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车改”
2011“两会”特别报道：一个人的“车改”
公车支出是政府“钱袋子”的一笔大开销，叶青以自己为“试点”，搞了8年“一个人的改车”，并连续8次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公车改革。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北京报道
“曙光”
2011年3月5日，是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最兴奋的一天。
这天晚上，他回到了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的“两会”代表驻地，开始更新自己的博客，文章的标题叫做《公车改革之曙光》。
叶青是财政学、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长期致力于“公车改革”的探索，并8次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公车改革。他又是一名政府官员，2003年5月，他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赴任当天即婉拒了单位配给他的专车，开始践行自己的“叶氏车改”方案。这一坚持就是8年，使其成为积极倡导推进“车改”的关键人物。
“这几天太兴奋了。”一周后的3月11日上午，在新大都酒店的大堂，叶青依然难掩脸上的喜悦。“我呼吁公车改革十多年，终于等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一天，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推动此项改革的决心。”
3月5日上午是人大会的开幕式，温家宝总理作报告。总理读报告刚刚过了半个小时，叶青的手机就接到一个短信：“公车改革终于写进‘十二五’规划了。呵呵，您的呼吁没有白费。”是媒体记者给他发来的。“报告我事先来不及细看，短信搞得我一头雾水。”
当温家宝读到报告的33页，“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时，“我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关注公车改革，算起来也有18年了。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文字。”叶青稍平复下情绪，“我也爱车，我研究财政学、财政史，我对现在的公车浪费不满意。”
“希望在‘十二五’之中，中国车改大功告成。”叶青说，“今年大家不仅仅是讨论，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上看到了‘曙光’。”
3月8日，叶青看到了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的表态：“今年要清理公车”，他在微博里写道：“非常好！”第二天，他又在微博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弱弱地问一句：省长管米袋子，市长管菜篮子，省委书记管车轮子，可否？”
叶青的建议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回应，大家开始探讨改革的模式和方向。至于自己探索的“叶氏车改”能不能被广泛推广，叶青自己也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我今年一定会是最忙碌的一年。”叶青意味深长地说。
“试验品”
提起8年前启动的“叶氏车改”，叶青跟网友互动时笑称自己是车改的“试验品”。2003年5月前，叶青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名教师。5月20日，他调到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
叶青对自己第一天到统计局上班的情形，仍记忆犹新。那一天他开着刚买的北京吉普走马上任，进入办公室没多久，他的司机就来报到。“我自己会开车呀，怎么还要配司机呢？”叶青说。他两年前刚拿了驾照，平素也爱玩车，还是武汉两家越野车俱乐部的高级顾问。
“关键是我从高校出来的，配专职司机还真不适应。”于是他草拟了个方案，向领导提出，不要专车，对自己进行“车改”。领导当时很诧异，不过三天后还是给他批下来了。叶青在草案里建议：自己已经有车，可以不配专车和司机，由单位每个月报销500元的油费就行了；如果出差武汉市以外，则实报实销。
叶青以前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公车改革，他没想到，新的单位成为他试验车改的契机。在《我也晒晒我的‘叶氏车改’》的文章里，他把“叶氏车改”概括为四句话：“自购私车”、“市内一月1000元”，“出差(出武汉市)实报实销”以及“建议‘双轨’过渡”。
叶青认为，一辆价格10多万元的机关公车，购车费用、修车、保险、路桥费、司机工资福利等，杂七杂八一年摊下来，按最保守的估算，花费也在10万元左右。如果实行车改，即使按每月补助1000元，一年也就1.2万元，再加上出差的费用，一辆小车一年至少能省下来六七万元之多。
2003年5月，叶青买了辆北京吉普，2007年12月又买了辆一汽奔腾，12万-13万左右的价格不贵，也实用。“开私车，很坦然，也很时尚。而且，年轻的公务员大都喜欢车，何况这些年轻人的孩子在上学，正要用车。”
叶青自己开车上下班，局里补助500元，油价上涨之后提到1000元。这1000元包含了油费和简单的维修，基本够开销了。“每5000公里大概两个月更换一次机油，我到4S店，基本上选择价格最优惠的。”
