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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袋子”事关重大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22日16:34  南都周刊

  2011“两会”特别报道:“钱袋子”事关重大

  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

  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

  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我们邀请国外政府人员来中国,他们就回复来不了,因为预算不够。我们中国只要有指标,有钱没钱都能出。

  —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

  不要让公务员上那么多班,他们休息了,既可以减少开着公务车上路,减少公费开支,又能把一年的事情在半年内办完,可以大大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公效率。我相信老百姓也是喜闻乐见的。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

  预算外资金是造成腐败的一大源头,预算方案必须改革,才能杜绝“小金库”现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

  提倡节约应该领导带头,只有上行下效,才会得到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李宏

  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这还没算年底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不然国家这么富,老百姓囊中羞涩,这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集团总裁甘连舫

  完全拥护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但仅调整起征点还远远不够。现在我国执行的最高税率为45%,全世界最高。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是55%,个人所得税比企业所得税要低一点,45%是可以的;但是,企业所得税目前已经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应该比企业所得税略低一点。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制定个人所得税抵扣制度,根据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区别征税。生了小孩和没小孩的、生病了的和没生病的、家里有几个老人要赡养,不同的人负担不一样,所以应该细化个税,不但应该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个人所得税,而且要有抵扣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目前宽带资费过高,美国数据中心的运营费用仅仅是中国的40%,计算资源利用率平均高达42%(约比中国高三倍)。光是在宽带费一项,中国网络企业的成本就远远高过美国。以后这些战略性的项目,我们怎么跟国外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

  当前收入分配的问题不是分配得少,而是分配得不均,差别太大。我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约在一千元左右,而国有控股公司的老总收入高达千万,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之间差距上万倍,已经超出了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健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要贵,中国的运输成本如此之高,叫老百姓如何生存?叫老百姓如何不超载?如何不逃费?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

  2011“两会”特别报道:“钱袋子”意识就是公民意识

  当公众不仅仅关心自己及家族的“钱袋子”,同时也在乎整个社会的治理时,公众已在悄悄地变成公民。

  文_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两会”期间,越来越多的议题显示了公众对“钱袋子”问题的关心,包括对政府“钱袋子”(财政使用)如公款消费的关注,对官员私人“钱袋子”的关心,即财产公示、阳光法案的倡议,对公民“钱袋子”的关心,即怎么收税、收多少税的关注。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反映了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

  公民社会的转型,在西方早从800年前即已开始。1215年,英国贵族集合起来强迫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限制国王独断专行的权力,遇到加税征兵等重大事务也要和贵族们商量。这是“公民意识”的先声。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流行着这样的口号:“无权利,不纳税。”不过独立后的美国仍只有有钱的白种男人享有这项公民权利。19世纪英国国王要加中产阶层的税,中产阶层不答应,强调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否则无法监督缴的税如何使用。这确立了西方国家“无权利,不纳税”的原则。在美国,所有人民变成公民却迟到20世纪20年代,终于妇女也有了投票权,可以选出属于自己的代表,参与政治监督了。

  在过去的帝制时代,中国人往往生活在“皇恩浩荡”之中,只要皇帝不是个暴君,能行仁政,生活安居乐业,享有一定的自由,“帝力于我何有哉”,在亲族小团体中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不会关心政府的税收怎么用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多少保障。

  虽然中国结束帝制已有百年,但公民意识的觉醒则是晚近的事。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人民可支配所得也不断上升,社会正要奔向小康,老百姓也从对过好小日子的满足转入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今天我们不只问自己的生活改善了没有,更追问政府财政收入为什么这么高?根据《南方周末》所引用的王小鲁的估计,加上土地财政这占了我们GDP的25%以上。为什么财政收入去年成长了21%,远高于GDP平均成长率,而老百姓的可支配所得却连年低于平均?

  横向一比,我们更发觉中国人交出去的多,政府用于人民的少,依据政协委员赵海英计算,用于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钱只占了政府财政支出的17%,而美国的财政收入只有约GDP的15%,支出却总有近半数用于民生建设。为什么我们付出的多得多,移转回来的却少得多?

  一连串的疑问变成了“两会”代表委员们关切的话题,比如政协“一号提案”即是加速城乡保障一体化,再比如政协委员杜黎明建议,加快推进公车制度改革、缩减公车数量,从而减少公款浪费。监督政府的“钱袋子”以及加速民生建设(即充实老百姓的“钱袋子”)成了“两会”焦点。公众对个税调整的关切,表面上看是关心自己的“钱袋子”,但这个私人的“钱袋子”通往公共财政的“钱袋子”,依然反映了公众对公共治理的关注。政府可以从公众的口袋里掏钱,但需要说清楚政府“钱袋子”的用途,保证合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政税原则,公众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政府“钱袋子”通向官员私人“钱袋子”,所以“反腐倡廉”也是历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人大代表韩德云更是6年来坚持每年建议就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立法。

  当公众不仅仅关心自己及家族的“钱袋子”,同时也在乎整个社会的治理时,公众已在悄悄地变成公民。优良的社会是公民建设起来的,在公共事务上,能力小者参加邻里的社区建设,能力大者则组织起来参予社会公共事务,出钱出力。

  在过去的帝制时代,公众的心态还是一种臣民心态,认为社会是属于领导的,臣民可以漠不关心,对于国家权力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今天卑躬屈膝做人下人,有了机会明天就爬上权力高层做人上人。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公民意识的多数人会做志愿者,甚至在职业生涯之外抽出个几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有钱人也经常捐钱,甚至“裸捐”,虽然社会不能强求个人这样做,但很多人却自然而然把它当做一种社会责任,这才是公民应有的心态。

  公民意识的觉醒值得庆幸,我们要大声呼求政府重视公民权利,但同时,每一位公民也要扪心自问:“我有了公民心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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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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