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中）与隆裕（右一）、瑾妃（左一）等合影

清末，一群西洋侨民在华北地区旅游

1905年，在天津的列强军队准备举行阅兵典礼

　　王朝轮回

　　那个被无数戏剧反复演义的人物和珅，确实可以被视为清王朝的妖孽，他的出现标志清朝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折。

　　65岁时，乾隆皇帝看上了只有25岁的和珅，和珅当时只是御前一侍卫，不过人长得英俊潇洒。此后，和珅一路飙升，两年后，即获得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而这一权力过去只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从1775年被青睐，到24年后乾隆去世，和珅积聚了高达8亿两的家产，而乾隆一朝的每年岁入(财政收入)只在4300万～4800万两。

　　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处决了和珅，对于被没收的和珅财富，民间的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历史学家萧一山记录和珅的家产清单里的一些项目，极具趣味：金碗碟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比之当下，也是创纪录。

　　仅仅将和珅看做一个腐败的故事，格局将小。从传统中国朝代演变来看，乾隆一朝达至顶点后，无论爱新觉罗家族，还是这个国家，其前进的动力亦渐消退，享乐成为潮流，以乾隆下江南为表征，也恰在其时，和珅出现。清朝一秉明朝旧例，官员的薪俸定制较低，正从一品文官的岁俸仅为180两，而正九品则低至33两。如此低薪，当然难以生活；为此，清政府又向官员们支付“养廉费”，历史学家萧一山统计：其数目往往是正规薪金的100倍。如此薪俸安排，使官员寻找“体制外”的收入，没有了心理障碍。加之和珅的示范，徐中约描述：“和珅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

　　在乾隆退位的倒数第三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晋见了他。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说明两个文明的碰撞，因而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察则被忽视。即使是访客，即使不懂汉语，马戛尔尼还是明确意识到中国官场贪腐严重，他的证据是：英国的使团，清廷批准的是每天1500两津贴，这哪里用得完？他的结论是：“东洋孔夫子之孙与西洋财神之后裔同其为不肖。”他的预言相当犀利：“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问题是，哪一位清朝皇帝才是马戛尔尼所称——才不敷用的掌舵人呢？

　　仍用中国传统朝代更替之“王朝轮回”的方法论观察，清在乾隆晚期，衰兆已现。很简单，王朝前期高速推进的成本，此刻已经显现，并且持续恶化。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按此逻辑，经三朝而至乾隆盛世之后，其成本是什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统计：166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至1.5亿之间，到1800年上升到3亿。但是，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增加，1661年时全国有5.49亿亩耕地，1812年时仍只有7.91亿亩。耕地增长不到50%，而人口增长却超过100%。许多农民被挤出土地，背井离乡，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稍稍放开时间尺度，罗尔纲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里，提供了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清代人口1741年为1.43亿，1850年则达到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5.49亿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亿亩，仅增长35%。人口与土地增长之间的落差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从7.91亿亩减少到7.37亿亩，而此间人口却由3.61亿增加到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86亩。

　　问题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越冲突，土地的集中度越高。统计表明：清代初年一亩地一般值一二两，而到清中期就涨到七八两了。据此计算，彭泽益在《太平天国革命思潮》里估计：60%～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实物支付而是转换成货币，这个过程又要被多刮走地租的30%。若以一亩产出3石论，两项相加，最后耕种者只能剩下1.05石，不可能养家糊口。

　　社会动荡，箭在弦上。乾隆之后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60多年，由此进入乱世。

　　外部挤压

　　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在其初期，绝无浪漫可言。

　　仍回到“王朝轮回”逻辑，在土地人口已经矛盾尖锐时刻，鸦片却开始大量输入，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里计算：19世纪初年，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1812年进口货物1270万两，出口1510万两；1813年进口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这是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但鸦片为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1818年进口总额约1880万两，出口约1400万两，相差约400万两，加上300万两的鸦片售价，合计入超已达700万两。这意味着中国白银无可阻止地外流，由银漏而银荒。

