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慈禧葬礼上送葬的队伍

1902年，袁世凯、马玉昆及其部下护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回宫

　　失衡的结构

　　在承德去世之前，咸丰皇帝看到了解决英、法问题的条约，外患似乎告一段落。但占据南京，并自立新朝的太平天国，此刻仍无决定性意义的消息传来。

　　一般历史规则是，外患将至，国家力量将因此而被凝聚。但是，咸丰一朝颇悲，早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前，太平天国即起义，如旋风般掠过半个中国。更不幸的是，这一符合王朝更迭模式的农民起义，所秉之本：反对满洲异族统治。清人入关，即被高度重视并屡屡施之高压解决的民族矛盾，被洪秀全轻轻点破，并张目为本。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其自述里，即将洪秀全的起义，视为启蒙他的改变中国的关键要素。而且，孙中山所秉旗帜，同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说现代化是清一朝所面临的历史挑战，那么，民族矛盾则为与之并列、同属国家结构性矛盾。当然，乐观来看，将这两者视为国家动力，亦未尝不可。

　　咸丰现实的麻烦是，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军队，同时他也没有钱。

　　咸丰临朝，立即需要知道的是国库还有多少钱。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报告说，存银仅800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太平天国事发，战争启动，兵款从何而来？咸丰为朝廷计，当然不计成本。茅海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这跟后来袁世凯驱剿武昌起义，上奏要求“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没有分别，只是后来能卖的是旧存瓷，而非咸丰朝的大金钟。咸丰立即命令销熔，结果这3口在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2.7万两(金钟内质成色是金三、银五、铜二)。

　　多方筹款3年，至1853年7月，总共筹集近3000万两银子供应前线。这个时候，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而前线战事呢？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战争的情势之下，由中央控制财政，已无可能。而此时，咸丰又采用了饮鸩止渴之策：一、官兵减俸减饷；二、开捐例，卖官鬻爵；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竟有面额高达一万千文的。这当然是愚人愚己的玩法，于事无补。也在此时，去扬州办理筹饷事务的刑部侍郎的幕僚想出了一个“厘金”之策，即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当然，作为回报，对这些交纳者亦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在当时，这事实上是强行的捐例。但是，从现代商业角度看，这相当于商品的过境税与商业税。

　　咸丰同意了厘金制度，于是在清朝国家财政税收网络之外，另辟新的税收体系。虽是战争的特殊时刻，但王朝的中央集权的关键部门，财政税收体制，有了分权之实。

　　与厘金制度几乎同时，是曾国藩湘军的崛起。这同样是中央集权之下国家控制军队体制，转由地方控制军队，亦一分权现实。传统的“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兵为将有”。后世北洋政府的连年混战，源头在此。

　　1854年，曾国藩在经历了甚至让他自杀未遂的失败后，否极泰来，将太平军赶出湖南境内，并在当年10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16个月的重镇武昌。这是咸丰临政以来极其难得的胜利，他迅速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曾国藩以及他的湘军的危险性，迅速被注意，有军机大臣提醒咸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种警惕当然有理。事实上，这种地方乡勇形成的武装制度，而且兵为将有，后来确实祸乱中国。

　　但是，战争毕竟特殊，胜利才是关键。

　　“署理”，虽为暂时代理之意。但咸丰明白其间危险之后，又迅速收回成命，而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专办军务。之后，在职务上，咸丰一意坚持，不予曾国藩任何任命。直至1860年，属于国家军队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不得不借曾国藩之力，才在曾国藩练兵并开战8年之后，加其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

　　1864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入南京，当年6月1日，自说“古来哪有皇帝做囚徒”的洪秀全自尽。战争结束。这时，离咸丰去世已有3年。

　　通阅清史，后来所有变化的结构性因素，皆由咸丰一朝出现，毫无含糊、极其分明。11年的执政时间，咸丰皇帝承担了先祖们所有辉煌的成本。国家之根本，财政与军队，在此朝中央与地方两分，完全失衡。那么，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以及民族矛盾的压力，应对之策，则又徒添困境。若究辛亥革命之原因，则必须回溯至此，方可洞悉其源。

