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领导的洋枪队在浙江宁波集合训练

清末北京街头的百姓

1902年，慈禧太后（后坐者）和光绪皇帝在紫禁城接见各国使节

　　家族规则

　　慈禧为什么会选择溥仪？历史现场的纷乱，都是现实利益，自无可靠答案，必须拉开基本的时空距离，才可能略有所得。

　　独裁政制，最重大的挑战是继承人的问题，中国自秦以来，这样的故事延绵不绝。这一问题延续到清雍正皇帝，他创造了“密建制度”——皇帝密写立储谕旨封于匣内，死后开启。这一制度基本上算解决了皇子争位的动荡。由雍正而至同治，一切正常。但是，问题也出在同治时代——辞世时刻，同治没有子女。

　　皇帝无后，在中国历史里，也无稀奇，只是问题在于谁来挑选承继者。或者，更直接地看，当时谁是清朝的主政者。这个人当然是慈禧。

　　慈禧如何上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咸丰皇帝逃至热河，当时的说法叫“巡幸木兰(今承德)”。一年时间，咸丰亦不起、将辞世。临终之前，咸丰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王臣”，以辅助他唯一的5岁儿子载淳(同治皇帝)。但是，这一人事安排，未兼顾权力平衡：咸丰的两个弟弟，六弟奕訢与七弟奕譞，以及同治的生母慈禧与皇后慈安，均与权力无涉。所幸，咸丰给两位皇后留下了“御赏”与“同道堂”之印。当时，八大臣认定，这两印只是走个过场形式而已，八大臣之一的载垣甚至说得直接：“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但是，未料慈安、慈禧坚决，必须看折，有印在手，不给看不盖印。女人情绪，在政治里，虽为不按规则出牌，但是强悍。不过，政治断不是如此闹情绪，慈禧之谋是联合皇弟奕訢与奕譞，将肃顺等八大臣收监或斩首。于是，慈安、慈禧垂帘听政。慈安当然比不过慈禧嗜权，慈禧由此开始执掌清之权柄。

　　清史著者一般将同治在位的13年称为：同治中兴。但是，这13年，同治基本还是个孩子，正式执政仅两年，就去世。那么，这一中兴，究竟功可归谁？如果完全忽视慈禧之价值，恐怕不智；转由慈禧的角度观察，这些年的垂帘听政，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心理与信心呢？答案将在为同治选择继承人时产生。

　　当时，摆在慈禧与所有皇族面前的，有两个现实。其一，同治皇后已有身孕，是否需要等待这个孩子出生再定？如果是儿子，当然一切问题全将解决；其二，咸丰是以皇四子身份承位，他这一支无后，按一般家族原则，则当由咸丰的哥哥，亦即皇太子那一支的后人继位。这是其时舆论的主流。

　　如何选择？《慈禧外纪》很精彩地记录了这一有25位皇族与权臣参与的讨论过程：

　　慈禧首发言曰：“皇后虽已身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也。”其余大臣，似亦以此议为然。慈禧曰：“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军机处大臣及各大员中有3位汉人，极以太后此言为然。谓南方乱事未定，如皇位久悬，其势实不稳固。此时慈安太后发言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恭王在下闻之，叩头言不敢，又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伦(即皇太子那一支后人)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伦之父载淇，亦叩头言不敢。……(慈禧)转谓慈安太后曰：“据我之意，可以立奕譞之子载湉(即后来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恭王闻之，怒谓其弟曰：“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慈禧曰：“可以投名法定之。”慈安太后无异言。其结果则是醇王投溥伦，有3人投恭王之子，而众人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位遂定。盖慈禧志意既坚，而众人皆向戴慈禧为中国之主者，故多遵慈禧意，投醇王子。慈安太后则向主谦退，遂一听慈禧之所为。

　　这段极具戏剧性的叙述，证之其他史料，并无可证实的证据。尤其“票决”，几无可能。但此刻选择嗣皇帝，竞争之剧烈却是事实。如此残酷竞争，最后醇王之子载湉胜出，奕譞内心的恐惧，当然真切。这时的载湉、后来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那么，再度垂帘听政，自当必须。如果说，当年联合咸丰之弟奕訢与奕譞，扳倒肃顺等顾命大臣，权力意识尚为初步，现在，经此嗣皇帝的选择，慈禧已是意志坚定，她要掌控国家。皇太后主政，制度尤其继承制度安排将与往常迥异，这是前提，失去对此的体察，将可无得窥慈禧后来的种种安排，特别是对溥仪的选择。

　　皇帝主政，他的寿命多长，权柄即把握多久——乾隆皇帝不愿意比他爷爷康熙在位时间长，所以执政到60年的时候，就自己退位当了“太上皇”，但是权柄仍在手里。按清朝祖制，女人主政没有合法性，权力机会与条件只能是皇帝系幼主，这时才是制度之外的权力真空期。