　　历史学家李守孔分析：1两银子在18世纪时兑换1000文铜钱，而在1845年，其市价超过了2000文。兑换率增长一倍，实际就减少了人们一半的收入，因为，尽管银两和铜钱都是中国通用货币，但充当市场上基本交换媒介的是铜钱，买米用铜钱，付薪水也用铜钱。1石米以前卖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兑换率值3两，但在1845年，根据上扬了的2000比1之兑换率，1石米只能换到1.5两。实际上，这意味着农民的地租负担重了一倍。

　　农业社会的中国，所有压力皆由广大而分散的小农承担，如此格局，理解太平天国起事，乃至捻军、云南与西北回民起义，当无意外。王朝之治乱，顷刻转换。

　　中国现实内部压力之下，西方列强亦在此刻急迫地进入中国，所谓现代化因素，由此又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要素。

　　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里，开篇即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为什么他又要以“万历十五年”为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书呢？“1587年(万历十五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西欧由地理大发现开始，继而殖民扩张，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实则也为人类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亦无可独善其身，不得不被迫挟裹其间。由此而观，清一朝最为核心的结构性矛盾，即为现代化的挑战。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轮回转折恰与列强进入中国的冲突形成时刻不期而遇。

　　清朝皇帝已在制度上完成了绝对的集权，那么，他们有能力来面对这一挑战？还是如马戛尔尼所预言那样，成为悲剧的、“才不敷用的掌舵人”？

　　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细数下来，咸丰一朝(1850～1861年)最为悲苦。

　　1854年，新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包令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鸦片战争后，清朝与列强各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中美望厦条约》里约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是英公使提出修约的基础。英国既已提出，那么，相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提出要求。当时叶名琛应对之策，现代人看起来颇为难解：一、拒绝见面；二、所有西方外交文书，迅速答复，但各种要求则一律拒绝。包令的修约照会，叶名琛依然如此办理。之后，双方又在见面地点——“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还是城外仁信栈房”，进行了极其耗时的纠缠。包令烦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当然知道包令的动向，咸丰皇帝也知道包令的选择，只是办洋务的叶名琛都不把修约当回事，咸丰皇帝何须操心，他仍指示一切由叶名琛办理……没有意外，双方冲突必然。

　　3年后，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1857年12月28日，英法攻城；此时叶名琛镇静自若，炮火之下，仍在总督府内寻检文件……之前他曾扶乩，相信过了30日，便一切可以了结。城破后，叶名琛还是从容不迫，告诫士绅说：过了1月9日，便可结束。这个时候，实际情况是他已经被联军俘虏。最表面地看，联军轻取广州，主要是叶名琛没有做任何城防措施，当时清官场对他的描述极准确：“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堂堂清朝之总督，竟如此愚顽？读史至此，疑惑其实多过愤怒。细看叶名琛之历史，26岁中进士，也算得上天才少年；之后，38岁即官升广东巡抚，一方边疆大吏，咸丰皇帝的宠臣，当然断非无能之人。若究其有违常识之举的原因，当须由咸丰的谕旨破题。简言，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其《苦命天子》里总结，咸丰的全部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做出任何让步。——不可让步，才是关键。

　　皇权在清一朝，已至顶点，咸丰有此定论，叶名琛如何自处？“不战不和”种种，恰恰是此种制度之下最“理性”的选择。叶名琛太特殊，所有治清史者，无不论及。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议论最公：“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叶名琛知道军事上中国无法抵抗，如果他动武而挑起一场灾害性的战争，他将会像林则徐那样以流放结局；相反，如果他执行一项抚靖政策，他又将招来皇帝的不悦、公众的谴责，颜面丢尽甚至于被流放，就像琦善和耆英的命运。身处两难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同时板起一副对洋人冷淡、傲慢且极度藐视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却指望这些唯利是图的蛮夷不会以牺牲其商务为代价而延长这种动荡局势。”

　　后来，带着一本《吕祖经》的叶名琛被英军带走，这位自称“海上苏武”的清朝疆臣，3个月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悲剧的一幕再度揭开，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暴戾的列强

　　清朝的疆臣，进退皆得咎，原因何在？简单地看，外部因素，或者说现代化的力量进入中国，在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是一种陌生而缓进乃至突变的过程。由外交礼仪的中西不适为开端，继以鸦片交易追逐利润，这两个一隐一显的因素，略有冲突即酿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此，由叶名琛而启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如此。这一时刻，已到突变阶段。所以，咸丰一朝，不是官员进退无章，而是咸丰举措无当。

