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新版图
地方十二五规划中的“新兴产业”布局
四个直辖市新兴产业攻略
【北京】
规划：着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航空航天等产业的发展，努力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首都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上海】
规划：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积极培育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两大先导产业。
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2010年翻一番，到2015年，浦东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50%左右。
【天津】
规划：完善大飞机、大火箭、直升机等产业链，建设国家级航空航天产业基地；完善石化工业产业链，建设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重点发展机车车辆、造修船、港口机械等十大成套装备，建设国家级重型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目标：5年打造20个"小巨人"集群，到2015年，聚集形成创新药物、半导体照明、绿色电池、智能无线传感网络等20个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重庆】
规划：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要支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建成国内最大离岸数据开发和处理中心。
目标：规划了国内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和国内最大离岸数据开发和处理中心两大基地，产值目标分别定为6500亿元和1500亿元，同时还规划了10大产业集群，其中通信设备、高性能集成电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环保装备4个产业集群的规划产值目标均为1000亿元。
东部和沿海省份新兴产业攻略
【浙江】
规划：重点培育发展生物、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新兴、新能源汽车和核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一批国家级产业基地，形成若干个千亿产值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江苏】
规划：根据《江苏省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到2012年，江苏省新兴产业销售将超过3万亿元，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的比重达30%，进一步确立“战略性主导产业”的地位，推动这个东部沿海大省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嬗变。
【广东】
规划：“十二五”期间将投入100亿元，支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LED产业、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核电装备、风电、生物制药、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海洋等11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福建】
规划：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突出抓好17个领域，新型平板显示、新一代网络和高端通信设备、生物医药、半导体照明(LED)和太阳能光伏、节能环保技术及装备5个重点，加快物联网产业发展，培育形成新的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力争产值年均增长20%，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0%以上。
【山东】
规划：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新医药、海洋开发及高端装备制造等五大产业，续建和新建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40余个，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
【吉林】
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将建成5个超过10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将涉及新能源汽车、电子与信息、新材料、光电高科技、碳纤维等新兴产业领域，并将具有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产业链完善、产值规模等优势。
【黑龙江】
规划：重点发展高性能金属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到2015年，新材料产业收入达到1400亿元。其中，重点园区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将重点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新型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七大产业，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产值1200亿元。
【河北】
规划：加快推进保定国家新能源、邢台光伏发电、张承风力发电等产业发展，加快推进廊坊、秦皇岛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设，加快推进石家庄高端医药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邯郸新材料、承德钒钛新材料、唐山钛材料、邢台碳材料等项目建设。到“十二五”末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的发展目标。
【辽宁】
规划：“十二五”期间，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将着力发展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其产值预计达1000亿元人民币。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新版图
“十二五”将是中国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产业布局更为完善的五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已逐渐延伸至中西部地区，随着新一轮“特区”轮动，中国经济新版图轮廓渐晰
文｜《小康》记者 朱文强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起始年。
在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布局上，海南、山东、山西、新疆借助国家重大规划而成为“新特区”，海南的国际旅游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西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新疆的两个“特区”都成为令人关注的亮点。
在新出台的地方十二五规划中，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经济增长目标均集体减速。广东、重庆、天津、北京这些老牌强省(市)则更强调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其“抢占”制高点的信心和决心已显露无遗。
未来五年，因着不同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版图将产生新的变化。
区域发展中的“特区”