　　但是，无论幼主多幼，终究会长大主政，这更是女主的挑战。慈禧如何选择？

　　没有意外，慈禧的选择在血缘与姻缘两端。

　　载湉(光绪)是谁的孩子？当然是醇王奕譞的儿子。但是，我们不可忘了他的母亲系慈禧的妹妹。女人的机巧，岂可轻视。有意思的是，慈禧的这个妹妹，倒是与她的性格反差甚大，极刻板。《爱新觉罗·载沣》一书所述：据说咸丰去世后不久，慈禧请来妹妹看戏，坐在前排的这位妹妹双眼紧闭，不着一声。慈禧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现在是国丧期间，不可娱乐。慈禧莫奈她何。虽此，她俩毕竟是亲姐妹。慈禧后来为光绪选的谁家女儿做皇后呢？她弟弟的女儿成为光绪的隆裕皇后。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全系慈禧家的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然后由婚姻结合，这种关系构成的清宫图景，自然需要细细辨识。稍后，载沣亦长大成人，慈禧又废掉他家所定的那门亲事，自己的近支已无可许配之人，便将宠臣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而溥仪就是这位瓜尔佳氏所生。——如此重重关系下缔结的婚姻，当可保慈禧之权柄而不失？相信，这至少是当事人的愿望。

　　为什么会选择才3岁的溥仪入宫，答案在此。慈禧需要这段体制外的权力真空期，也希望凭借血缘与姻缘来控制权力。王朝的姻缘关系，尤其是皇族与权臣，多数基于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研究一下袁世凯儿女们的婚姻，其对象皆为疆臣与皇裔，从无例外。只是，慈禧主政，皇权社会的家族规则，被她发挥到了极致。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权力之于慈禧，她是主动的。称其嗜权，并无失当。那么，这对清朝后期之走向意味着什么呢？换言，更深刻的问题是，清一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清朝中国

　　后世读中国历史，无可绕开的是家族传奇。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确如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是，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

　　治清史者，一般将1861年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论为慈禧主政的开端。那么，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论及中国各朝：“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朝，则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显然，明清两朝，才是专制权力真正形成并实施之际。而过去的皇权时代，是何权力结构？“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到了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是皇帝秘书。”但是，细究明朝，君权虽然开始集中，但漏隙仍多，钱穆论述：皇帝不懂之事，要咨询大学士(秘书)的意见，于是大学士有了“条旨”，即“票拟”，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皇帝偷懒，则将直接以“票拟”发出，由此大学士可弄权；之后皇帝再懒，跟内阁也不见面，则由太监联络内阁与皇帝，继而太监也有了擅权的机会。皇帝之权，旁落他人之手。这是明亡之内因之一，清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清一朝，聪明强悍的康熙执政61年，权力已高度集中；而继任者、精力极其旺盛的雍正皇帝又创造出了只是服务皇上的秘书班子“军机处”，权力已不容旁落。其制度设计：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下发。——如此制度，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皇帝无法倦政。而皇帝批阅奏章的专用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动则杀头。

　　由秦始皇开始的“一切皆决于上”，至雍正终于真正完成其制度结构安排。由此，清一朝君权臻至顶点，是真正的专制时代；但同时，又对皇帝的能力与精力提出巨大挑战。康熙在位61年，其“勤政、爱民、崇正学”(萧一山《清代史》评论)，为其子孙做出了表率。清代这一“朕即国家”的高度集权体制，即使康熙也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这种体制之下，君主的贤与不肖，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自然超过先前历朝。后代皇帝，无论咸丰，还是女主慈禧，拥有此等权力，其功其咎，自无可遁。

　　雍正创立“军机处”，始自1726年准备对西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因其事务机密，所以成立军机处处理相关事宜。传统中国之结构性矛盾，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创造性地提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内陆边疆的争夺，才是中国历朝之核心性挑战。而若以“塞防”与“海防”论，当然中国历史上对外问题，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论：“均起于塞北，东南海疆大致安谧无事。”只是，至清朝中叶，塞防这一国家的核心性挑战，或曰母题，开始转向“海防”。

　　清人以关外满族身份入主中原，其塞防问题，已削减许多。传统中国的茶马贸易，以茶易马，至清康熙初年，即渐衰微，很简单，过去的边疆，现在已为清朝的内地，清政府已有条件自己组织养马，而无须依赖交易得马。但是，西域厄鲁特尤其是准噶尔部却一直是清朝的挑战。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1759年，乾隆平定整个东突厥斯坦，随后实行了军事占领，并正式将西域定名为新疆……中国统治伸展到中亚心脏塔里木盆地。乾隆时代的中国，其版图大于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

　　杰出的皇帝配之前无古人的高度集权制度，仅三朝历史，清朝即达高峰。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评论：“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偶尔，后代读史者，不免感叹，专制主义尤其高度集权相当长时间内，几乎被论为中国传统之恶疾，亦为中国衰落之关键因素。但是，传统中国被称道的盛世由何而来？杰出人物若无专制制度之保障，恐怕也难。多读而深思中国历史，人事与制度之外，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量的出现，曾经已至高峰的权力制度，不免崩坏。断而言之，环境之价值，历史学家郭廷以论：“任何民族的命运，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

　　无上的权力以及辽阔的疆域，前辈皇帝已经创造出来，后代国君，无论咸丰皇帝，还是女主慈禧，将会如何作为？探究此道，我们必须从人事与制度关系，跃进至环境变迁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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