　　那么，知此格局，不免疑问，这一国家危机，真可由爱新觉罗一个家族来承担，并将国家顺利地导引至现代社会？

　　权人慈禧

　　面对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两场战争的咸丰皇帝，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念头？自然，这非正史所可载内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所录一段，看起来，还是可信。咸丰曾对他的老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感叹：

　　“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按此记录，咸丰自认自己这朝，虽不应当亡国，而必定会亡国了。确实悲感。也因此压力，咸丰在野史作者的观察里，“咸丰季节，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咸丰)以醇酒妇人自戕”。据说，咸丰每饮必醉，醉则大怒。同时，私生活也开始放荡。清廷为了保持血统的纯粹，制定宫内不许有汉女——这一规定被咸丰所破，许指严《十一野闻》记录：咸丰所喜汉女中，以“四春”最为著名，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但是，与此四春并列的满族姑娘则是：天地一家春。而这“天地一家春”，即为慈禧。

　　在咸丰眼里，或许慈禧以美艳而宠。以美艳名世，这是她所期待的自己的人生吗？在她26岁的时候，咸丰去世了。答案迅速揭晓，她更热爱权力。

　　清一朝至咸丰年间，其危势，确实亡国边缘，汉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拯救了王朝。按功行赏，这是定例。清王朝为着统治，在关键权力岗位上，尤其是总督与巡抚这样的疆吏位置，一般以汉满两族平分其位置。清一朝整体而言，57%的总督和48.4%巡抚为满族人，相对应，则43%的总督与51.6%的巡抚是汉族人，基本平均。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情势变化，以咸丰临政而开始的1851至1911年——整个晚清，65.4%的总督与77.8%巡抚都是汉人。关键岗位上的汉族官员，人数已相当占强。这自是另种矛盾，稍后当引发严重局面。

　　太平天国、捻军以及云南、西北的回民等全国性与局部性变乱，在晚清历经28年(1850～1877)，有估计1851至1865年，中国人口之死于战乱者，至少为2000万或5000万。官方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浙江约为3000万；而及至1874年，江苏约为2000万不足，浙江约为1100万不足。而这一统计如凿实，则仅两省就减少4000万人……战争当然祸国祸民，只是相对冷酷而以治乱的王朝轮回观视之，清历经咸丰一朝而未亡，当或进入治世才对。土地与人口之剧烈冲突性关系，相信此际已相对缓和；民众的民族仇恨情绪，开始让位于权力集团的满汉对立。

　　慈禧能带领这个国家，迎接挑战，进入现代社会吗？这个问题，其实辛亥革命已经给出答案，无法假装不知而重新设问。所以，真实的问题则是，究竟慈禧是延缓了清朝的覆亡，还是加速了它的覆亡？

　　阅读慈禧，是一个情感复杂的过程。慈禧当权初期，相助最力的当为恭王奕訢。作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此前清廷规定皇族不可进入军机处，至奕訢而变，可见他权势之炽——奕訢自然不免骄横。平定太平天国第二年，慈禧决定惩罚他，招来各色权臣，要给恭亲王定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窃取权力、组党结派和专横跋扈等罪名。然而，这些官员不敢卷入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皇叔嫂之间的家庭纠纷之中，便请求两位皇太后自行决断。于是，愤怒的慈禧亲自起草了一道懿旨，解除了恭王所有的职位。历史学家也不免八卦，多数述此事件，会补充写道：“这条懿旨以错别字连篇而著称。”稍后，在其他皇族的请求下，加之恭王也来忏悔，慈禧恢复了奕訢大部分职务，但“议政王”之衔，再未授予。所以，清朝早期的摄政王多尔衮的故事，慈禧时代，在奕訢身上不可能发生。