2010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山西省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成都市以及沈阳经济区外，第九个“新特区”，也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个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从2010年4月山西省正式申报，到同年11月初在国务院获批通过，山西仅历时半年便跻身“新特区”行列。在此之前，中国已先后将“珠三角一体化规划”、“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海南国际旅游岛”、“新疆喀什经济特区”、“海西经济区”等多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区域布局几乎蔓延全国。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泾源说：“在我看来，山西要实现煤炭资源整合，推动经济转型，要让全社会分享山西煤炭资源创造的赐福和收益，关键是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煤炭生产规模化、经营集约化、技术现代化和产权多元化。”
之前，地处我国内陆腹地的中部六个省份，已经拥有《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一国家战略，当时，除山西外，已经拥有五个国家级区域规划，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实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四个指导各省发展的规划，这次加上山西，中部地区已然全部纳入国家战略部署。
作为中部六个省份升级最晚的山西，改革的力度却是最大的。但这种“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区划，是否能进一步促进当地转型，仍有待时间来检验。
正在崛起的中西部城市群
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板块，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八大经济圈，再加上已经通过的西藏和新疆振兴规划，以及正在酝酿中的成渝经济区和京津冀都市圈等，中国版图几乎全部贴上了区域大发展的标签。
民间智库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理解新区域经济并预测未来中国均衡增长模式变迁的主要线索就包含了超级都市圈。当前中国在发展的主干线上，正在形成的“三纵两横”的中国经济地理的新增长格式，城市的聚集将最终形成40～50个能量级不同的超级城市群，换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更高阶段，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
目前，川、渝、陕经济增长速度比“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高出1～2个百分点，到2020年时GDP将占到西部的一半以上，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2%左右，成为我国经济的第四极。而云南则借 “桥头堡战略”开放西南，滇中城市群以昆明为核心，包括曲靖市、玉溪市和楚雄州4个州市组成的城市“集合体”位于全国“三纵两横”城市化战略格局南端。
与此前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自上而下方式不同的是，这次获批的区域发展规划大多是先由地方政府主导，然后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批复后实施。这种程序上的变化，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需要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强烈愿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包括经济特区、经济带、经济圈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区域发展规划。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国家重点经济带以及相继实施的东部领跑、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使各地区比较优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挥，辐射和带动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经济区域的共同成长，为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扭转失衡的GDP
1月23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加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汕尾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经济发展平衡，说到底就是让人享受的公共服务都能达到平等的水平。”
扭转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战略规划需要进一步密切各区域经济的利益联系，打破区域的分割，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来自宏源证券的分析称，十二五规划提供的增长机遇大致涉及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区域平衡，平衡增长的布局和推动力；二是产业升级；三是大消费时代；四是节能环保。
中国新的区域经济版图正在逐渐清晰，这也就预示着更多的试验区和创新区将在全国不断涌现出来。而区域试验正是中国经济演进逻辑中的关键一环。根据各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目前已有重庆、黑龙江、广西、贵州等省份明确提出了GDP总量甚至人均GDP五年翻番的目标。贺军认为，这些欠发达地区争的是经济发展权。“这些地区担心，他们在此前的改革开放中没有很好地发展，现在刚开始提速就遇上结构调整，如果现在不抓住机会，今后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会更大。”
GDP一直是困扰地方乃至中央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如何将GDP的成果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十二五期间，这将是地方官员们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原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说：“未来肯定是要比一比的，但是不能单纯比GDP。”
中部省份新兴产业攻略
【湖北】
规划：湖北将加快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中部省份新兴产业攻略
【湖南】
规划：湖南省将围绕整机产品和核心技术，发展配套企业，推进建设现代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先进储能材料、现代中药、节能环保等10条千亿元规模的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链。
【安徽】
规划：促进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等八大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建设合肥平板显示、合肥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芜湖光电及光伏材料、蚌埠生物、马鞍山新材料等10个左右国内领先、特色鲜明的新兴产业基地。力争2015年突破1万亿元。
【江西】
规划：江西省明确规划推进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包括光伏、风能核电、新能源汽车等。按照规划，将用5年时间形成一批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十个新兴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要达到1万亿元。
