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流动的国际经验
《瞭望》文章：公正流动的国际经验
发展，一定是关注全体成员乘坐的航船，而不仅仅是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划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
“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时期，总体而言，社会的上升机会多下降机会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访问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说，中国目前也是这个情况，“但是从向上机会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情况来看，不公平现象还很多，影响到下层往上流动的机会，造成一些民众的不满。”她认为，国外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促进教育和就业公平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成员，李春玲认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在中国最终形成，“影响社会流动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教育，二是就业竞争。”
教育方面，当前各阶层上大学机会的不平等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不公平也在影响中下阶层往上走。她指出，从北欧各国的经验来看，应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政策上则主要是扶助中下阶层。
李春玲介绍说，这些国家的主要做法是扩大教育供给量，降低中下阶层教育成本，让中下阶层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在就业上也是侧重扶助中下层就业，注重给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
教育专家指出，各国推进教育公平有以下政策值得借鉴：
首先是通过立法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同时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性。各国政府把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防止教育商品化机制的引入伤害弱势阶层。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平均为4.9%，北欧国家则达到了6%以上。
其次是在校际、城乡间和区域间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保证政策公平。芬兰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标准和要求，统一学校教学设施和经费投入的标准，没有重点校和重点班之分，确保每个学生享有均等的优质教育。
第三是强调弱势地区和群体优先，对弱势地区和群体实施补偿制度。例如，日本和韩国颁布振兴偏僻地区教育的专门法律；印度对弱势阶层实施入学保留名额制度；美国为处于不利境地的学生提供特殊资助。
第四是不仅关注机会公平，还关注过程和结果公平，建立个性化学习和辅导制度，保证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整体推进教育质量。例如芬兰通过设立班级教师、教师助理、特别需要教师和多学科综合工作小组等，建立了完善的学生帮助辅导制度。
第五是实施“二次机会计划”，关注弱势人群。例如，芬兰对9年制基础教育之后不能升入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的学生采取一年的补习计划，使这些学生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在补习一年之后升入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
据“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介绍，目前不少国家的就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主要的政策举措有：
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雇主雇用困难群体。法国1997年开始实施“青年就业计划”，在公共部门、非营利性部门等为数十万失业青年提供为期5年的不续期合同。韩国政府2000年对于雇用老年工人(55岁以上)达到职工人数6%的企业实行补贴。
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美国政府颁布的《经济机会法案》规定，应对严重缺乏就业能力并失去工作的青年提供培训，以改善他们的就业能力。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年就业，欧美各国往往把对青年人的岗位培训和学校的基础教育相结合，让更多的中学开设一些职业课程，以使青年更好地适应工作需要。
努力减少长期失业现象。1998年欧盟“就业政策原则”要求成员国承诺为每个成年失业者在其失业12个月内提供培训、工作机会或有助于提高他们就业能力的措施，青年在失业6个月时就可以享受上述措施。
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残疾人就业，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等。
保持流动通道开放畅通
李春玲告诉本刊记者，和北欧各国强调公平的模式不同，美国是强调完全市场竞争的国家，不平等程度较北欧国家为高，但民众对不公平的抱怨较少，原因主要在于美国是一个机会开放的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非常开放，没有很多身份的限制，黑人出身的奥巴马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就是一个例子。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傅勇也撰文指出，美国人面临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负面心态较少，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即便你是白手起家，只要你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美好富足的生活之门会向每个人敞开，这是美国梦的核心理念。他说，这种理念让普通的美国人更能够忍受经济波动的艰辛，并接受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现实。
傅勇认为，面对收入差距超过警戒线，并持续加剧的社会问题，人们有可能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容忍度，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小，可以说社会流动性是社会不平等的镇痛剂。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雷鼎铭教授则从香港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出发指出，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如何去提高社会流动性，是很重要的问题。他说，穷人只要努力终于有一天能够摆脱原来的社会地位，那么社会和谐的压力就不会很大。
社会流动性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任院长蔡洪滨近日提出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蔡洪滨说，我们现在谈到的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动态的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性低才是最可怕的。
这位经济学家指出，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有利于社会增长的，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
从近十年的趋势，有各种现象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下降的趋势，斯坦福大学两名教授在2010年就曾指出，1998年开始中国代系之间的相关性上升，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现象。
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社会结构固化这一“纵向流动硬化症”？蔡洪滨认为，这是由于从贫困陷阱跳出来之后，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未能建立，政策做不到公平公正，导致一部分人利用这些不到位的政策，使得社会难以建立起流动机制，这在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是有前车之鉴的。
他说，中国社会在进入关键发展的阶段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转型的课题，但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怎么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怎样使社会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
李春玲对本刊记者分析指出，市场竞争应强调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国目前出现阶层固化现象和很多不公平的制度安排有关，首先是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导致农村人口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少于城市人；其次是官本位制度导致官员权力过大，又缺乏政治透明度和监督机制，官员滥用职权，将很多资源和机会留给自己的子女；再者是公平、自由竞争和开放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比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否能有利于大家靠能力而不是靠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来发展，社会制度和政策能否为中下阶层提供机会等。
完善社保减少向下流动
从国际经验看，在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市场仍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导力量，但是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应发挥调节作用。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晓刚指出，当社会体制发展到了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国家再分配的机制就要起作用，因为市场也会造成不平等。他说，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机制得到补偿，这样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就下降了。
李春玲认为，虽然社会保障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不是很强，但社会保障可以减少向下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脱贫致富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近年来又出现返贫现象；同时，中国的中产阶层和发达国家的中产相比，心态上也有更多不安全感。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医疗和住房等社会保障的缺失有很大关系。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能有效保护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能平衡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益程度。近年来多个国际组织也对中国如何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实现社会公平提出了建议。
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建议中国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报告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保证让贫困人口普遍享受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以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建立一个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医保体系。
今年1月，世界银行发表题为《缩小差距，促进平等，实现广东经济的共享增长》的报告。强调政府在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认为政府需要承担起消除绝对贫困的责任，扩大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保护极贫和弱势人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副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于小庆说：“虽然这个报告分析的是广东的数据，政策建议也是提给广东省政府的，但很多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其他很多省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