　　咸丰就果然是那个“才不敷用的掌舵人”？以清朝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他当然必须担当责任；只是，如果退半步而观，便可知简单论世论人，亦将失当。中国此刻正处于一种国家结构性矛盾转换之际，认清它，尚需时日，因为人类的理性有限度。

　　轻取广州的英法联军去到天津谈判，他们的要求是：在北京常驻公使、开放长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以及赔偿。而且，“常驻使节”是核心问题。73岁的清朝谈判者桂良，没有能力拒绝——英国人直接而蛮横，“不接受，即进军北京”。于是桂良转而使用全部手段来说服坚决反对在北京“常驻使节”的咸丰，甚至用出这种卑劣的说辞：“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条约)即可作为废纸。”咸丰的属臣，真是不易。

　　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又想出废约之法，即向英国人提议免除其商品的全部关税，而使条约废止。免税！咸丰才是真正的愚顽之人？以后世读史者所具备的世界知识判断，当然！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呢？

　　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分三个层次：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国。中国皇帝当然是“天下共主”。按此逻辑，英国、法国，其地位只应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如何能与“天朝”平等？看起来，表现为礼仪之争的叩拜与否，实则是涉及“天朝”的政治性原则问题。咸丰的拒绝，在茅海建看来：“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被动地而非内生性地进入近代，进入现代化，其苦痛过程当然有人承担。只是，后世评论，否定批判，过于轻率。

　　在攻取广州后，战争未能停止。英法联军1860年攻入北京城，并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难，并在此辞世。

　　经此一变，列强由贸易交往，果然成为后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政治性力量。甚至慈禧联合皇弟奕訢所发动的宫廷政变斩肃顺等人，亦有赖这种力量的介入。当时恭王奕訢在咸丰逃难去承德后，留守北京谈判，结果给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奕訢在朝廷正式权力之外，获得了另种制约性权力，即洋人的支持。英国公使布鲁斯在写给伦敦的一份报告里，透露了英国在这场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在过去12个月里，我们培植了一个倾向并相信作友善交往之可能性的派别，且有效地帮助了这个派别掌权，这决非是细小的成功。我们业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顾问。”

　　由此开始，王朝政治，大至政策确定，小到人事变动，列强作为一种制约性力量，已经深深渗透其间。

　　所谓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史，两次鸦片战争对王朝最重大的启示是，传统的塞防，由乾隆一朝平定之后，现在已让位于海防。稍后的买船造船，以及建立北洋、南洋海军，皆由此而出。但是，塞防的新问题，此刻也同时出现。

　　俄国探险者、冒险家在16世纪中叶即已穿越西伯利亚而抵达乌拉尔山脉，明末清初，这是中国王朝在塞防上必须面对的一股新型力量。1689年，康熙皇帝决定与俄国人缔约，签订《尼布楚条约》。这项条约是中国与一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项协议，这种平等的条约，对清朝而言，相当罕见。历史学家分析，主要原因是康熙皇帝认为俄国的中立对中国巩固其北部和西北部边界至关重要。签订此约后，康熙以及后来雍正、乾隆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西域的厄鲁特人。

　　郭廷以认为“遏止了俄人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东北达160年”的《尼布楚条约》，在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开始之后，俄人图谋改变。而结果，郭廷以描述：“1858年5月至1860年11月，两年半时间，英、法、美在中国获得的权利，俄国几乎一一坐享。英、法用兵4年，固已满足其所欲，俄国不费一刀一枪，独自取得了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较现在的东北尚大。从此完整的东北成了残余的东北，海岸线大半见夺，北太平洋成为俄国的地中海，海参崴成为俄国在东亚的海军基地，残余的东北陷于俄国的两面包围。”东北之外的西北，“1869至1870年，斋桑湖一带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亦为俄所有。原属中国的塔什干、撒马儿罕、布哈尔、浩罕，先后悉遭并灭。总计西见夺于俄国的领土并不小于东北”。

　　1860年，欧美海权国家从广州向北推进至上海再至北京，而陆上国家俄国则从西伯利亚—满洲边界向南推进到北京。徐中约评论：“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彻底打败并羞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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