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杂志封面

　　大城时代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徐浩程

　　中国城市正在加速迈进“大城时代”，不管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还是中西部后发地区，大多数城市都在规划“十二五”时期实现大城崛起。

　　不同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所呈现出来的“城市中国”，也不同于传统的“乡村中国”，这些正在谋划大城建设的城市，被美国盖洛普公司冠以“第三中国”的称呼。

　　“第三中国”的崛起，必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变量，它们不仅是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人口的主力军，还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

　　站在“十二五”规划开局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一方面要梳理出“大城时代”发展的新态势，展现追梦大城崛起的铿锵脚步。同时，还选择了正在向区域性特大城市迈进的省会城市合肥，后发城市实现“洼地崛起”的宿迁，作为分析样本，是要更多地思考应如何走好大城之路。

　　我们深知，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大城时代”的浩浩大势，惟有在创新中提升城市品质，才能让迈入“大城时代”门槛的所有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可爱城市。

　　城市“大”雄心

　　■本刊记者  徐浩程

　　“一定要敢于梦想，一定要敢于追梦，敢于寻梦，别人说你吹牛不要紧，要把积极性激发出来，带着军令上战场。”说完这句话后，中部某市市委书记接过秘书递过来的稿子，走出房间。

　　他要去宣布为期3天的市人代会闭幕，开启未来5年的城市梦想。刚刚通过审议的该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这座地级市将建成市区非农业人口100万的特大城市。

　　胸揣如此梦想者不乏其数。在该市所在省份，目前只有省会城市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可到“十二五”末，除该市外，另外三座城市也将跻身百万人口城市之列。而放眼全国，有此梦想者如过江之鲫。

　　这是个城市的时代，不可逆转。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也是个纠结的城市时代。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让各界甚是困扰，争议不断，以至中国该走一条怎样的城市化道路也未取得完全的共识。

　　有一点却不可否认——在一个均衡的城市化政策下，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快。但这并不意味人口都要向超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集中，使它们越来越大。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一大批百万人口级的大城市。

　　“特大”的雄心

　　2011年1月14日，辽宁葫芦岛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葫芦岛市“十二五”规划通过审议。

　　在这份将指导葫芦岛未来5年发展的文件中，如此描述其城市前景：以建设百平方公里、百万人口大城市为目标，推进形成连山、龙港、兴城有效对接的“三位一体”的大城区格局，建设亲海近水的海滨城市。

　　数天后，同样是人代会上，同样是“十二五”规划，湖北十堰提出“到2015年，十堰城区人口将达到100万，建成区面积将达到100平方公里”。2009年，十堰城市总体规划第七轮修编时，这一目标的时间点还是2020年。

　　如此场景还在安阳、宜昌、襄阳、九江、赣州、上饶等地陆续上演。按照中国现行城市划分标准，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特大”成了这些城市未来5年最重要的梦想，也被其所在省视为新的增长极。

　　一个典型例子是辽宁。在2011年1月公布的《关于推进全省城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中，辽宁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城市计划：到2015年底，全省14个省辖市人口规模基本都要达到100万人以上。

　　更普遍的情况是建设4-5座“特大城市”——湖南提出到2015年，株洲、湘潭、岳阳等5市建成百万人口大城市：河南“力争到‘十二五’末，18座中心城市全部进入大城市行列，基础条件好的成为特大城市”。

　　2010年初，世界银行曾预测，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座，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地方的决心。

　　《决策》在收集整理各省市“十二五”规划以及2010年各地修编的城市总规、出台的城镇化文件后，不完全统计发现，到2015年，中国百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将超过110座。而截至2008年，中国28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还只有65座百万人口城市，整个欧洲也仅有35座。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到2030年中国将增加3.5亿城市人口，城市总人口超过10亿。到那时，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将超过220个。无疑，中国正在进入城市时代，同时也进入到了一个“大城时代”。

　　不过，与2004年前后中国城市化跃进不同，此轮的主角已经从省会城市变为地级市，而且这些百万人口城市更强调人的聚集、强调人的城市化，而非土地的城市化。

　　此前，中国城市化中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仅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面积增长70.1%，人口增长却只有30%。这让中国城市化备受争议。

　　此轮百万人口城市的目标虽也有“冒进”之嫌，但相对于上一轮“国际化大都市”等见物不见人的目标而言，它至少回归了城市化的本质，即人的城市化。

　　1%与50%的张力

　　从65座到110座，从省会城市到地级市，“特大城市”在“十二五”将迅速蔓延，这背后是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

　　数年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王凯曾就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 “虽然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除去沙漠、山区、高原、高寒等不适宜城市建设的国土之外，剩余的不到四分之一。”

　　在这四分之一中，还要减去18亿亩耕地红线。“剩下真正能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其实非常有限，大概只有整个国土面积的1%左右。”王凯感言道。

