五年，必须建立和健全起来。
三是反腐败必须有实质性突破，使腐败得到初步遏制。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最败坏党心民心的一个问题。目前的腐败如黑格尔在分析中世纪教会的腐败时所指出的，是一种不仅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
最近几年，中国在反腐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以中纪委为核心和主体，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反腐体系，反腐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步。然而同时也要看到，腐败的形式越来越复杂，官员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抑制，将会破坏国家关键的治理制度，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严重扭曲经济发展，从而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其实，从中国历史来看，历朝历代差不多都是毁于腐败的失控。所以，与腐败的严峻形势相比，未来几年反腐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使反腐取得实质成效，必须在制度建设上有大的突破，这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推出真正的与国际接轨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
四是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使我们生存的家园得到切实改善。过去30余年，尽管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代价亦是十分明显。一个主要的代价，就是自然和环境遭到了无情的破坏。30年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速度，也许和经济增长一样，称得上是另一个中国的“奇迹”。
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在于我们实行了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走向这条道路，也有某种程度的迫不得已，即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但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尤其是我们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时，再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遭受破坏的基础上，则是不允许的。而在未来五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进入重化工业的中期阶段，客观上对环境的索取会更高，所以，如果我们不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遏止环境污染的蔓延，环境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少。环境一旦爆发危机，由于其具有免费索取的性质，它对社会经济和我们生存的家园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上，拿出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并积极推进公众的环保参与。
五是在解决人口老化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方面，要有所进展。大国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做支撑。目前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也即将在未来几年遇到，但比西方更严重的是，我们是未富先老，从而将面临着更沉重的养老负担，这对社会保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中国的人口危机远不止于此。学界有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几亿年轻人口所形成的人口红利优势，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这一红利在未来几年也将枯竭。
目前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远低于2.1的时代更替水平，这种状况还会造成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独生子女夭折等许多社会问题。尽管从未来五年看，人口的问题似乎不像其他问题那样显得特别迫切，但由于它关系到人自身的再生产，有一个时间周期，等问题爆发出来再解决，已经来不及，因此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眼光，提前规划布局人口的生产。
六是重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今日中国许多社会问题，如腐败、食品事故等，都与社会缺乏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有关。中国不是没有主流价值观，但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由于宣传手段和方式的问题，以及其内容与现实和人们的需求严重脱节，实际影响有限，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充斥社会，支配人们行动的价值准则，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显然不能够起到核心价值体系才有的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改革和转型一方面打碎了旧的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又未形成，于是产生了一个价值空档。在这个价值空档中，由于没有了道德和价值的约束，市场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基本的商业规范。因此，未来五年，中国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一套核心价值体系，而且，这套核心价值体系只能建立在尊重人权、促进自由上，才会对社会中的多数人有吸引力。
七是在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建立起回应民众诉求的制度和机制。将政府改革放在最后，不是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太重要了。某种程度上，前述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赖于政府。政府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也不可能最终解决。因为政府自身就是一大风险源，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掌控大量资源，又主导经济发展的社会而言，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和策略失误，本身就会酝酿大的社会风险或危机。