　　一般史论清朝自1861开始的“同治中兴”，以及由此延续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主要是恭王奕訢与李鸿章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由那条错别字连篇的懿旨来看，能控制奕訢的是慈禧，如果失去她的支持，如何中兴与自强？

　　嗜权的基础是有驾驭属臣之能力，显然，如果真的失去奕訢，相信慈禧自己运转朝廷断无可能。奕訢如此显赫，弟弟奕譞未必能够一直心如止水。对于主持对外的恭王奕訢，身为醇王的奕譞不满而直言：“办夷务之臣即秉政大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朝廷势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实盛世不宜有者。”奕譞情绪，颇为激烈，“欲尽君臣大义，有伤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制衡奕訢之力，慈禧找到了奕譞。后来种种姻缘结合，奕譞似乎尽占其利。但现实权柄，奕譞于1889年出来管理海军，甚至还挪用海军军费来逢迎慈禧，但发现与皇嫂慈禧共事，远不如想象的容易，未及一年，忧愤成疾而逝。

　　所以，权力逻辑才是能够理解并解释慈禧的方法论，失败的“百日维新”；后来酿成大祸，使慈禧再次西去避难的“义和团运动”，细究起来，无不有慈禧感受权力受到侵占，即将丧失的危险，而做出的激烈反应。这真是悲哀之局，嗜权而有卓越驭人之术的慈禧，为能持权而间接使清朝维系48年而不坠；但是，除了权力，慈禧眼里并无国家，更无世界。

　　妇人慈禧为什么竟能在权力巅峰稳居达48年？徐中约的结论是：“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但是，制度性的皇权保障已由雍正皇帝创造出来，而那个时代，各种压力并至的年代，正是需要一位伟大的帝王来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可惜，最需要的时候，只有权人慈禧，却没有强人皇帝。这当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何尝又不是中国的悲剧。只是，历史的逻辑向来无情，大浪淘沙，才会见千古英雄。

　　清亡时刻

　　慈禧最后时刻的权力制衡安排，对于载沣与隆裕，实算公平。如果载沣强大，则有机会成为多尔衮那样一朝之顶峰摄政王，即使不济，也可如恭王奕訢一般，成为一代权臣；反之，隆裕如果聪明坚韧，慈禧即为她的榜样。

　　只是，末世尽出不肖子孙。

　　载沣一上任即任命自己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管理军咨处。肥水不流外人田。而由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而形成的满汉权力集团冲突，也终于让载沣引爆。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满人得了8个(其中皇族占了5个)，蒙古旗人1个。如此安排，一时舆论大哗，“皇族内阁”如何可能拯救清廷于万一？作为一种标志，“皇族内阁”的出现，意味着清廷已到完结的临界点。细研载沣摄政3年的作为，唯一称得上果敢的只有一件，即将袁世凯开缺。但是，即使这件事，原本载沣的初衷，却是希望将袁世凯处决。《爱新觉新·载沣》一书称，后来，载沣最为后悔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袁世凯窃走了他们的大清国。

　　甚至，作为父亲，载沣未能得到儿子溥仪的敬重——《我的前半生》里，溥仪对父亲载沣之不屑，甚至无法掩饰；作为丈夫，载沣亦未能得到妻子的认可，据说载沣辞去摄政王回家，很轻松，说现在可以在家抱孩子了，他的福晋(妻子)痛哭不已。

　　1911年12月6日，载沣向隆裕缴还监国摄政王之印，奏请退位。制衡的权力结构，一方退出，绝对的机会。没有任何犹豫，当天隆裕即下懿旨同意。清廷权力，又进入皇太后弄权时刻？当然。也仅仅只是两个月时间，隆裕携小皇帝溥仪，将国家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清亡之责，隆裕能脱其咎？野史所记，之后，她终日以泪洗面。国由她亡。

　　退位后一年，隆裕辞世。弥留之际，对过去的军机大臣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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