掮客，生意   

　　“人的一生拥有的财富早已注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拥有的极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价。”

　　吴英与骆华梅相识于义乌人杨军的介绍，骆华梅又将自己在义乌文化局的表哥林卫平介绍给了吴英，于是林卫平也成了吴英口中的表哥。家人并不知道吴英与这两个义乌人之间的交情有多深。事发之后，林卫平成了吴英案当中最大的放贷者。

　　吴英通过杨军第一次找到林卫平和骆华梅是2005年，几个人约在茶楼里面谈。坐在林卫平、骆华梅面前的吴英不过24岁，跟大多数年纪相仿的县城女孩差不多打扮，“很腼腆，没什么话说，都是杨军在帮忙介绍”。

　　林卫平和骆华梅从杨军嘴里知道，吴英要开足浴店和KTV，想借500万。他们对这个女孩毫无信任。况且500万，在民间资本活跃的义乌又是多么小的一单生意。“年纪太轻了，估计是没什么实力。”

　　林卫平和骆华梅还是有点犹豫，打算亲自去东阳看一看，车开到一半突然又折回去了，“心里不舒服，赚这么点钱搞得这么辛苦划不来”。更何况，不熟不借是他们的习惯。吴英第一次向林卫平借贷失败。

　　一年之后，再次找到林卫平和骆华梅时，吴英“已经变了个样，能干起来了”，她带着白马服饰城的摊位项目找两人借3000万。林卫平和骆华梅觉得吴英的经营思路好，刚好手上有闲钱，并且他们还听到前一年吴英从别人那里借到的500万资金坚持下来了。这一次，他们把钱借给了吴英，双方的借贷关系一直维持到事发。

　　随着吴英的商业网络越铺越大，她的资金源头就更加像一个谜。她走向掮客成为一种必然。

　　在东阳、义乌一带，像林卫平和骆华梅这样的掮客并不少见。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即使是大企业背后也有民间资本在支撑，而作为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想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是几乎不可能的，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是靠着各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

　　“我们东阳人去外地包建筑工程，一下子要几个亿，房子建到一半，建筑材料要钱，工人工资也要钱，这些钱银行贷不出来，就只能去借。”房地产投标需要几个亿，在掮客那里很容易就能借到，中标之后连本带利，掮客和下线们都能赚上一笔。

　　潜在的需求刺激着这块区域的经济神经。头脑灵活、人脉广的人悄悄地做起了这笔生意。依靠着熟络的人际网，民间资本渐渐汇聚到掮客手里，再由掮客借贷出去。

　　在这里，民间借贷是一种风气，也是生财之道。

　　人们似乎都清楚高利贷背后同样存在风险，但并不妨碍他们将钱交给掮客。维系双方合作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信誉。掮客们对于每笔生意也甚为谨慎，不熟、实力不够、收益不大的都有可能被他们拒绝。他们依靠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铺开各种管道——哪家有钱，哪家缺钱都在他们掌控之中。做到一定信誉的掮客往往就像等鱼上钩的人，很多借贷者主动找上门来，出于不信任他们可以拒绝任何一笔生意，“至于那些十几万、几十万的散户，纯粹做个顺水人情，有钱大家一起赚。”

　　赚钱始终是所有人利益的交集。放在掮客手里的借贷利息往往是银行的十倍甚至几十倍，期限越短利息越高，而处于借贷者与放贷者之间的掮客仍能攫取一笔不小的利息差。

　　“利息这样翻滚下去不得了，几乎是钱生钱，24小时睡过去就可能已经发财了。”

　　那些缺乏信息和资源的人则将眼光投向所谓的地下钱庄。在东阳、义乌等地，除了允许放贷的正规典当公司，地下钱庄以寄售行、投资公司、调剂公司等各种形式变相挂牌经营，“开个门面本身就在打广告，告诉人家这里是可以借钱的。”

　　典当公司的利息一般比银行高4倍，而投资公司、寄售行则高出8到10倍之多。地下钱庄再将利息不断抬高，“到最后利息根本吃不消”。

　　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一场赌博，而更愿意相信这是比炒股票来钱更快更稳当的投资。“如果要赌博为什么不去澳门？”

　　即使在吴英出事之后，一些掮客仍然相信，只要有人肯借钱给她，她或许就能把资金缺口填上。而对于掮客背后那些形形色色的借款人来说，民间借贷就像是把鸡蛋分别投到各个篮子里，这样对于掮客和借款人来说，都不致于因为一笔生意的失败而彻底崩盘。

　　林卫平、骆华梅与吴英的私人交情并没有外人想象的深，只是偶尔通几个电话。等到有天林卫平到东阳一看，才惊讶地发现吴英的场面已经铺得这么大了。他们都觉得她想出名，特地跑到东阳把她骂了一通。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生意还是做到外地比较好”。