改革30余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发展，社会之所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准之所以有大的改善，离开政府显然是不行的，就此而言，政府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功臣。但是，政府对GDP的过度追求，也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包括人们的权益受到了压制。在社会结构发生深层次变化的情况下，面对着因互联网络的出现和信息传播的加快而导致的人民权益意识的提升，政府虽然努力应对，如改革政府职能，扩大政府运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但建立在以GDP增长为主要政绩基础上的合法性还是越来越显得不足。因此，在未来五年，政府要增强合法性，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众的更好认可，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强民主监督，把自己变成一个廉洁高效，努力回应民众诉求的政府。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未来五年，中国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一套核心价值体系，而且，这套核心价值体系只能建立在尊重人权、促进自由上，才会对社会中的多数人有吸引力。
创新何时也由中国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项最新预测显示，预计2011年中国制造业将超过美国。但一位名叫史蒂夫•洛尔的作者则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并提出疑问：什么时候创新也由中国制造？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刘建华 北京、广东报道
“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从小家电、钟表、玩具，到钢铁、水泥、汽车，中国生产的2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
但制造业规模上的“超英赶美”并不令人惊喜，史蒂夫·洛尔就举例说：“尽管这些具有突破意义的产品——如iPad及其他系列高科技产品——出自中国人之手，但并没有多少创新来自于他们。” 事实上，国内的批评家们也多以“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说法来反思中国制造的困境。
“中国制造”的升级空间有多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这样的困惑与焦虑也一直伴随着许多中国人。从政府高层、经济学界到企业家，都在寻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路径。就连史蒂夫•洛尔也认为，作为国家战略，中国正在努力打造一个依赖于技术创新，而不是一味模仿他人的经济实体。
中国“升级”的难题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大量产业都是简单的加工制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0年第五届全面小康论坛上说。
“制造大国”与“制造强国”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用等号连接。去年年初，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在北京举行的2010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说，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
但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数量和产量，更要看质量和结构。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教授方新为《小康》记者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中国制造’的产品拥有极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据统计为60%，但‘中国制造’的产品以低端为主，附加值不高，增加值率为26.23%，而美国、日本均为48%。如果把几个国家体力劳动者的市场竞争直接成本做个比较的话，美国劳动者为30美元，欧洲、日本劳动者均为24美元，而中国劳动者只有2美元，表现更为直观的是脑力劳动者——软件工程师的税前年工资，美国劳动者能拿到20～30万美元，爱尔兰劳动者能拿到8～9万美元，印度劳动者能拿到4～5万美元，而中国劳动者仅能拿到2～3万美元。”
一项研究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实现升级和创新的最佳路径是由简单的委托代工制造(OEM)到自主研发设计(ODM)，并最终建立自主品牌(OBM)。中国制造业除个别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能够与跨国公司进行直接竞争外，大多数企业根据自身特点与优势，分别采取OEM、ODM和OBM方式积极主动地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
在去年的第十三届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活动期间，方新做了一场主题为《创新——“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的关键》的学术报告，她从中国制造业的构成、“中国制造”的产品拥有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产品的进出口以及产品的附加值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之后总结道，“‘中国制造’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而且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
“中国创造”的关键在于创新。去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发布《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2011—2020年)》，明确了到2020年将我国建设成为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的目标，并明确了到2015年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其中包括：专利创造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年申请量达到200万件，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进入世界前两名，专利申请质量进一步提高，每百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和对外专利申请量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的比率达到8%，专利权的拥有量大幅提高。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在关键技术领域超前部署，掌握一批核心技术的专利，支撑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认为，专利战略的颁布实施将有利于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促进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和广泛运用。前述《纽约时报》撰稿人史蒂夫·洛尔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主任戴维·J·卡波斯最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提到了中国2015年将要实现的这些目标，并称这些为“令人兴奋的数字”。
一步之差？
“只做OEM的公司难以长远发展。”