　　而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是46.6%，也即近6亿人口居住在城市。“这几乎等于美国、俄国、日本三国城市人口的总和。而到2015年，有关部门预测，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也即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7亿。”

　　这是悬在中国城市化头上的巨大法则——1%的国土要容纳下50%以上的人口。

　　“所以，不能笼统说发展大城市好不好，要看到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人口向城市聚集势不可挡。唯有让城市化条件和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城市化责任，才能破解这道难题。”王凯坦言道。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唯有走超大城市之路，发展动辄超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我们重点发展的对象应该是中等城市。”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鹏飞告诉《决策》。

　　其所言的中等城市，指的是城区非农人口在1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它们被学者称为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代表的“城市中国”以及“乡村中国”不同的“第三中国”。

　　“城市非农业人口100万是个坎，500万又是一个坎。迈过这些坎，城市会呈现另一种状态。”王凯告诉《决策》。“第三中国”不同于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陷入“城市病”困局积重难返；也不同于小城镇建设中面临的土地资源浪费。

　　以这个城市群体为重点，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政策取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去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中共中央提出“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化地区要重点开发”，“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这被认为是“第三中国”的利好。“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非常大了，不应增加反而应该减少，而众多二三线中等城市则应增加人口密度。”相关专家解读道，“根据我们的研究，市区人口过百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的城市将进入‘重点开发’梯队。”

　　发展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显然是符合国家需求的选择，更何况这其中还隐藏着各地区域中心城市之争。

　　纵观各地“十二五”规划，将百万人口城市建设与区域中心城市目标联系在一起者不在少数。“我们现在是众强环伺，周边都是大块头，都在跑马圈地。如果我们不发展变大，没有向心力，周围城市必然会集聚到其他城市周围。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中部一位官员在谈到该市百万人口城市建设目标时称。

　　从发展趋势来看也是如此。大城市拉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时代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地级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发展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让其他城市成为附庸；要么其他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自已成为附庸。

　　如此，在国家需求与地方诉求交织推动下，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队伍迅速壮大。

　　被改变的城市版图

　　如果将这批百万人口城市制成一幅区域分布图，就会发现，中国城市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2008年，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均只有一座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青海、宁夏等地甚至没有特大城市。即使山西与河南情况稍好，也各只有两座百万人口城市。而此时广东有8座，江苏有5座。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东部都占有绝对优势。

　　不过到2015年，按照规划，四川将以成都为中心，打造宜宾、攀技花、内江等9座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安徽仅皖江地区就将建设芜湖等4座百万人口城市；湖南将建设5座；江西建设4座；陕西建设6座……中西部正在成为“特大城市”中的生力军。

　　改变背后是中西部城市化的“洼地”反弹。

　　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一轮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多种原因，中西部城市化呈现出塌陷趋势。仅就2008年度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人均GDP5365.64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55.9%；中部地区人均GDP4303.32美元，同期城市化率40.9%；西部地区人均GDP2308.83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1.5%。也即中部城市化率比东部低1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8个百分点，甚至比西部低0.6个百分点，处于绝对的“锅底”。

　　在“十二五”，中西部城市化滞后局面将明显逆转。“‘十二五’将初步实现城市化主导的格局。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将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张，以中西部的城市群为突出特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称，这将带动中西部人口大量向中心城市聚集，形成百万人口城市。

　　但是，如果没有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中西部也恐难有绝地反弹的信心。

　　2010年1月25日，四川省两会闭幕第二天，被纳入百万人口城市计划之列的宜宾即开始讨论实现目标的路径，结论是把握好产业转移的机遇是重要的支撑与落脚点之一。

　　不止是宜宾，受“用工荒”影响而加速的产业转移，是中西部众多地级市“百万雄心”的重要信心来源。

　　产业转移首先带来的是城区框架的扩张。仅就南充而言，近3年来，随着承接产业转移的快速推进，南充建设了高坪航空港工业集中区、嘉陵工业园、南充化学工业园等四个产业园区，搭建了60平方公里的产业新城框架，等于再造了一个“南充城”。

　　更重要的是产业转移正在打造一批中国新的制造业中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IT产业，2010年，世界IT产业见证了一场大迁徙。惠普、戴尔、富士康、宏基等IT巨头从中国沿海陆续迁至西部，促成中国西部“硅谷”的形成。

　　“在产业转移的推动下，西部地区已出现‘四小龙’(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未来5年将领跑全国增长。”四川省社科院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庆称。

　　这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人口的吸纳能力。“过去我们考虑的是人到哪儿去、钱从哪儿来，现在则是人从哪儿来，钱怎么花出去。”中部一位官员告诉《决策》。

　　没有谁会怀疑这些地区“十二五”规划的成功概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将承担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重。但当城市病、社会阶层变迁、社会公平等问题，随着城市变迁一同到来时，这些地方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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