　　这种考虑基于一些当事人不愿说的微妙因素。“太多人都在参与这样的生意，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公务员的身份反而更吃香。”事后有媒体爆出吴英背后的债权人名单中有部分是官员。

　　骆华梅曾多次劝吴英“把外面的钱搞清楚”，意思是让吴英把从别家借的钱还清，单纯从林卫平一处借贷，“钱要多少没有关系，但不要东借西借。”

　　吴英没有听进骆华梅的话，她还是从义乌人杨卫陵、杨志昂兄弟那里借钱，直到2006年底，杨氏兄弟从特殊渠道获悉吴英资金链即将断裂，将其软禁。

　　按照当地的隐晦说法，借贷人失踪无疑会引起掮客和下线们的恐慌。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生态圈里，只要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导致全盘皆输的结局。“资金链出现断裂之后，一旦有人闹起来，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在吴英失踪的8天里，人们暗自猜测她是不是“卷钱逃跑”。这种恐慌多少成为吴英最后落陷的导火索，而“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成为决定她命运的重要依据：按照我国法律，非法吸纳公众存款的最高量刑是10年，而集资诈骗则最高可判死刑。

　　“人的一生拥有的财富早已注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拥有的极限，那么他必定要付出代价。”吴英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急转直下

　　“你们没必要这么关注我，我只是个企业家，不是娱乐明星”

　　那个晚上，徐玉兰一直想不明白，吴英为什么给她打了电话让她去杭州，又吞吞吐吐什么也不肯多说。还有房间里的那个女人，硬要跟她们挤一张床。徐玉兰和吴英睡一头，那个女人睡另一头。徐玉兰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只知道是守在宾馆那群人当中某个男人的妻子。

　　躺在床上，徐玉兰觉得气氛不对劲，她没有和吴英说上一句话。半夜，睡在床那一头的陌生女人轻声接了电话。徐玉兰已经察觉事有蹊跷。她觉得吴英可能早就感觉到了。但是她为什么不给自己一点暗示呢，哪怕一个眼神，她也会有数。徐玉兰事后这样想。

　　第二天中午，徐玉兰吃完中饭回到东阳。吴英被几个人从杭州带到了安徽马鞍山，她的司机被安排到另一家宾馆。按照吴英的说法，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绑架，而绑架她的人就是她在义乌的债权人杨志昂、杨卫陵等人。事后，徐玉兰和丈夫努力回想杨志昂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个在各方说法里形象模糊的义乌掮客也是最早放贷给吴英的人。

　　骆华梅听闻吴英失踪的消息，给吴英发了一条短信。吴英告诉他，自己跟杨志昂、杨卫陵兄弟在一起，谈一宗珠宝生意。之后，骆华梅接到了吴英从温州打来的电话，用的还是公用电话。几天之后，骆华梅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在镇江的吴英，把她接了回来。

　　吴英回到义乌后，在公司一位高层的陪同下去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没有受理。几天后，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

　　这场当事人说法不一、未被公安机关受理的绑架案成为吴英命运急转直下的讯号。2007年1月，吴英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外界对她的各种质疑，她说“你们没必要这么关注我，我只是个企业家，不是娱乐明星”。

　　2月5日，当吴英买好从北京回杭州的机票准备登机时，被公安机关扣下。“事隔一年多，仿佛一切都刚开始。2007年2月6日对于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天。”吴英后来回忆说。

　　被抓之后，有人问她，“你那么多的钱，是不是陪他们睡觉他们才借给你的？”吴英反问，“陪他们睡觉还会要那么高的利息吗？”

　　本色集团以及下属的本色一条街在吴英被抓不久后被查封，本色的员工仍然记得那天刚好是发工资的日子。伴随着坊间各种传闻，年轻女富豪落陷成为这个小城当年最大的新闻。曾经被热捧的“本色”一条街，也在这之后迅速衰落下去，其中还包括即将营业的一家省内最大的网吧。

　　就像一场烟花，事后有人这么形容吴英的命运。      

　　“如果没有出事，本色的无形资产可能超过30亿。”吴英身边的人至今仍然相信超前的商业模式一定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在东阳以及周边的义乌等地，“本色”商业模式在悄悄被一些商家所效仿。

　　质疑也一直存在。“如果按5分利息算，3000万的本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1800万，那要多好的利润啊？哪有这么好的生意。”一位温州私营企业老板说。

　　4年

　　“如果有机会重新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选择平平凡凡过一生。”

　　37号监室。吴英被连续审讯若干小时之后，以祝素贞的名字被带到的地方。在那里，她认识了早她一个小时进来的浙江兰溪人张某。因为同是经济犯，又都是新犯，两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张某开始教吴英如何做口供，“快点讲清楚快点承认就可以取保出去了。”