广东东莞龙昌数码科技公司董事总经理梁钟铭一直不满足于做代工，他认为，只有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企业才有可能做大做强。2002年，龙昌数码收购了台湾创艺精机技术公司，并成立了高科技智能产品研发部，迈出了从OEM到ODM的第一步。龙昌数码董事总经理特别助理兰杰洲说，事实上，龙昌数码的产业创新自10年前就已经开始，“我们从一个玩具加工企业，发展到今天可以创造出具有将科技知识融入的动漫玩具，将娱乐、教育功能和小朋友喜爱的玩具合为一体，家庭服务、工业、安防机器人也正在研发之中。”
“我们的企业再不转型、升级，就只有死路一条！”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正富认为，如果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不上去，最终只有倒闭。
艾美特曾经被称为是“全能代工”企业，从工业设计、模具开发、金属冲压、组装生产到终端测试，所有工作全部一手包办，客户只需贴上自己的品牌，就能对外销售。但随着这种代加工利润的一步步下降，艾美特不得不打造自己的品牌，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年产值已从10亿增加到了20亿，蔡正富感慨道，“提高产品附加值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渠道。”
中国制造要转型，企业转型最为关键。
“中国制造”如何才能尽快实现转型升级？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对于一些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来说，发展转型、产业提升的主要方向有两个，“第一是现有的简单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尽量向施振荣(宏碁集团创始人)讲的“微笑曲线”(1992年提出，即一条像微笑嘴型的曲线，两端朝上，左边是研发与服务，右边是营销与品牌，而中间是利润最低的制造组装)两端延伸，增加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等服务的成分，就能够提高附加值。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加工制造业向两端延伸过程中，探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了发展某些战略新兴产业的可能性，比如信息通信产业、电动汽车等等，都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
比亚迪公司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的突破与成就，同样充分印证了吴敬琏的判断。
2003年，当比亚迪电池公司发展如日中天之时，“电池大王”王传福却力排众议收购了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征战汽车业。比亚迪瞄准的是电动汽车研究领域。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建均对《小康》记者说，正是因为王传福具有这种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所以比亚迪的发展总是能先人一步。时至今日，比亚迪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领跑者，并推出全球首款不依赖专业充电站的双模电动车F3DM、纯电动车e6和电动大巴K9。2010年12月，F3DM双模电动车已经成功登陆美国。
新兴产业的内力比拼
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中国创造”应如何实现？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的核心产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特别强调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有关统计显示，七大新兴产业中又包含着34个子行业，新能源产业涉及核电、风力、太阳能、洁净煤、生物质能等9个子行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三网融合、物联网/传感网、下一代通讯网络、高性能集成电路、云计算等8个子行业；节能环保产业包括建筑节能、排放处理、环保、智能电网等6个子行业；新材料产业包括特种功能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化工新材料、纳米材料等；新能源汽车产业涉及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氢能源动力车、充电设备、锂电池、新能源汽车配件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涉及智能装备、高端电力设备、航天航空、海洋工程、先进运输设备5个子行业；生物产业涉及创新药物、生物医药、先进医疗设备、生物育种、干细胞、转基因6个子行业。
据了解，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在“十二五”总体规划中单独占据一个章节。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表示，作为“十二五”总体规划中的分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出台时间将在“两会”公布“十二五”总体规划之后。
还有一周时间，新的“十二五规划”将在“两会”中讨论通过。但之前的这一两个月中，地方“两会”已纷纷锁定当地“十二五”规划中划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5年间的发展目标。
广东选出电子信息、半导体照明(LED)、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核电装备、风电、生物制药等11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启动了财政和税收扶持政策，“十二五”期间累计投入100个亿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上海则提出了有舍有取，深度对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政策。“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聚焦“5＋2”的重点领域，即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五大主导产业，积极培育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两大先导产业。
四川将投超过20亿资金支持新兴产业，而山东则借首个国家海洋经济战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出台之际，重金砸2000多亿发展新兴产业。其他各地也纷纷出台新兴产业规划，据《中国证券报》不完全统计，多个省(区、市)将“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年均增速定在20%以上，相比普遍定调8%～12%的GDP年均增速，新兴产业无疑被赋予了“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新动力的使命。各省(区、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仍以投资为主，10余个千亿元产业园区呼之欲出，新一轮投资竞赛已抢跑上路。
中国制造，能否在新兴产业的领跑下，在未来五年实现质的变化，仍有待观察。但是对新兴产业一拥而上的现象，经济学家吴敬琏忧心忡忡的提醒说，要警惕出现大跃进的局面，“那会带来较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参与“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也强调，如果各地都去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都去发展风电、电动汽车，全局一定会出现问题。各地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抓住自己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