【河南】
规划：河南“十二五”期间着力发展7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生物、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根据初步规划，河南省力争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
【山西】
规划：山西省确定了推进“7+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重点做大做强煤机、汽车、铁路装备、重型机械等产品；加快发展现代煤化工，力争在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积极发展新型材料工业。
社会管理创新未来五年省部官员新考题
中国的确是需要稳定，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会陷入混乱。“十二五”大幕开启，未来五年省部级官员们面临着新的考题：社会管理创新
文｜《小康》记者 刘彦昆
2月19日，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校，200多名省部级官员参加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提出八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的意见，包括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悉数参加了这一开班式。
自2003年以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已举办了六次，选在地方“两会”与全国“两会”中间进行的研讨班，有两次恰好与“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出台的时机契合，而每一次的主题思想，都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重点战略性工作
2005年，“十一五”规划出台前，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成为当年省部班的研讨主题，胡锦涛在讲话中系统梳理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被称为“2·19”讲话。讲话在4个月后才公开发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被确定为“十六大后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则是远期目标。
2010年省部班的研讨问题，再次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隔一年，按例召开的研讨班，“社会管理”则成为重中之重，此前已有一系列信号显示，社会管理创新正在成为执政党面临的新课题。2010年10月，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就在《求是》杂志撰文称要《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 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亲自接待八位上访者，都不同程度的透露出中央高层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路。
现在，这一研讨班开出的“八条意见”无疑为省部级官员出了一道考题，未来五年他们将展现自己的解题水平。
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2010年12月25日，“上访村长”钱云会死状凄惨的照片被发布到网上，并流传着据称来源于目击证人的描述：“四个保安按住手脚，送进工程车底轧死”，而另一个得到证实的消息是：钱云会死后即有“滋事者”被抓，其中不少人正是“目击证人”，借助于微博的传播力量，“阴谋论”开始持续发酵。
事发两天后，乐清市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肇事司机费良玉驾驶皖K5B323工程车从虹桥镇往乐清湾港区方向行驶，途经虹南大道蒲岐镇寨桥村段时，遇死者钱云会撑伞从道路右侧往左侧横穿，工程车紧急刹车但仍与死者发生碰撞，造成钱云会当场死亡。”认定“钱云会之死”为“交通事故”。
这成为2010年末最大的“公共管理危机”事件，由此引发的关于事件真相、立场、及第三方调查，都成为考验中国当下社会最好的试金石。
之后，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一德连夜召开市委专题会议。陈德荣在会上表态“实事求是，公正处理”，“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并承诺“对此事件的相关调查结果及处理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接受媒体及社会的监督；谁渎职、谁违法依法处理谁，严惩不贷。”乐清市官方甚至注册了“平安乐清”微博，期望“更好地跟网友沟通钱云会之死”。
钱云会生前入狱三次，为村庄的征地问题带领村民坚持上访六年，诉求无果，却以离奇之死，把他的个人遭遇与深陷利益纠葛的村庄完全曝露于公众视野。尴尬的是，尽管当地立图透明化展示调查结果，但是网络汹涌的民意却对此保持“高度怀疑”。
密切关注“乐清钱云会事件”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是这样的“高度怀疑”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学研究，他接触过很多“地方政府采用不合法手段打击上访者”的案例，他感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度和公信力不但大打折扣，甚至几近丧失。民众不再相信官员说的话，即便他们说的是实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则向《小康》杂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不信任政府其实是一种自然直觉，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很普遍。这是因为许多事件的真相涉及政府切身利益，譬如乐清事件究竟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是故意谋杀，直接关系地方政府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不会相信政府部门作出的结论，因为法治的基本常识是“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政府把自己的结论强迫民众相信，也许一时维护了政府形象，但是久而久之必然是整体信用丧失。因此不能由政府一家说了算，而应该放开言论和舆论，公开邀请社会各界调查真相，让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畅所欲言。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得出的结论才是可信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恢复政府信誉。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月21日刊发的一篇学者调查中，某省省委党校随机抽取了其中来自厅干班、中青班和处干班的100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关于领导干部公共危机应对意识与能力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当前突发事件多发、频发的原因，78%的被调查领导干部认为是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其次是官僚主义和腐败严重、公民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对这两者的选择率分别达到39%和 26%，认为媒体引导不当的有 18%，而归咎于公民素质不高、诉求不当的只有7%，认为是其他原因的占11%。
乐清钱云会事件在网上发酵之时，《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做了一次尝试，他召集了由学者、律师和媒体人士组成的“公民观察团”奔赴乐清，他认为，我国缺乏独立媒体和独立检察官制度，而政府往往成为社会冲突中的利益当事方，民众对政府公布的结论不够信任，他希望观察团能提供新的视角，并期待着“能够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