　　吴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这个有点斗鸡眼的陌生女人。在这个“高墙和密密的铁丝网将看守所分成内外两个世界”的地方，她变得有些幼稚，谁说什么话她都信。跟她同一个监室的都是因为传销进来的女孩，褪去了女富豪身份的吴英，不过是一个26岁的普通女孩，“情绪忽好忽坏，性子直，涉世不深的样子”。

　　吴英非常信任这个女人，张某说什么，她就照着做。但是她很快发现，这个姓张的女人在看守所里出入自由，所里的很多管教都与她很熟。4个多月后，张某突然离开，走前带走了一张吴英亲笔手写的2000块借条。此后，张某下落不明。

　　在看守所的4年时间里，吴英给家人朋友写了三十多张明信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心情。她不止一次劝吴永正少抽烟、少喝酒，也会嘱咐家人“再帮我送几双橡胶手套，冬天水冷了”又或者要几张家人的照片、大头贴。

　　她终于敞开心扉：“我在这挺好的，说实在的我现在很安心，以前在外心理负担很重。有些事我又不敢和你们说，只有自己扛，心里的苦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过几天又是中秋佳节，这是我在这度过的第三个中秋节，心里的酸苦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她也开始读一些管理、法律类的书。她经常关注电视新闻，一看到有利于自己案情的消息就会特别高兴，“饭也能多吃一碗”。

　　在监室的女孩里，吴英显然是最有主意的一个，时常因为劳动强度太大、管教态度不好而提出意见。

　　“2010年6月18日天很热，监室里一共有22人，人满为患。监室通道又堆满了材料，每5个人身上散发的热量多1度，22人就多4度，再加上这么多的加工劳动原材料，室内温度至少有三十六七度。气压很低，一早起来刚开工，我就感觉人很不舒服，恶心，中暑了。”吴英在日记中写道。

　　一审被判死刑后，吴英利用自己在看守所里现学的法律知识为自己寻找一线希望。“我在笔记本上都做了记号，用头发丝缠绕好，如果有人翻看我的东西，头发丝就会断掉。”在她得知自己的上诉材料被翻动过之后，曾一度情绪失控喝下工业胶水企图自杀，“在看守所里，她变得更加敏感、刚烈”。

　　“这几个月来，我的内心每分每秒都承受着无奈、悔恨、痛苦和恐惧的煎熬，说自己不怕死，那是假的，因为我是人，不是神。有时候监室里的女友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个体贴的举动，我都深受感激。我们每位在押女犯都因为走上人生歧途正在等待接受法律审判。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颗善良的种子，心中也有未曾泯灭的良知。”

　　吴英出事后，吴永正每天面对着乡下那幢三层老房子，以及一台只用来玩扑克的电脑。他凌晨4点睡觉，没事的时候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因为眼睛不好，他把每一份法律文书都打印得跟挂历一样大，卷好藏在衣柜里。他不时拿出跟着他去西北多年的破皮箱，除了以前的东西，现在又多了吴英从看守所里写来的明信片和信。

　　他的反应没有以前快，每咽一口饭或者说一句话总要停顿好久，不知道在等什么。他说自己在等二审开庭，也在等谜团解开：本色集团资产拍卖的资金去向，10亿的珠宝以及1.7亿的房产去向……

　　出事前的某个晚上，在本色酒店的房间里，叶兰第一次看见吴英失声痛哭，她说自己承受不住了，不想活了，“也不知道多少人希望我死，多少人希望我活。”

　　“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选择平平凡凡过一生。”吴英在信里写道。

　　叶兰至今记得与吴英一起度过的少女时代：两人在一个寝室同睡上铺，熄灯以后，别的女生总喜欢聊八卦聊明星，吴英却不喜欢这些，她考虑的是更现实的东西。

　　“我们这边的人是比较喜欢赚钱，并不是有几百万存款就可以了，有时的确是为赚钱而赚钱。”一位东阳老板说，“所以我们理解的风险就不一样。”

　　如果不会炒股票，又不懂投资，你要怎么赚钱？在东阳，连出租车司机都会这么问你，如果你有50万，一年以后变成100万，你心动吗？

　　游走在民间庞大的闲散资金仍在源源不断地涌向当地人依靠关系网打通的地下金融渠道中去。

　　“在整个浙江，民营经济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积累，数量庞大的民间资金沉淀下来，缺乏规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业数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脉在先、资金流在后的民间融资渠道。而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之上的民营经济，在活动过程中难免会脱离经济规律甚至法律的约束，逐渐形成一块灰色地带。”杨轶清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兰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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