叶青认为，中国车改试点已经进入第15个年头，为什么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倒退的多，推进的少，原因是过分追求“一刀切”。要不就是都改，要不就是都不改，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他建议以“双轨制”过渡，任何一个车改方案，都会有支持者与反对者，应该有两种方案供选择，逐步过渡。如果按“双轨制”办，5到10年后，年纪大的干部陆续退休了，车改就彻底了。
?叶青坦言，他搞“一个人的车改”，虽然没有人公开反对，但私底下也有人在非议。8年里，只有他的同事助理巡视员李阳加入了“叶氏车改”的队伍。
在近300人的湖北省统计局里，他们两个成了别人眼中的“另类”。
8次“上书”
2月23日和26日，“两会”还没有开始，叶青就开始在微博上发出了两条车改的话题，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网友的激辩，搜集网友智慧，补益今年第8次提交的车改议案。
在叶青第8次提交的议案《关于积极推进公车制度改革的建议》中，叶青除了总结8年来各地车改的成败，并提出车改的具体细节操作，比如保留2-3辆作为接待用车、各级政府成立公车服务中心、妥善安置司勤人员、拍卖车辆、货币化发放补贴等。
其实从2000年起，他已在媒体上陆续发表文章：《车改：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什么非得车改——关于加快公车改革的建议》、《我的车改经历》，呼吁车改。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2004年全国“两会”上第一次行使权力，向代表团提交了第一份车改建议。“结果是石沉大海。”后来叶青想通了，“那时候关注车改的委员和代表毕竟比较少。”
2005年，他充分准备，自己的车改试验也初具雏形；同时他也联合了其他4位代表和委员，共提交了5份车改建议。这一次，他们的建议引起了发改委的关注。
但那次发改委把5个建议放在一起讨论。叶青认为，发改委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建议是不一样的，应该分别予以解答。”
第三年他决定改变策略。在2006年3月“两会”期间，他创建了博客，一年时间内贴出近400篇博文，其中关于车改的文章有16篇。他希望发出更大的声音，以期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但此后两年，叶青提交的车改议案均没有任何回音。
2009年“两会”上，他第6次“上书”——呼吁设立一个“公车改革试验区”，率先启动公车采购、使用改革试点。叶青认为，现在中国有7大试验区，分别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成都、重庆、武汉、长沙、深圳。这些新区或者试验区在进行改革试验时，不妨干脆设置一个“公车改革试验区”。
去年“两会”，他又提出，车改的最终广泛推行，还得中央出台方向性的政策。“我认为应当由中纪委牵头，制定明确的车改意见。”
利益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而民间和学者统计的数据是，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元～4000亿元。
叶青从统计学角度判断，官方与民间两组数据的差距可能是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官方统计时，没有把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车辆列入公务用车范畴，但是老百姓觉得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么获得了财政补贴，要么享受到国家税收优惠，他们的车辆应当列为公车。
叶青说，公车加上公宴、公房花费，已占了全国1/4的财政支出，比美国高出两倍，比法国高三倍，在世界上基本上位列第一位的水平。
“公车浪费”已成为难以治愈的一个痼疾。在叶青看来，这是因为，“公车改革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些受益者同时又是公车改革的决策者，要他来改革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很难。”去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撰文称：“公车改革不见得需要特别高明的设计，它最需要的就是触碰既得利益的改革决心与魄力。”此举被解读为政府在释放推动车改的信号。
“公车的使用泛滥，既有制度性设计的缺失，也有中国人骨子里喜排场好面子的民族性。”叶青认为，“在中国，轿子自古就是身份、尊严和权威的象征，现代公车亦然”。
“2005年，我带一处长、一科长到下面搞统计法执法检查，一到县里，县长没有想到开车的是副局长，拉着处长的手就进了会议室。等我停好车进办公楼，门卫又对我说：师傅到那边喝茶。我正在喝茶时，县长才把我找到。这种误会经常发生。”叶青感叹道，“在时下的中国，车子就是身份，从小细节中，你可以窥见车改之难。”
叶青对车改的建议是：通过发放交通补助，减少大部分公车。保留下来的公车集中在公车服务中心，装上GPS，内部可以控制，装上公车专用车牌，老百姓可以监督。“如果领导干部还在使用相关单位的车，按贪污论处。我上午发言，就已经对检察院的人提出了，要提前研究公车改革之后的公车腐败问题。”
叶青认为，相较于香港，内地公布的各种车改方案都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公车究竟是福利还是仅仅是为工作服务的工具，如果公车是工具，那么车改中很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香港的外部监督非常厉害，它包括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司法监督三个体系。用公车接小孩放学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在香港发生。对比香港的‘零容忍’，内地有些时候更倾向于‘法不责众’。”叶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