尽管“公民观察团”的工作遇到了不少阻力，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在2011年1月20日，观察团还是拿出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观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没有支持“阴谋论”的说法。随后“公民观察团”和笑蜀本人就陷入了网络口水的围剿之中。
笑蜀说，在民间与官方形成激烈对抗的情况下，理性的空间没有多少。他对于网民的“情绪化”有这样的理解：“理性表达诉求的渠道都被堵塞了，人们被逼到独木桥上来与官方博弈，很容易感到失望甚至是绝望。”
而学者胡星斗更为担忧的是，渠道不畅通，民怨无处表达不断积蓄，一旦爆发出来就是灾难性的。就像在突尼斯，“一个小商贩掀翻一个国家”，“一个小事件却演变成一场革命”，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么大国家，如果没有权威的引导，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注定会陷入混乱。
任何社会都需要“稳压器”
稳定如此重要，如何实现？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思路，岁末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及中央维稳办曾派出调查组前往四川、河南等地，对当地的社会管理及维稳经验进行调研。
1月26日，卫生部出台的相关文件，即将医疗卫生政策、收费、重大疾病防控干扰、医疗技术准入、药品供应、医药卫生工程项目、医患纠纷多发的医疗机构整顿、事关医务人员利益的政策制定及可能引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事项列入了该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各地方政府亦都在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之纳入决策程序。
前述某省省委党校的调查显示：不少领导干部承认在当前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府也常犯错误，其中最常见的错误是政府对危机处置不及时(占 73%)，其次是处置措施不当(占 59%)、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占46%)以及预防和预警不够(占44%)，还有部分领导干部认为缺乏严格的责任追究和制裁、对公民和社会的培训组织不力等分别占19%和15%。
学者张千帆认为，中国现行的“维稳”进入到了一个舍本求末的误区。在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是没有必要“维稳”的；一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维稳”，必然只能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带来社会稳定。如今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不是在于普通犯罪，而是公权力不受制约、严重滥用。要带来真正的稳定，必须抛弃“维稳”思维，通过完善制度营造社会和谐，这个制度无非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他进一步说，任何社会都需要“稳压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个“稳压器”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宪法。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宪法明确规定的理念，是中国社会最有效的“稳压器”。
在中央党校研讨班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八点意见”的第一条中，除了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亦着重指出要“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在中央提供了顶层设计及改革创新思路之后，地方党政官员们面临的任务显然是要将其可操作化。除了引进现代社会管理学理念外，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提供了一些现实的思路，一方面要建立现代新闻制度，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可以为民众提供一条诉求表达渠道，可操作性也很强；另一方面，促进人大制度的改革，使人大代表能够发挥类似于“民意代表”的职能，切实反映民意。
胡星斗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把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均GDP3000到5000美元”的阶段性问题，以为只要“闷头”搞发展，过了“5000美元”大关，问题就会自动解决。胡星斗说，尽管从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风险期”，但是事实上，很多国家主动进行了各种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进行改良。他还说：“不顾社会问题，埋头搞生产，以为经济富裕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现实的状况可能是，经济社会越富裕，社会问题越多，越加不稳定。
在胡星斗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稳定如何实现，是通过暴力打压的手段，还是通过法制的制度和切实地改善民生来实现稳定。他说：“一些地方政府做得很不好，刚性的手法太多，柔性的手法太少，尊重民众，以民为本，更多满足民众诉求，这样才能够有真正的效果。”
中国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看法是：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在他看来，社会溃败是社会内部的细胞在坏死，机能在失效，社会不能正常运转甚至走向变型。
在乐清钱云会事件中，孙立平注意到了这样的信息：很多人从心理上站到了“阴谋论”一边，国人在多年政治生活中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是非而是立场。在孙立平看来，是非观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是一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然而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在我们的社会里或者没有或者被破坏殆尽。
2011年，是中国社会进入“十二五”的开局年。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被纳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体系，料将写入“十二五”规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对此的解读是：在未来五年社会稳定将是大趋势。
孙立平则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社会亟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他说：“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来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需要。”孙立平认为这种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应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和制止社会的溃败。而要达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健康社会，需要社会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